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逻辑例外论对例外论有威胁吗?

逻辑例外论与反例外论的争论是近年来逻辑哲学领域研究的热点。以约特兰、威廉姆森、普莱斯特等为代表的反逻辑例外论者的主要观点是:(1)逻辑理论、逻辑方法与科学理论、科学方法都是连续的;(2)逻辑理论是可以修正的,且基于与科学理论一样的理由/根据予以修正;(3)逻辑不是先天的,逻辑真也不是分析的。这三个观点既是这场争论的导火索,也是这场争论的焦点所在。因此,本文试图通过从基本概念的清晰界定、逻辑理论层次的区分上对反逻辑例外论的观点(1)(2)予以质疑,指出反逻辑例外论的不完善之处;并通过在逻辑史中对作为学科的逻辑的本质的考察,深入探究逻辑例外论认为逻辑具有先天性的归结所在,进而指出,反逻辑例外论的观点(3)在“逻辑先天性”问题上的质疑对逻辑例外论来说是有威胁力的,需予以重视。这样看来,对逻辑例外论与和反例外论的争论,最好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允许对逻辑以更多视角予以考察研究,推动逻辑的繁荣发展以及人类求真道路的坚实与多元。

外国单边经济制裁的国家豁免例外研究

我国现行《外国国家豁免法》是否将外国单边经济制裁纳入国家豁免例外则不甚明确。《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及国外立法实践表明,外国单边经济制裁符合国家主体归因属性、侵权行为及其主体在法院地国的双重限制原则,以及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侵权客体等三个国家豁免例外的侵权行为构成要件。在《外国国家豁免法》与《民事诉讼法》的衔接方面,完善国家豁免例外案件的级别管辖,明确外交部出具相关证明文件或意见的程序,建构国家补偿制度,以保障在反外国单边经济制裁司法救济中的我国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

论WTO安全例外条款的解释路径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安全例外条款的模糊性表述让其具有多种解释的可能性,而不同的解释可能导致不同的裁判结果。在DS512案中,WTO争端解决机构基本确定了安全例外条款的解释路径。在DS567案中,WTO争端解决机构大体上延续了DS512案确定的解释路径并明确了“善意原则”检验的标准。在DS544案与DS597案中,WTO争端解决机构严格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规定的条约解释方法再检验安全例外条款的解释路径。经过对DS512、DS567、DS544及DS597案的审理,WTO争端解决机构确立了安全例外条款的解释路径,即由WTO争端解决机构判断案件的现实情况是否符合安全例外条款列举的客观情况。成员方具有自行判断“基本安全利益”和措施“必要性”的权利,但WTO争端解决机构有权基于“善意原则”审查之。中国从中得到的启示是:应该运用法律的手段解决“法律化的政治问题”;“疏导”和“围堵”策略并用,中国一方面可以在对外贸易中适用安全例外条款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另一方面应同其他成员方一道善意履约,谨防安全例外被滥用产生“破窗效应”。

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在数据跨境流动中的适用研究

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对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因存在条文模糊等法律问题,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在实践中适用于数据跨境流动领域的合法性、合理性仍然值得商榷。在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各国经常援引国家安全例外条款提出抗辩,或将国家安全作为限制数字贸易的理由。面对国际经贸领域逐渐出现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泛化适用倾向及我国企业遭到不合理制裁的问题,我国应重视对国家安全例外条款适用于数字贸易领域的理论研究,明确我国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理念和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在数据跨境流动领域的合理适用标准,积极推动国际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发展,为促进全球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中国投资条约中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文本发展、法律应对与范本建议

晚近数十年滥觞于国际投资条约中的安全例外条款并没有过多地出现在中国投资条约中.中国投资条约中规定有安全例外条款的数目非常有限,而且通常出现在晚近十多年签订的投资条约或贸易协定中,并且主要以WTO第21条例外条款作为范本.根据国际实践,在投资条约无安全例外条款的情况下,东道国通常会提出习惯国际法上的“危急情况”抗辩以维护国家安全措施,而根据投资条约的安全例外条款进行的抗辩也会出现不同的裁决,对此种不一致的做法,中国投资者需积极应对.中国投资条约中的安全例外条款的设计应当与时俱进,在遵循传统的以GATT第21条为范本的安全例外的基础上,可以明确纳入“其认为”的用语,尽可能维持中国政府对于安全例外问题的裁定权,同时列举包括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以及国内紧急情况等新的援引安全例外的情形,以更好服务于不断扩大的国家安全范畴.

论难民不推回原则下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

难民不推回原则是国际难民保护制度的核心原则,保护难民与寻求庇护者的基本权利。不推回原则只禁止国家将难民推回到迫害者手中,并未创设肯定性的庇护难民义务。1951年《难民公约》第33条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赋予缔约国基于自身安全利益排除难民不推回原则适用的自由裁量权,试图通过弹性解释平衡难民保护和国家安全两方面利益。在难民危机爆发后,一些国家在实践中滥用安全例外条款,使之成为逃避不推回义务的工具。这反映了西方国际法话语下主权与人权两种不同取向的价值困境。国际社会应以新型国际关系理论为指导统一基于主权和人权不同价值取向的国家安全和难民保护目标,以法益衡量方法解释国家安全例外条款,使其适用符合合法性、非歧视性、比例原则以及正当程序的要求。国家利用公平及有效的难民身份甄别程序能更好地平衡国家安全和难民保护的关系。对此,中国应建立独立的难民甄别程序,完善难民保护立法,以加强我国国家安全和难民保护的治理能力。

一类例外Forelli-Rudin结构的Bergman核函数

一类例外Forelli-Rudin结构是以16维例外Cartan域为底的半Reinhardt域。当这类域的所有参数为正实数时,给出其级数形式的Bergman核函数,并且当其中一个特定的参数为正整数时,得到该域的有限形式的Bergman核函数。

CPTPP安全例外条款的限制性适用基准建构及中国因应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作为应符合世界贸易组织(WTO)原则的自由贸易协定,其29.2条安全例外条款与GATT 1994第21条一样,都赋予了成员为保护本国基本安全而采取其认为必要措施的权利,但该权利并非是由成员完全自主决定,而应当既存在成员主观判断又包含客观限制性适用基准。以WTO“中美钢铝案”等案例为镜鉴,结合其安全例外制度的自身特点,CPTPP安全例外条款也应赓续“基本安全利益”标准、“必需”标准和“善意”标准,并辅之以新议题下的“非传统安全”标准,从而防止成员滥用该条款实施单边制裁行为。我国在申请加入CPTPP中应明确我国对安全例外条款适用的态度:要积极倡导并大力推动CPTPP安全例外条款限制性适用基准在成员间形成共识,也要对接CPTPP相应规则,在国内立法上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制度。

刑事诉讼的“法兰西例外”及其局限

在刑事诉讼领域,“法兰西例外”曾引领现代刑事诉讼改革的潮流,预审制与陪审制是其最具标识性的两项制度。预审制是职权主义的代名词,在法国本土产生,并在欧陆乃至全世界产生广泛的影响。但预审制存在诸多缺陷,大多数职权主义国家均对其进行了大幅改革甚至予以废除,法国则是秉承传统进行改良。陪审制则是大革命后法国向英国学习的产物,并最终成为“法兰西例外”的一部分。英式的陪审制在欧陆诸国亦受到许多诟病,但法国亦沿袭传统对其进行了部分改良。所谓的“法兰西例外”具有相对性,仅在比较法中可以凸显。任何“例外”或“特色”均是固有传统与外来继受混杂演进的结果,并最终形成各国独有的知识体系,其正当性源自为社会所接受,而非例外本身。

医疗保密义务的例外情形研究

在医患关系中,对于患者的健康信息,医疗人员以保密为原则、披露为例外,且披露必须满足特定条件,方能排除其披露行为的违法性;在现行法框架下,其处理患者医疗健康信息时,既需要满足《个人信息保护法》中有关敏感个人信息处理的一般条件,也需要满足《民法典》中隐私权所要求的特别条件。为充分保障患者权益,应避免医疗健康信息披露的泛滥;相关立法的后续修订完善,应坚持以保密为原则、披露为例外的基本理念,并借鉴域外相关立法经验,尽可能实现我国医疗保密义务之例外情形的法定化、明确化。

气候措施适用WTO可用竭自然资源例外规则之检视

可用竭自然资源例外规则源于美国20世纪上半叶的自然资源保护运动,在全球环保运动中得以发展。如今,既有判例对该规则采用的演进式解释方法及人类、动植物生命健康例外规则的“必要性”要件门槛,驱使着该规则成为判断气候措施在WTO规则下合法性的关键。在“清洁空气”、“气候系统”类概念和“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自然资源”中,“气候系统”类概念是核心分析对象,其是否属于“可用竭自然资源”在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下值得深思。以应对气候变化名义实施的气候措施能否满足“保护的相关性”和“非歧视性”要件存在一定不确定性。这客观上为WTO争端解决机构考量国际气候规则体系中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国际合作原则提供了空间。

数字资源建设环境下图书馆版权例外规则的反思——以保障公众对信息的自由接触权为考量

在国家积极推行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制度背景下,知识供给范式的革新,为图书馆履行其文化保障的社会职能提出了新要求。面对线下版权作品转化的海量需求,权利人选择在电子化作品上适用技术措施以规范线上资源的受控借阅,同时实现对版权侵权行为的预防。然而,技术措施的泛化适用亦对传统图书馆版权例外规则的运行产生阻碍,公众无法仅以合理使用为由主张对技术措施规避行为的侵权豁免。技术措施例外,作为数字环境下图书馆例外规则的本土制度续造,可通过对信息资源支配排他性的调节,恢复公众对信息的自由接触。在具体的制度安排上,应新增以“非营利性图书馆”为主体的技术措施例外,并协调其与既有合理使用类型的关系,同时注意避免合同规则对该例外的任意性排除。

印澳经贸协定中的印度农产品关税减让例外安排研究

印度与澳大利亚都是世界农业市场上的重要国家,两国签订了重要的经贸协定。两国经贸协定的谈判早在2011年就已开启,但因农业等领域的分歧一度中止;在2021年重启谈判后,两国很快于2022年签订了经贸协定。在达成的协定中,印度对部分农产品进行了保护。探究印度农产品关税减让的例外安排行为,可发现其深受经济、政治和历史传统的影响。农业虽是印度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但与澳大利亚农业相比不具优势;且印度政府需要考虑农民和相关农业集团的利益;而印度农业保护的传统和自给自足思想也对政府决策有影响。由此,在印澳的进一步贸易谈判中,印度将不太可能在农产品市场方面作出大的让步,但两国在农业技术服务和投资方面的合作可能会增强。此外,正在与其他国家的自贸谈判中,印度也会努力保护其农产品市场。

论条约法上的历史性权利在海洋划界中的例外作用

历史性权利是我国主张南海权益的基本法律依据之一。未来,我国与相关国家进行海洋划界时,势必将重点围绕历史性权利这一基本法律依据而展开。在此背景下,明晰历史性权利在海洋划界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代表的条约法确立了历史性权利在海洋划界中的例外作用。例外作用的启动方式,有着自身的实质性和形式性的要求。例外作用的对象包括显性对象与隐性对象两大类。例外作用的效力一方面体现在排除国际强制管辖之效力,另一方面体现在强制调解对例外作用的承接效力。条约法上的历史性权利在海洋划界中的例外作用规则,可为我国未来与相关国家进行海洋划界提供适法指引。

CPTPP数据本地化规制的“安全例外”规定适用研究

中国申请加入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主张对数据本地化进行限制以保证跨境数据的自由流通,而中国目前施行数据本地化政策以保护数据安全,这意味着中国加入CPTPP面临着一系列挑战。CPTPP安全例外条款能够为网络安全措施提供依据,但缔约国对“基本安全利益”的高度自裁权也使得条款的援引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基于此,中国应审慎适用安全例外条款,不断推动国内法与CPTPP对接,以协调好数字贸易自由化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例外规定适用的优化——以地方政府补贴为视角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其中例外规定作为该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起着重要的调节与补充作用。地方政府补贴对地区的市场公平竞争有着重要的影响,将地方政府补贴纳入公平竞争审查的工作内容之中也是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应有之举。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中的例外规定作为切入点,从地方政府补贴的公平竞争审查的角度出发,结合国内外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中的例外规定,提出当前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中地方政府补贴的例外规定的适用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优化建议。

GATT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研究

GATT安全例外条款在理论上具有保护国家安全利益与推进自由平等贸易的重要平衡作用。但在实践中,因WTO成员和产业矛盾突出、安全内容滞后性、条款定义含糊等问题导致较多适用争议。通过梳理俄罗斯过境措施案(DS512)、美国钢铝案(DS544)裁决明确了GATT安全例外条款管辖权、适用标准等,进一步结合沙特阿拉伯知识产权措施案(DS567)、美国原产地标记措施案(DS597)裁决归纳出成员援引该条款逻辑的基本一致性,为日后WTO成员有效援引该条款提供了参考。中国应抓住WTO改革契机,主张通过谈判完善GATT安全例外条款,坚持协调在先及审慎援引GATT安全例外条款的立场,面对他国援引时坚持WTO专家组的管辖权以及“善意原则”规制下的适用标准,推动安全例外条款适用范围严格化和标准明晰化,防止其成为贸易保护措施的国际法律工具。

公平竞争审查例外规定的实践困境及疏解

公平竞争审查例外规定是协调竞争政策与社会、经济等政策冲突的“润滑剂”。实务中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存在理念偏差、制度缺憾、经验缺乏等,致使例外规定的适用存在功能异位、监管及豁免标准缺位、适用体系错位的问题。基于应对的闭环性,理念维度应破除政府干预的固化思维,破除零和博弈的掠夺理念,树立正确的公平竞争审查观,树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信心。制度维度应强化协调机制监督效能,以事前公开保障社会监督,具象豁免标准的内涵外延,建立豁免标准调整机制。实践维度应引入政策必要性经验类比,确立手段适当性具体指标,丰富典型案例内容与数量,激励政策创新并积极推广。

数智时代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边界探析——兼对TikTok剥离法作法律分析

TikTok剥离法的通过,引发其是否违反国际规则及能否援引安全例外抗辩的质疑。在当前数字与智能时代背景下,TikTok面临的挑战并非偶然。文章以TikTok剥离法为例,在更广泛视域下对安全例外条款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适用边界进行了探析,并且发现安全例外的适用虽非不可能,但应满足严格的条件。就数据安全与算法主导的认知域安全威胁而言,至少需证明:跨境数据传输或信息分发已引发社会危机或动荡,或招致与武力冲突相当的危险;措施实施于“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紧急情况”时期(WTO规则)或通过必要性测试(国际投资法)。美国显然并未满足这些要件,不具合法性依据。在多边框架下,安全例外不应成为各国逃避义务、肆意打压对手的工具与借口。

国家安全例外下的美国对华科技竞争:规则表现、价值转变和实施限度

国家安全例外是国际法对国家安全问题的制度回应和规则建构。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始终坚持将技术创新能力与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相联系,体现出强烈的技术民族主义色彩。在中美竞争大格局下,美国政府为维护其在全球科技领域的垄断优势,逐渐形成了对内重塑技术竞争优势、对外完善技术管制和强化同盟伙伴合作的对华科技竞争规则体系。近年来,这种美式技术民族主义表现出国家安全利益泛化、国家安全措施扩张化和国家安全审查自由化的趋势。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没有限度,其中有国内政策和国际政治的制约,更重要的是国际法中关于国家安全例外的规则和实践正逐渐形成。这将是美国政府不得不考虑的约束条件,更是中国政府破除规锁、积极应对的有力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