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学是中国哲学之主干——忆孙叔平先生之关注和鼓励佛学研究

2015年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孙叔平先生诞辰110周年。建国之初,孙叔平先生先后担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后又应匡亚明校长之邀担任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是南京大学中国哲学学科乃至哲学学科的奠基人和开创者。孙老对于南大哲学学科的开创与建设厥功至伟。

实践人间佛教内核 转换佛学研究课题

本文依据中国佛教近代化一度失败，最终连欲借助佛教遁世的人们也未能逃脱劫难等沉痛教训，呼吁佛教界及关心中国佛教前途的有识之士：珍视近代无数前辈用血泪换来的历史启示，在继承、丰富、实践太康大师、赵朴初居士、印顺法师等一贯提倡的人间佛教理论内核的基础上，抓住佛教教育、加固信仰、加强丛林制度建设等佛教现代化的三大环节，并以转换佛学研究课题为先声，牢牢把握我们正面临的难得与历史机遇。以此为21世纪中国佛教的振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转换以及与现代化建设事业相辅而行奠定基石。文中还结合现代社会需要，提出了一系列佛学研究课题。

哲学家视角下的佛学研究——读萧萐父先生的佛学研究论著

我藏有几千本书，平时乱堆乱放，每每为找要用的书而烦，唯独萧先生的书很容易找到。因为我总是将他的三部《吹沙集》放在我书架的显著位置，一眼就能看到。为了撰文纪念萧先生90冥诞，我从书架上取下三部《吹沙集》翻阅，希望先确立一个泛泛的论题，再仔细研读与之有关的论文。再三翻阅之后，我决定写研读萧萐父先生佛学研究论著体会方面的文章。之所以从这个方面写文纪念萧先生90诞辰，

神游鸟道贯中西——萧师与佛学研究

我的导师萧萐父教授是中国哲学史的大家，20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他有关明清哲学史的论述蜚声海内外，而他所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也成为国内许多大学哲学教材的一时首选。我自己最初对中国哲学史的入门学习，除了冯友兰先生早年撰述的《中国哲学史》外，就是从先生主编的这部《哲学史》中去作解读与领会的。

汤用彤佛学研究的文化特质

汤用彤将"汉以后中国佛学的发展"看作不同文化冲突融合的已有案例来研究,因此,他的文化主张与其佛学研究有着内在精神上的暗合。汤用彤通过自己广搜精求的佛学研究,表达了对当时文化研究失于浅隘的不满。他在研究中,一方面表现出对佛教史上转折性人物、佛教发展的地域性差异、佛学研究方法论等方面的关注;另一方面也对佛学与中国本土固有思想文化互动问题给予较多讨论,同时也注重在动态的三教冲突与融合中考察中国佛教的发展轨迹,这些都体现出汤先生的佛学研究具有浓郁的文化特质。这一特质根源于他追问"中国文化向何处走"的问题意识。

方志在佛学研究中的文献功能与作用——以《番禺县志》为例

方志是地方史书,内容非常丰富。在方志中包含着大量有用的佛教资料,如寺院的建设与沿革演变、佛教人物、与佛教有关的风物人情和名胜古迹等都可以被方志所记载。以乾隆朝《番禺县志》为例,具体展示了佛教研究中方志资料的重要性。

汤用彤先生的佛学研究

汤用彤（1893—1964），字锡予，现代哲学家、佛教史学家。祖籍湖北黄梅，1893年出生于甘肃渭源。1917年毕业于清华学堂，1918年赴美国留学，192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南开大学、中央大学教授，1936年任北京大学（包括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及文学院院长等职。1947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评议员，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办事处主任。1949年2月，出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1年起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并曾任中国科学院历史考古专门委员，《哲学研究挑《历史研究》编委。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64年逝世。

冯契先生佛学研究述评

佛教是任何一个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人都无法回避的内容。冯契先生在梳理中国哲学史的过程中,把那些可能影响人们思想的佛学理论进行了集中的阐述;他从把握性与天道关系的目的出发,对佛教“转识成智”理论进行了创新性的应用,完成了其广义认识论基础下由知识到智慧的哲学体系的构建。通过对其智慧学说与佛教“转识成智”理论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存在着某些内在的联系。

梵汉对音中来纽对译ttdd现象再探——兼论音韵在佛学研究中的作用

梵汉对音,又称华梵对音,是梵音的汉字记录,包括梵语字母“圆明字轮”、“四十九根本字”的音译和梵语词的音译。汉译佛经浩如烟海,对音材料无比丰富,是研究音韵的非常宝贵的材料。通过对音去探讨古汉语语音音值、音类的本来面目,是一条重要而有效的途径。本文仅就来纽字对译梵语ttdd的现象作进一步探讨。

近代中国佛学研究事业的兴起与日本

中国近代佛教复兴所受日本之 影响至深，本文是就其中佛学研究事业兴起过程所做的探讨。

《佛学研究十八篇》中的印度——梁启超眼中的印度佛教与东方精神

本文从梁启超与印度的关系角度探讨了其《佛学研究十八篇》,借助于已有研究成果,在梁启超个人思想转变的大背景下,揭示了梁启超重返佛学以及印度的缘由,其对印度佛教的东方精神的高扬其实构成了他建设现代中国文化的他山之石。

敦煌研究院“佛学研究中心”成立

2017年6月26日,敦煌研究院宣布成立＂佛学研究中心＂,并在莫高窟举行揭牌仪式。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世界佛教联合会副主席法宝法师,木鱼计划创始人依法法师出席仪式并致辞。 成立佛学研究中心,是敦煌研究院进一步拓展敦煌学研究,加强敦煌佛学文化研究,推进＂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和甘肃华夏文明传承区建设的重要举措。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说：＂衷心地希望佛学研究中心可以架起敦煌和世界的桥梁,

中国人民大学汉藏佛学研究中心在京成立

2007年6月22日下午,我国首个汉藏佛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汉藏佛学研究中心在京成立。这是中国人民大学继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之后,对国学进行创新性阐释的又一尝试。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书记朱晓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全国政协常委。

梁启超晚年的佛学研究

梁启超晚年的佛学研究李喜所先生在《天津社会科学》１９９５年第１期发表如题文章认为，梁启超的一生与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戊戌变法前后，他就呼吁人们学佛、信佛，希望把佛学变为维新派从事政治变革的精神武器。晚年，随着政治上的头意，精神上的匮乏，他对佛学简直到...

学修并进 经史兼综——探寻张新民先生佛学研究之学术旨趣与思想特质

张新民先生的佛学研究涉及佛教之历史、文化和思想研究诸多领域,其研究方法是将佛学研究与生命体悟相结合,研究特质为学修并进与知行不二、儒释之间与“游苑禅林”、经史兼综与中西会通,研究旨趣乃是在“儒释道”三教视野观照下之综合诠释与立体融合。其佛学研究时段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或为三个十年,第一阶段是张先生佛学研究登堂入室和重要积累阶段,第二阶段是其生命转换和身心体悟的关键时期,第三阶段是张先生学术生命之上升期和功德圆满期。主编《黔灵丛书》大型文献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广泛之影响,为国内佛教地方文献整理与研究树立了标杆并成为同行开展类似工作效仿之典范;探研《坛经》文本“獦獠”释义殆指“猎头獠人”,而解决“獦獠作佛”千年禅史公案疑难问题;创建“本体实践论”“同体殊相共用论”,不仅可以解释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理论与实践之同一性和统一性问题,而且能够打通中西过度强调差异和不同的壁垒对抗而起到实现中西文化思想之平等交流与对话之理论影响。

呂秋逸先生的佛學研究之路

本文是作者爲商務印書館重刊呂澂先生的《中國佛學源流略講》而寫的序文,系統梳理了呂澂先生佛學研究的三個階段:初期力圖向印度佛學復歸;中期將印度唯識學同中國'心學'相溝通,并最後歸結爲'人學';晚期引入唯物史觀,對佛學予以再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