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视域下20世纪留美作曲家社会网络关系分析

20世纪留美作曲家群体为近现代以来中国音乐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文章从数字人文角度出发,梳理多方数据来源,利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构建20世纪留美作曲家群体社会关系网络,计算网络特征指标,并从师承关系、校友关系、同乡关系三个方面剖析了留美作曲家社会网络关系,具有多重发现,为中国近代音乐史、留学史以及作曲家群体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

上海音乐学院新生代作曲家的民族器乐创作

在中国民族器乐的百年历史发展中,上海音乐学院作曲家作出了重要贡献。进入新时代,上海音乐学院新生代作曲家的民族器乐创作,在音乐形象上展现出要素的离散与聚合,在组织形态上体现出叠构与多重性,在文化意象上则显露出对传统的观照与多元取向,凸显其对民族乐器及其音色、艺术表现功能的独特理解,也呈现出民族器乐诠释和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独特手法,并藉此拓展民族器乐的艺术表现空间,使一百年来的民族器乐及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民族器乐焕发出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二战后香港南下作曲家群体的电影音乐创作风格研究

二战后,大量影人南下香港地区,与本地电影人合作拍摄国语片、粤语片,掀起了香港地区国语电影的热潮,这批影人中便包括南下作曲家群体。他们带着更丰富、更流行的音乐形式来到香港地区,促进了国语时代曲在香港地区的生根发芽,他们不仅保持着内地长期推崇的民谣乡土风格,还积极继承传统音乐,吸收外来音乐,融合本土音乐,创作出一大批意蕴深厚的作品,为繁荣时期香港地区电影音乐的创作与传播发挥了独特的过渡性作用。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这批南下作曲家群体对香港地区电影音乐的影响才逐步走向衰落,但他们的遗产仍在继续造福着新一代的创作者。

西洋器乐作曲家对铜管乐器的运用与创新研究

本研究聚焦于西洋器乐作曲家在铜管乐器运用上的探索与创新,铜管乐器作为西洋音乐的核心构成,其丰富的表现力与技术潜力备受瞩目,随着音乐风格的多样化及乐器制造技术的不断进步,作曲家们对铜管乐器的使用方式亦持续创新,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选取若干代表性作曲家的作品进行深入剖析,旨在揭示他们在铜管乐器编写中的独特手法。研究发现,这些作曲家不仅通过传统手法展现了铜管乐器的辉煌气势,还通过非传统演奏技巧、创新的音色组合及多元音乐元素的融合等创新手段,极大地拓展了铜管乐器的表现范围。本研究的意义在于,为现代作曲家与演奏家提供新的灵感与参考,同时推动铜管乐器在当代音乐创作中的进一步发展与创新。

在传承剧种韵味中发展丰富立体的闽剧音乐 闽剧作曲家陈德忠访谈

吴思富:感谢陈老师接受我们的访谈!作为一个取得丰硕创作成果的闽剧作曲家,先跟我们谈谈您学习与创作闽剧音乐的一些经历吧。陈德忠:我出生在梨园世家,1958年读初中的时候考进了福州艺术学校的歌舞班.

作曲家张宏光

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电影音乐研究院院长,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协会音乐工作委员会会长。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中国文联“德艺双馨”艺术家,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中国音乐元素对西方作曲家艺术创作的影响探究——以克莱斯勒《中国花鼓》为例

自“中国音乐风格”这一名词出现在大众视野之后,便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大量的中国艺术元素呈现在西方作曲家的视野中,使他们对于音乐的创作、音乐的理解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他们通过中国的音乐风格,发展出了自己创作之路上的全新篇章,“例如奥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在他的交响声乐套曲《大地之歌》中采用了《中国之笛》中的唐诗作为素材。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在自己的作品《图兰朵》中,将中国故事作为自己音乐的题材。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在作品《胡桃夹子》中选用中国元素创作了《茶-中国舞曲》”(1)。这些作品足以说明中国音乐风格已经融入西方作曲家的写作中,并影响着他们的创作思路。在本文中,笔者将从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的融合,及西方作曲家眼中的中国元素入手,以克莱斯勒《中国花鼓》作为范例进行相应研究与分析。

融创民族风,美名扬万里——评著名作曲家万里

万里是云南省著名作曲家之一,以《高原女人歌》《一窝雀》《打歌》等作品闻名。他的创作风格深受田丰的影响,注重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创新。万里的作品精准把握云南各民族的音乐特征,成功融合了多种民族风格,形成独特的民族风音乐。他在创作中运用“陌生化”手法,提升作品的艺术性,强调“土味”元素,展现地方文化的独特魅力。万里在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中运用系统思维,推动云南音乐走向全国,培养了多位优秀的民族歌手。他的音乐作品简洁优美,兼具民族性与现代感,成为云南民族音乐的重要代表。

“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作曲家”——记鲁艺音乐家王卓

王卓是延安鲁艺第六期培养出来的优秀学员,曾任东北民主联军文工团团长、东北鲁迅艺术学院教员、辽宁省歌舞团团长兼党委书记、辽宁省少儿音乐家协会会长等职,曾荣获全国从事革命文艺工作50年奖牌、民族音乐终身成就奖等荣誉,周总理赞誉他为“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作曲家”(1)。王卓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也赶上了社会主义新时代,他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创作一线,其音乐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浓郁的民族色彩,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各个时期的风雨历程。

美国制造 美国浪漫主义作曲家比奇夫人和她的音乐

音乐神童比奇夫人原名艾米·玛西·切尼(Amy Marcy Cheney),1867年出生于美国的新汉普郡。她是第一位在美国土生土长,并未在欧洲接受教育,却在国际建立声誉的美国女性作曲家。她的一生共创作了三百多部作品,包括艺术歌曲、钢琴作品、室内乐、交响乐以及弥撒曲等。艾米在很小的时候便以“钢琴神童”的身份崭露头角,其音乐轶事多不胜数,例如她一岁便可唱出四十首不同的歌曲,两岁便可以为妈妈哄她入睡的摇篮曲哼出和音。

闪耀西班牙丨长江钢琴担纲“第24届西班牙作曲家国际钢琴比赛”指定用琴

近日,长江钢琴在国际舞台再添华章,荣耀担纲“第24届西班牙作曲家国际钢琴比赛”指定用琴。作为全球钢琴界的顶级赛事之一,西班牙作曲家国际钢琴比赛以其严格的选拔标准和高质量的比赛水平著称,长江钢琴能够成为此次比赛的指定用琴,充分展示了中国钢琴制造的卓越品质和技术实力。

作曲家风格对钢琴演奏者音乐处理的限制作用分析

在钢琴音乐的演奏中,作曲家的风格是塑造演奏者演绎路径的一大决定性因素。不同作曲家的风格不仅提供了丰富的表现手法和技术要求,还隐含着对情感表达和艺术解读的独特要求。钢琴演奏者在面对这些风格时,必须在尊重作品原意与展现个人理解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对这种平衡的追求不仅是技术上的挑战,更是艺术表达的深层次探索。对演奏者而言,理解并适应各种风格的要求,是其艺术成长和职业发展中的关键任务。

在黑暗中寻找永恒的亮光 缅怀作曲家格洛丽亚·科茨

和比奇夫人相比,同样出生于美国的女性作曲家格洛丽亚·科茨(Gloria Coates,1933-2023)的声名与影响力虽远不如前者,却代表了二十世纪美国女性作曲家的某些共同特质:鲜明的个人风格、国际化的作品演出机会以及日趋成熟的职业作曲家生涯。格洛丽亚·科茨一生共创作了十六部交响曲、十部弦乐四重奏以及多部声乐作品、室内乐及电子音乐作品。她于2023年6月检查出胰腺癌,短短几个月后便匆匆离世,享年九十岁。

“艺术为艺术而作”德国作曲家沃尔夫冈·里姆

“我相信,大多数与艺术相关的东西都源于痴迷,源于我们无法触及的深层。”——沃尔夫冈·里姆沃尔夫冈·里姆(Wolfgang Rihm)这个名字与1945年之后兴起的“新音乐”有着紧密的联系,他是与施托克豪森、诺诺、布列兹齐名的作曲家。里姆出生于卡尔斯鲁厄一个非音乐家庭,虽然母亲会弹钢琴,但母亲并没有特别引导和鼓励他学习钢琴,只是偶尔自己在钢琴上弹奏一些通俗小曲;而父亲在艺术上给予里姆的帮助就是每个周日带着他去逛美术馆。

“我一生会长久地走下去”—— 作曲家谷建芬的长寿经

谷建芬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著名作曲家谷建芬今年已是89岁高龄,但依然宝刀不老,2023年11月,还应邀出席“绿叶对根的情谊——谷建芬作品交响合唱音乐一会”。谷老一生创作了《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烛光里的妈妈》等脍炙人口的歌曲上千首,由她作曲的《我是中国人》还伴随“嫦娥一号”进入太空。

20世纪上半叶西方作曲家团体现象研究

“作曲家团体”是由若干作曲家组成的集体。西方音乐历史上真正的作曲家团体兴起于19世纪。20世纪上半叶是作曲家团体数量激增的阶段,受当时社会历史背景下诸种外部及内部因素的推动,西方各国涌现了不同性质及规模的作曲家团体,形成了某种特殊的音乐文化现象。借助“团体动力学”相关理论,可以厘清“作曲家团体”的实质,从学理层面破解20世纪上半叶西方作曲家团体现象。

作曲家拉尔松管乐情怀——拉尔松长号《小协奏曲》分析

瑞典作曲家Lars—Erik Larsson（拉尔斯-埃里克·拉松）是一位新古典主义作曲家，坚定地继承古典传统，根据古典传统的创作原则创作了一系列知名的器乐协奏曲。本文将通过对其创作的长号小协奏曲的分析，来演绎作曲家的创作风格和钟爱管乐创作的情怀。

基于深度学习的作曲家分类问题

在音乐信息检索领域,作曲家分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一问题的目标是通过音频数据来识别相应的作曲家信息.传统的分类算法都是通过提取复杂的特征来进行分类的,而深层神经网络在特征学习上具有比较强的能力,因此提出用深层神经网络来解决这一问题.为了结合不同深层神经网络模型的优点,设计了一种混合模型,该模型基于深度置信网络(deep belief network,DBN)和级联去噪自编码器(stacked denoising autoencoder,SDA),可以较好地解决作曲家分类问题.实验表明,该模型取得了76.26%的正确率,这一结果比单纯用某一种模型搭建的深层神经网络以及支持向量机要好.和图像数据类似,人脑在提取音乐特征也是分层的,每一层对信号的处理不一样,因此混合模型在解决作曲家分类问题上具有一定的优势.

作曲家大脑的静息态脑功能网络研究

音乐家大脑是认识大脑可塑性机制的天然模型,也是脑影像科学关注的重点研究对象之一。但是,目前针对音乐家的研究,包括对音乐创作方面的脑机制研究,仍以钢琴演奏家为主要研究对象。鉴于创作与表演是两个不同阶段且存在巨大差异,仅以钢琴演奏家作为研究对象对音乐家脑机制的研究是不完整的。专业作曲家是一类特殊的音乐家,他们经历过长期的音乐训练,能够在创造性思维的引领下,结合情感等要素来进行音乐素材的组织。用功能磁共振(f MRI)采集29名作曲家在作曲任务前后的大脑静息态影像,利用独立成分分析方法分离出其脑功能网络中常见的13个成分。采用配对t检验,对比分析作曲前后这些成分的变化。结果发现,在完成作曲任务后,以下脑功能网络连接显著减弱,包括听觉网络(AN)与右侧额顶网络(RFPN)、感觉运动网络(SMN)与突显网络(SN);同时也发现在完成作曲任务后,以下脑功能网络连接显著增强,包括自我参照网络(SRN)与视觉I区网络(VN1)、自我参照网络(SRN)与视觉II区网络(VN2)、默认模式网络(DMN)与视觉I区网络(VN1)。这些结果证明,感觉、认知加工等与视觉区域的协调整合在作曲过程中的重要性,对推动音乐家大脑可塑性的认识和音乐创作的脑机制研究均十分有意义。

华人作曲家手稿典藏与数字化保存的实践与思考--以《萧友梅档案》为例

音乐手稿(Music Manuscript)是作曲家通过文本和符号的有机组合,亲手书面记录的乐曲。这种使作品音响可视化的音乐手稿,不仅具有文献的校勘价值,更是一种值得保存的重要文化资源。作为国内历史最悠久的专业音乐图书馆,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于2008年秋正式启动"华人作曲家手稿典藏与研究"项目,以工作坊形式,由上海、台北、华盛顿的专家、学者组成工作团队,共同探讨、逐步建立起一套既遵循国际先进手稿典藏标准的流程与机制,又具有上音乃至中国特色的手稿档案保存标准与措施,对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多年来累积的一大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经典音乐作品手稿进行分批典藏与数字化保存。该文以《萧友梅档案》为例,介绍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关于华人作曲家手稿典藏与数字化保存的实践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