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考古视域下塔里木盆地南缘早期佛教艺术考析

“3S系统”把过去曾经存在过的地理、地貌等环境信息叠加进数据库中,传达出自然和人文现象的相互关系,由此可以验证艺术遗址、遗迹的环境演变。在此基础上,结合汉代通西域的交通路线以及自然环境、气候变化等指标进行判断,鼎盛时期的“河间派”美术影响到了塔里木盆地。在巴克特里亚形成的回字形佛寺经过犍陀罗影响到了热瓦克佛寺,又形成为新的样式。上溯至希腊母题、草原动物风格和佛教艺术的要素组合形成的河间派艺术是一种复杂、合成的艺术类型,它对尼雅N3号遗址出土的装饰木雕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丝绸之路的开通极大促进了西域地区的发展,两汉时期中央政府均对西域地区进行了有效管理,出土的织锦、铜镜、漆器等,一如汉制。随着佛教传入塔里木盆地,当地建筑木雕、壁画、雕塑及墓葬形式均出现了新变化。塔里木盆地干燥的大陆性气候使得这些材料得以长期保存,美术考古的众多指标在塔里木盆地南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验证,这也是我们从更宏大的视野中寻求丝绸之路古代造型艺术的目的和要点。

敦煌莫高窟第465窟大成就者黑行师考--兼论藏传佛教艺术中的黑行师图像

文献材料与考古遗存的双重证据显示,敦煌莫高第465窟内大成就者群像中的黑行师图像,最早可追溯到西夏时期的藏传佛教文本与传轨。在与新疆、西藏等地及海外收藏黑行师壁画、唐卡、造像相对比后,可知第465窟内的黑行师图像特征并非孤例,而是整个藏传佛教艺术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元明清北京藏传佛教艺术的形成与发展

文章扼要记述作者考察的元明清时期北京藏传佛教艺术的主要遗存,分析了与之相关的北京史籍文献。根据以寺庙、佛塔、绘画、雕塑和相关僧俗人物及其文献建立起北京藏传佛教艺术发展的线索,重点考察不同时期北京藏传佛教艺术发展的特点及规律,指出北京藏传佛教艺术在汉藏政治文化交流、在各民族共同创建中华文明史以及在整个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并提出了若干以前学界未曾关注的观点:如覆钵塔与中国城市空间表达与标志,元明北京寺院的藏传佛教神灵体系,元至明永宣时期藏传雕塑对中国雕塑史的推动,明罗汉图像在藏区的流布,明清衮服与藏传金铜佛衣饰配置制度等。

喜马拉雅佛教艺术对藏西地区的影响

喜马拉雅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山脉,分布在中国西藏、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境内。这里孕育出古老的人类文明,佛教及佛教艺术便诞生在这样的区域,并对周边地区产生深远影响。西藏西部地区紧邻喜马拉雅山脉,毗邻佛教大国,深受外来佛教艺术影响。文章简要介绍了该区域内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产生的佛教艺术形式,并分析这些佛教艺术在藏传佛教后弘期对西藏西部地区的佛教造像、绘画等方面产生的一些影响。

从《睒子经变》看佛教艺术中的孝道思想

本文从《 子经变》的产生和发展，论述了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之间既斗争又吸收的经历和佛教艺术中忠君孝道思想的发展。

在佛的神光下——中国佛教艺术特征探微

中国佛教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国佛教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国佛教艺术具有宗教性、程式化、民族性和象征性四个基本特征。

中国佛教艺术中舞蹈形象的考察与研究

佛教艺术(含舞蹈艺术)都是为宣传和解释佛教教义而创造这些美丽的壁画和雕塑造型的。民间艺术家们都是相对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文化地域而言的。宗教艺术是生活的折光反映,记录了当时的舞蹈形态,这些形态,至今仍"活"在各戏曲艺术和古典舞、民间舞艺术造型和艺术创作中。敦煌壁画中累累出现"顺风旗"、"拉山膀"、舞长绸"8字花"等舞蹈艺术造型堪称经典。值得关注的还有山西大同云冈7窟"倒踢紫金冠"的舞姿,12窟出现的"跳铁门坎"的高难技巧动作等等。如果当时的舞者没有这些舞姿形态,画家、雕塑家是臆想不出这些舞蹈造型的。我们研究中国佛教艺术中的舞蹈艺术形象,既要继承我们伟大中华文化中历史悠久、绚丽璀璨的舞蹈艺术精神,更要紧紧抓住民族舞蹈之根,发展创新,最终目的是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使中国的舞蹈艺术能够雄踞世界舞坛之林。

北京法海寺壁画中的藏传佛教艺术因素探析

文章以位于北京法海寺大雄宝殿内的10铺壁画为重点研究对象,结合寺内现存之《敕赐法海禅寺碑记》《法海禅寺记》两通石碑碑文以及相关藏、汉文史料,着重分析了壁画中的藏传佛教艺术因素,同时对其风格渊源进行了探讨。

佛教艺术语境中的启门图

在汉代和宋元墓葬启门图大行其道的时代,佛教艺术也引进了这种图像。北朝时期典型的启门图更多地表现为天宫图像,在隋代到盛唐期间沉寂下去,中晚唐时期再次重兴。宋元时期的佛教启门图多出现在丧葬语境之中,在经营位置、构图元素以及图像意涵等方面,都和墓葬启门图非常接近。除此之外,佛教艺术中还存在数量可观的非标准型启门图,大抵属于艺术工匠的独出心裁。

西夏佛教艺术中的童子形象

西夏时期佛教艺术中童子形象内容丰富,题材多样,不管从莲花中化生的童子还是世俗社会礼佛供养的童子,他们都真实地再现了生命本真,赋予童子更多的意义和内涵。西夏艺术家在承袭传统的基础上努力地创造属于自己本民族的元素特征,他们笔下的童子有的赤身裸体,憨态可掬;有的扭动身躯、活泼可爱。这些童子形象在西夏佛教艺术中的出现,无论是来自佛教经义,还是世俗社会,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着西夏童子的生活与风貌,让我们更多了解一个神秘的西夏童子世界。

北石窟佛教艺术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庆阳北石窟寺是甘肃四大石窟之一。它在丝绸之路发展史和佛教东渐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因此 ,有必要对前不久召开的“北石窟佛教艺术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傣族神话叙事与佛教艺术--以佛寺经画与剪纸为例

傣族佛寺内有许多经画,主题有佛祖史记、佛经故事、民间神话故事、民众生产生活景象等等;也有各种剪纸、佛幡,是民众礼佛活动中的赕品,是功德善举的方式。无论是经画还是剪纸、佛幡,它们都是南传佛教的符号,是以视觉形象阐释神话叙事的载体。傣族佛寺艺术的创作者来自普通百姓,作品记录了民众的生产生活和传统习俗,蕴藏着本土文化和信仰。这些佛教艺术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如教化普罗大众、美化环境、传播大众审美以及传承多元文化等等。

天水麦积山石窟佛教艺术品遗存的美术价值泛论

通过对麦积山石窟佛教艺术品的总体关照、简述并和对一些主要洞窟的建筑、壁画的详细描述与鉴赏、分析,与同类型、同时期、同性质的中国或欧洲的艺术品做横向的简要比较,通过广泛的论述揭示麦积山虽为佛教石窟,但遗存其众多的建筑和雕塑作为一座古代美术品宝库,其美术价值和风格学的上的独特意义。

佛陀的音乐观与原始佛教艺术

佛陀对世俗音乐取超然的远离态度 ,而原始佛教的音乐艺术活动当然不可能达到高度繁荣的阶段。随着佛陀的灭度 ,世俗音乐对佛教的影响才愈加显明。在此背景之下 ,佛教音乐方逐渐发展并走向繁荣 ,进而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音乐艺术产生深远的影响。

佛教艺术中“变相”的定义及其功能

“变相”是佛教艺术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无论从考古实物还是从古代文献来看,关于“变相”的史料都比较丰富。然而迄今为止,关于“变相”的定义,学术界仍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探讨“变相”的定义与功能,对于深入研究佛教及佛教艺术有重要意义。

论敦煌西魏石窟佛教艺术的多元化特征

本文以敦煌莫高窟西魏时期建造的第２４９、２８５窟为切入点，由它们展示的佛教石窟从洞庭建筑、塑像、壁画逐步中国化过程等方面，探讨了敦煌佛教艺术的多元化特征。

中国佛教艺术研究中的文化观照与情境重构

佛教自传入中国之始,就与图像产生了亲密久远的关系。要真正理解一件佛教艺术品,必须将其放置到为之诞生、为之存在、为之消亡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在"文化"的视野下研究中国佛教艺术史,要警惕一个陷阱,即企图寻求整一的历史体系,用普遍的法则解释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只有从"情境"和"制像任务",而不是时代精神出发,才能获得对佛教艺术品更真切的认识。现代社会博物馆的兴盛与复制技术的进步增加了佛教艺术品的展示价值,但同时也可能伤害到它们的文化价值。因此,我们必须在将佛教艺术发展置于佛教史整体考察的同时,努力进行"文化"视野下佛教艺术品的"情境重构"。

拉卜楞寺与安多藏区藏传佛教艺术的体系化传承

在安多藏区的藏传佛教寺院中,拉卜楞寺保存有最丰富的宗教艺术文化遗产,但是成就其声望的却是其完整而严密的佛教文化研习体系。从文化视角来看,拉卜楞寺的学术传统不仅成就了其宗教声望,也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文化背景对安多藏区藏传佛教艺术的体系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浅谈佛教艺术的中国化进程

佛教艺术主要浓缩在雕塑与壁画中，中国是世界上保存佛教雕塑与壁画最为丰富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四大石窟中：敦煌莫高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其它还有大足石窟、响堂山石窟等，至于民间保存的较小的佛教雕刻更是不计其数，这些佛教艺术承载着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传承，但这些佛教艺术却已不再是其发源地的艺术，早已成为自己的文化瑰宝。

中国佛教艺术的一支奇葩——谈傣族的佛教造型艺术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地区汉文化、雪域的藏文化与东南亚、印度文化交汇的地区,特别是亚洲的三大佛教,即汉传大乘佛教、藏传佛教和东南亚的南传上座部佛教(俗称"小乘佛教")也在这里交汇,所以佛教艺术在这里呈现异彩纷呈的现象,特别是云南的南传上座部佛教艺术,它既与东南亚上座部佛教一脉相承,又有着自己悠久的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成为全国独有的一枝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