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岛五律与佛教戒律的类比之误:以宇文所安的晚唐诗研究为例

贾岛诗歌与佛教关系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贾岛诗歌内容及艺术特色的视角,宇文所安《晚唐诗》从形式上发现贾岛五律的创作与释子持守佛教戒律的联系,无疑为此研究提供了新颖见解。只是将五律诗律与佛教戒律的类比放入同时代诗歌语境和贾岛诗歌实践来考察,存在诸多可疑之处,仍有待更多的证据和论证。

中国佛教戒律及其伦理意义

佛教戒律是佛教道德规范,是调控佛教信众之间、信众与社会大众、统治阶层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佛教戒律不但是佛教徒的基本道德规范,也是广大社会公民所普遍接受的社会伦理规范。佛教戒律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浅议佛教戒律的现代价值

佛教戒律是佛教弟子的日常行为规范,与道德、法律之间关系密切,在社会控制功能上具有相同之处,但戒律的持守更注重于内心的自律。戒律的制定有两个目的,一是约束和指导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二是维护僧团的和合共处。佛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宗旨主要通过戒律予以实现,戒律中包含着许多具有现代价值的思想观念,自利利他、普度众生的菩萨戒思想将佛教"扬善"的精神发扬光大,禅宗"无相戒"思想化他律为自律,"六和敬"是僧团共处的基本原则。这些积极的戒律思想不仅在佛教自身发展中意义重大,使戒律成为佛教的根本生命力,其具有的社会控制功能对法律、道德的建设亦具有补充和借鉴价值,是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契合点,值得发扬。

东晋南朝佛教戒律发展

东晋南北朝时，南朝的戒律是晚于北方，但却超过了北朝。这主要表现在：律本的译出和研习流传，习律者“云集波沓”，戒与禅的普遍结合，持戒与断酒肉素食连在一起，中国寺院经济的发展，比丘尼戒的传入和确立等等。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增众大量的增多，统治者的推动，社会主要意识形成的转化，玄学与儒学间的消长和皇权在南朝的逐步强化以及僧官体制的日益完善等。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因素的交叉作用，使东晋南朝的佛教戒律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藏传佛教戒律精神述论

在藏族地区绝大多数藏族群众信仰藏传佛教,藏传佛教戒律对藏族群众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力。藏传佛教戒律精神的主旨之一是止恶扬善,促进和谐。藏传佛教戒律以自己的伦理道德规范谋求对社会的净化和升扬,弥补社会法律之不足,以期建立一个善良和谐的社会,这就是藏传佛教戒律精神的积极社会意义。

论佛教戒律的特点及其在佛教发展中的作用

佛教戒律的根本精神是要信徒防非止恶，修习善行，完善道德，觉悟人生。戒律作为佛教“三藏”之一，小乘“三学”之首，大乘“六度”之一，在佛教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弘法的基本点在于弘戒，只有使众多佛教徒严守戒律才能保持佛教旺盛的生命力。几千年的佛教传播史也表明，弘扬戒律既应保持佛教的庄严性，又应因地、因时而宜，以适应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社会和人生之需要。本文通过考察中国佛教戒律的特点与历史演变，分析了戒律在佛教发展中的作用，并对在现代社会中如何持戒及持戒的意义作了初步的探讨。

柳宗元的佛教戒律与孝道说

柳宗元倡导的"统合儒释",不仅表现在思想理论方面,也表现在行为规范方面。本文通过对柳宗元的佛教戒律与孝道说的述评,指出了其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及思想局限。对今人刘光裕、杨慧文、孙昌武等人的观点也提出了不同看法。

中国佛教戒律的转向及其现代意义

戒学为佛教戒定慧三学之首,在佛教中具有重要地位。佛法东传以后,中国佛教学者对其研究不断深入,中国佛教戒律也发生了显著转向,这种转向对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佛教戒律的转向主要有两条逻辑线索,一条是其显著的中国化历程,而更为深刻的则是由规则中心主义向原则中心主义的转向。在法治中国建设过程中,中国佛教戒律的转向是值得借鉴的经验。

论佛教戒律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

佛教戒律即是佛教规定的教徒必须严格遵守的规则。佛教戒律传入中国后在中国演变发展,同时影响中国古代法制。其影响主要表现为:佛教戒律观念对法制的渗透;佛教戒律在法律制度中的体现;佛教戒律对司法实践的影响三个方面。其影响具有鲜明的中国和时代的特点。佛教戒律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对当代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

韩敏《民国佛教戒律研究》序

戒律为佛法之生命.佛法住世久暂,无不以是否制戒摄僧而定.佛陀制戒之本怀,即在于此.《善见律》明确指出:“毗尼藏者,是佛法寿,毗尼若住,佛法亦住.”戒律之存亡,实为佛教法身慧命之所系.中国佛教千百年来绵延不绝,灯灯续焰,有赖义通大乘、被机最广的《四分律》一系.而《四分》一系之开宗弘化、护法安僧,则全仗历代祖师沥血呕心的辛苦经营.魏晋六朝,律法西来,祖师们摩顶放踵、箪路蓝缕,奠定百代基业.隋唐盛世,道宣律师横空出世,综论百家,逡巡千里,于终南山著书立说、创宗明义,从此南山一脉法海横流,树立万世不拔之基.近代以来,佛法衰微,律事难兴,有弘一大师风华绝代,苦身焦思,难行能行,矢志弘律,使不绝如缕之律学大著僧海,普及四众,近代佛教得以律幢再树,戒学重光.

佛教戒律与北朝家庭的生活方式

北朝时期，佛法大行，家庭成为宗教信仰的场所和单位，由此，佛教的戒律亦随之渗入，并对信徒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虽然较为普遍，但北朝胡汉错杂的现实，民众旧有生活方式的干扰，以及崇福之风的盛行，都使其在一定程度得以到削弱。正因为如此，对佛教戒律之于北土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程度，不宜估计过高。

佛教戒律文献释词

佛教戒律文献含有较多的口语材料,对汉语词汇史研究和辞书编纂有着重要意义。本文诠释了其中几条词语。

论佛教戒律对西夏司法的影响

西夏立国西陲,崇奉佛教,深受佛教文化影响。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以下简称《天盛律令》)中不但专为宗教立法,相当多的内容还体现佛教戒律痕迹。结合出土佛教发愿文可以得知,佛教戒律对西夏司法产生了广泛影响。西夏法律在引入佛教戒律的同时对其进行了改造,呈现出彼此影响、相互适应的关系。

浅谈佛教戒律的性质与特点

在佛教教义研究中,对佛教戒律的科学认识对于佛教学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本文认为,对佛教戒律的科学界定,首先要把它与禁忌、劝善书、清规和伦理道德等"类戒律现象"区别开来,并作了较为详尽的甄别;认为佛教戒律具有经典性、宗派性、教内强制性、层次和体系性以及变通性等特点。

中国佛教戒律之孝道观念

“孝道”思想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范畴之一,也是中国佛教伦理的重要内容。中国佛教历来倡导持戒与孝行的统一,正如宗密所言“经诠理智,律诠戒行。戒虽万行,以孝为宗。”说明了“孝道”是中国佛教戒律基本精神最集中的体现。中国佛教之“孝道”观念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宝贵的道德资源,在现代社会仍有着旺盛的道德活力和重要价值。

佛教戒律与康德的诫律之比较研究

佛教大小乘戒律和康德的诫律并不完全相同,大小乘戒律之间也有区别,要探讨彼此间的差异,从社会学意义上考察佛教戒律和康德诫律之间的异同,是一条比较恰当的研究路径。并进而探讨菩萨杀人背后隐藏的另类戒律,揭示康德说谎杀人背后隐藏的真正精神,以及二者之间的不同。考察了小乘戒律和康德道德主义者对菩萨杀人的批判以及菩萨戒对小乘戒律和康德道德主义者的回应。针对大乘菩萨戒和康德的自律进入世俗社会出现的伦理困境,提出了解决的方法。

佛教戒律与刑法的交叉与结合

佛教在我国具有广泛的影响,佛成戒律与现代刑法在基本理论上有很多相通之处,探讨这些相通之处,寻求对刑法规范之忠诚来自于佛教的支撑,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景下实现刑事法治具有重要意义。

论印度传统对佛教戒律观的影响

印度的戒律不产生于王权,而产生于神权。佛教戒律在印度有很大的影响,其形成也受到了印度三大传统的影响。首先是祭祀传统,印度传统认为只要祭祀付出足够的代价,则无不可求。但释迦牟尼对祭祀不以为然,认为其并不实用,且深恶痛绝祭祀中的杀生等行为。其次是种姓传统,印度将人类按清净与否划分为很多种姓,认为婆罗门是最清净的。但在释迦牟尼看来,最尊贵的是释种,也就是跟随释迦牟尼出家之后作为僧团的种姓。最后是苦行传统,印度一向提倡苦行,但释迦牟尼认为苦行不殊胜,并不是成道的必要条件。总而言之,释迦牟尼在戒律观上对印度传统进行了比较温和的改良。

明代汉藏两地佛教戒律改革探析——以宗喀巴改革与晚明汉地丛林改革为例

宗喀巴及晚明汉地高僧如祩宏、古心如馨等,能直面混乱不堪的佛门环境,积极整顿寺院规范,恢复戒律传统,深入研习教理教义,在矫正佛教流弊、清肃佛门风气、发扬义学方面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本文拟对两地的戒律改革之背景做回顾,并对两次改革内容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分析出两次改革的异同之处,通过对这些异同之处加以比较,有助于了解藏汉佛教与其赖以生存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的关系以及佛教本土化、世俗化的特点,这对思考两地佛教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试谈藏族成文习惯法规的历史渊源与藏传佛教戒律之间的内在关系

藏传佛教戒律文化是藏族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藏族文化真正的价值实践所在。佛教自7世纪传入藏地以来,藏传佛教的哲学思想和价值体系作为藏族精神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引导、影响着藏族文化的方方面面。“戒律存则佛法存,戒律灭则佛法终”,藏传佛教戒律既是藏传佛教发展的制度保证,也是藏传佛教思想的具体体现,故而在庞大的藏文化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具有特殊的作用和意义,其影响广泛而深刻。从藏族成文习惯法规与藏传佛教戒律之间的内在关系可以看出,藏族法律无论在内在指导精神还是外在表现形式上,都受到了佛教戒律的直接影响。借助法律这种强制手段,佛教的行为规范在藏族人民身上打下了更加深刻的烙印。人们逐渐习惯于以佛教思想的好恶来评判一切,从而形成了慈悲为怀、宽容相待、诚实公正的社会风气,“封山封林、禁猎野生动物”的规定使藏地成为一个生态平衡、人与动物和谐相处、未受人为污染的良好生态环境。文章基于法律多元的事实,应用宗教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认为习惯法是客观存在的,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必须充分关注习惯法及其固有特点,为和谐社会的建设给予习惯法中的优秀成分以合理的发挥空间,否则会造成对法治资源的无知与浪费,不利于法治建设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