当代中国教经学研究中的两种佛学观

当代中国佛教经学研究中存在着两种佛学观,以欧阳竟无和吕澂为代表的一派所持还原主义佛学观,以印顺法师为代表的一派所持则为包容主义佛学观。这两种佛学观虽在很多方面体现出差异,但从佛学立场讲,两种佛学观都未能完全反映佛学的平等精神;从当代适应性讲,两者亦都难以更好地与现代人的多元价值观念相协调。因此,将太虚大师提倡的平等主义佛学观确立为佛学研究的基本观念,也许是当代佛教经学研究者的恰当选择。

圆瑛法师会通佛儒的佛学思想及其时代意义

圆瑛法师沿着汉传佛教“融儒入佛”“会通佛儒”的中国化路径,以儒家“泛爱众,而亲仁”的仁爱思想及其“博施济众”的救世精神,来诠释大乘菩萨“自利利他”“利生救世”的慈悲之道,并立足近现代中国佛教的现实处境,对佛、儒二教的经典教义加以契理契机的发展与会通。他会通佛、儒的佛学思想,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国佛教的现代转型,而且体现了爱国爱教爱和平的情怀、不存门户之见的包容态度、关注现实人间福祉的人本主义等时代意义。

东晋“沙门高士”支道林及其佛学思想

继两汉经学之后,魏晋玄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是一个重要发展阶段。玄学在传播和发展中先后形成几个思想派别,影响较大者首推三国魏何晏、王弼主张的“贵无”思想,其次是向秀、郭象借注《庄子》倡导“玄冥”“独化”的思想。西晋灭亡,琅邪王司马睿在王导、王敦辅佐下于江南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政权,玄学清谈之风也伴随士族、士大夫南移;佛教在这一时期也向江南广大地区迅速普及,以建康为中心的江浙逐渐成为佛教和玄学兴盛的重要地区。随着佛教、玄学彼此深入交流和互鉴,促进了大乘般若思想的中国化和佛教义理的纵深发展。“沙门高士”支道林,声闻朝野,长年深研佛法,特别深究般若思想,是般若学派“六家七宗”中“即色空”义的倡导者,为东晋时期“援玄入佛”、促进佛教与玄学思想结合的代表人物。

从“文化转型”到“佛学转型”——20世纪中国佛学的学术转向

20世纪中国佛学的传承与创变有"一个背景、三条脉络、一个转向"。"一个背景"是指20世纪的中国佛学转型是在文化转型大背景下发生的,是一个接受西方新思想、新方法而进行的与时代需求相适应的自我更新和自我调整的过程,具有担负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使命。"三条脉络"是指在20世纪佛学转型过程中形成的寺僧佛学、居士佛学、学者佛学三条佛学传承的脉络,他们由于文化使命和学术旨归的不同具有各自传承的特点,在共同的文化大背景下又体现出互通的方面。"一个转向"是指20世纪的中国佛学经历了从"经世"到"学术"的转向。

近代中国佛学的特点及其评价

在谈到近代中国哲学时,人们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及哲学社会科学,即所谓“西学”、“新学”的传入,对近代中国哲学发展所发生的重大影响。因此学术界对于西学与近代中国哲学关系的研究比较多。但是,我认为,在探讨近代中国哲学时,也还必须充分注意到佛学对近代中国哲学发展的影响。大量的历史资料说明,佛学在近代中国哲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并对近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有着广泛和深刻的影响。许多著名的进步思想家、学者,都对佛学研究饶有兴趣,并受到很深的影响。

契嵩佛学化的《中庸》诠释

契嵩以释为本、以儒为用对《中庸》的核心范畴进行了解读。他指出,《中庸》之“性”是真如、清净;“喜怒哀乐”之“情”是绝情之权,“修道之教”是圣人以清净之性教人制情;“中庸”是“不为”(空);“诚”为真如、为空,贯穿于万物的始终;《中庸》执中之道、孝道与佛之“中道”、孝道契合,主张将佛之“中道”、孝道纳入王道思想中。契嵩通过对《中庸》核心范畴的佛学阐释,指出儒释本来一贯,同时又指出佛家性命之学是道德性命之源,佛学既可以资政,又是根本性的学问。契嵩佛学化的《中庸》诠释不但推动了佛学的儒学化,而且有利于士大夫对佛教的接受,也给士大夫建设新儒学带来了有益的启示。

从佛学系统指向评天台山家山外之争——以知礼《四明十义书》为中心

本文试图以整体的视野——佛学系统之根本指向——为视角,以四明知礼《四明十义书》所记载的山家山外争论为中心;对北宋初期天台宗山家山外的争论进行剖析。经研究发现,佛学系统根本之价值指向,是众生与佛之间,迷与悟的转换;佛学系统根本之方法指向,是众生顿入佛之知见;佛学系统根本之目的指向,是众生断集破执。通过解读知礼《四明十义书》发现,北宋初期天台山家山外对天台典籍的理解陷入了两种路径:要么陷入因果二分的二元论,以致奉克因证果为真理;要么陷入因果一体本体论,导致奉绝对真心为圭臬。山家山外都没有契中智者大师所契中的圆教本旨,即佛学的根本指向:以迷与悟的转换为价值根本,以顿入佛之知见为方法根本,以破除我法二执为目的根本。

佛学、现代性与冥想科学

佛学在中国近代思想界以及现代性转型中占有重要地位。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对佛教的重构,寻求更符合理性、科学、新型的宗教性心灵。这种主张佛学与科学相互融合的风潮亦影响当今的佛学界,尤其是西方的佛学界,使得冥想科学(即佛教的灵修实践与现代神经学、认知科学的结合)在西方成为跨学科、跨文化之显学。从佛教的知识论及逻辑论证的传统框架,论述佛教意识、心智、灵性等思想与现代科学的碰撞:尽管佛教与科学具有相吻合之处,但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方法论上,佛教都不能简约为科学;宗教和科学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我们在尊重科学的同时,不能忽略宗教以及宗教体验独有的特质。

钟惺的佛学思想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钟惺年少时便与佛教结缘。他多年来深研佛典,并著成《楞严经如说》以阐述自己的佛学主张。因笃行佛法,其思维方式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佛教中的世界观、轮回说、心性论和破除思想,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他写景状物、造境抒情的文学创作手法。因而,在钟惺的诗歌中常常表现出奇特的时空感、变化的新旧观、强烈的主观性以及多样的矛盾感。佛学思想作为建构钟惺文学思想的因素之一,是分析他诗歌特色和创作思维的重要角度,为深入理解钟惺的文学作品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浅析紫砂壶作品中的佛学意象--以作品《僧帽壶》为例

紫砂艺术作为中国优秀的传统艺术,其以艺术性的造型外观给人们带来惊艳的同时,也承载着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符号与文化记忆。在如今多元化的艺术竞争环境中,紫砂艺术仍以独特的实用性与出色的艺术性在中国的陶瓷领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随着国家对文化创新的重视,紫砂艺术领域也掀起了一股文化创新的浪潮。在作品《僧帽壶》的创作中,其以独具特色的佛性元素给人以丰富的文化体验。《僧帽壶》是一件具有历史渊源的作品,其包涵了少数民族文化、宗教佛学、瓷器发展史等诸多元素,有着鲜明的文化特色。

中国佛学是中国哲学之主干——忆孙叔平先生之关注和鼓励佛学研究

2015年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孙叔平先生诞辰110周年。建国之初,孙叔平先生先后担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后又应匡亚明校长之邀担任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是南京大学中国哲学学科乃至哲学学科的奠基人和开创者。孙老对于南大哲学学科的开创与建设厥功至伟。

略论《空山灵雨》与印度佛学

印度佛学的佛义是许地山创作《空山灵雨》选择性接受的第一个对象,是他探索生命、思考人生的一个工具。“多苦”、“虚空”使他试图从佛教信仰中推演出一套立身处世之道。他想通过佛教研究而找到人生希望。《空山灵雨》是许地山对人生进行探索而写下的一份独特的答卷,它的文本充满了许地山研究佛学而不迷信佛学的质疑,在质疑中,他由“谈佛”走向了“反佛”之路,由信士而斗士。

略论梁启超的“应用佛学”

梁启超的“应用佛学”是近代中国佛学思潮的前身，作为梁启超思想的一个部分， 体现了他本人的思想特色。根据梁启超的思想变化，本文把他的佛学思想分为：启蒙、佛理 与经世思想冲突、以佛学为国教的尝试、作为学术与人生的佛教四个阶段。从佛学与经世、 佛学与政治、佛学与学术、佛学与西学四个方面，分析了“应用佛学”几个基本的向度。最 后把他的“应用佛学”放到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中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在与其它的佛学思想做 比照之后，肯定了“应用佛学”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价值。

当代著名佛学家吕澂先生

吕澂先生为蜚声中外的佛学家。作者亲随吕先生攻读佛学多年,对吕先生十分了解。本文就吕先生的为人处事、治学精神,尤其是在佛学研究上的卓越贡献,一一作了评介。文章写得全面系统,透彻感人。本刊特发此文,以饷读者。

论近代应用佛学思潮——从梁启超与章太炎佛学救世思想之比较视角

佛学在中国近代思想界占有重要地位,佛学救世是近代中国的一股思潮。本文选取梁启超、章太炎作为分析对象,试图通过对他们佛学救世思想的比较分析,揭示近代中国思想家如何从自身的思想背景和学术素养出发,选取与应用佛学。本文力图在分析过程中从更广泛的时空范围里去考察,将论题与弗兰西斯·培根、康德、桑塔耶那、马克斯·韦伯等近代西方相关思想家的思想相映照,希冀由此对整个近代中国应用佛学思潮,以及对梁启超章太炎佛学救世思想能有一个更清晰地把握和客观地评价。

隋唐佛教四大宗派佛学论析

隋唐时期,就思想文化史而论,在儒、释、道三教并峙的整体格局中,佛教鼎盛,出现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禅宗等重要宗派,它们拥有独立的寺院经济,形成衣钵相承的传法世系(法统)及各有特色的佛学体系:止观并重的天台义海,理事无碍的华严玄门,八识三性的唯识名理,教外别传的禅学心印,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影响中国思想文化和民族思维的重要因素。

论康有为、谭嗣同对佛学的共同关注

近代哲学家大都对佛学有所关注,但每个人对佛学的取舍和建构大不相同。其中,康有为、谭嗣同的佛学观最为接近,这通过四个方面体现出来:第一,将佛学置于孔教、佛教和耶教组成的三教关系中予以审视,热衷于对三教进行顺序排列。第二,以仁整合三教的共同宗旨,以此凸显佛教与孔教、耶教的一致性。第三,为佛学注入近代的价值理念和诉求,肯定佛学追求平等。第四,将佛学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救亡图存直接联系起来,充分发挥佛学的救世功能。

近代中国佛学的时代特征——序高振农著《佛教文化与近代中国》

佛学在中国近代的复兴,是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但是学术界对比却一直缺乏系统的研究。高振农同志有志于填补这方面的空白,他早在《中国佛教》(1986年出版)一书中已设专章论述“近代以来的中国佛教”。

有缘千里共修学——记佛学专修班

为弘扬佛教文化,让社会大众懂得何为真正的佛教,并应社会各界人士的要求,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等单位联合举办了为期一年的“佛教专修班”,得到不少读者的关心,为此我们约请专修班老师韩廷杰先生为大家简单介绍专修班的办学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