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侍中探论

两汉是后世门下省发展的滥觞,作为门下省长官的侍中顺应封建政治统治的需要,在这一阶段经历了由丞相与天子间的联络官到内侍近臣最后到政务秘书的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侍中机构也经历了由松散的顾问组织到有固定职掌的政务秘书机构的变化,而这种发展变化主要是在东汉得以实现的。

西汉侍中非加官考

史家对西汉侍中一职的研究多有所涉猎,但主要是从中朝加官的角度或者是从门下省的发展角度加以论述,往往忽略甚至否定了其作为本官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本文拟对西汉侍中职官进行梳理和考证,以期对西汉侍中有一个更全面的把握。

魏晋南北朝时期加侍中、散骑诸官的礼遇与权益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加官特别发达的时期之一,侍中、散骑等官是这一时期复杂加官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被加者享有佩戴貂蝉珥珰等标志性饰物与侍从皇帝左右的礼制待遇;皇帝也常常借用侍中、散骑之服来代替王公的衮冕之服。出入禁中、参与机密与决策、进而影响朝政,是加侍中、散骑官者所享有的最为切要的政治权益。加官侍中、散骑还是这一时期官员官资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在南北朝后期阶官化的浪潮之中,侍中、散骑之所以没有被完全散阶化,其作为加官所享有的诸多切实的礼遇与权益是一个原因。

曹魏侍中与三省制

汉魏时期的侍中是皇帝的近幸之臣,其设置、地位、权限几经变化,最终演化成门下省的长官,成为实际执掌国家枢机的"宰相"。曹魏时期是侍中职权转变的关键阶段,特别是它以特殊的方式介入尚书、中书的权力范围,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本文根据曹魏侍中的设置特点和权力变化,考察其与尚书、中书的密切关系,着重突出曹魏侍中在当时权力格局中的特殊地位。

《贾师训墓志》“驸马侍中刘公”辨析

寿昌三年（1097）《贾师训墓志》载：贾师训“年十四，举进士，由乡解抵京师。丞相杜中令、驸马侍中刘公召口之。文成，更相称爱。将议闻上，以事龃龉遂寝”。此次科考发生于重熙十五年（1046），主持人之一“丞相杜中令”，墓志辑录者考为杜防，已无疑义。而另一位知贡举者“驸马侍中刘公”，辑录者云：“按，《刘六符传》：刘慎行子三嘏、四端‘俱尚主，为驸马都尉。’刘公疑指此二人中之一。”笔者认为，此“驸马侍中刘公”实为“侍中刘公”之误，即刘六符，而非三嘏或四端。现列举理由如下，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两汉侍中考

侍中本是禁省之中服侍皇帝的低级官员,自汉武帝为加强皇权而设置中朝官时起,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不断提高。本文通过对文献资料的爬梳钩沉,试图对这一官职的职掌、构成和变迁有一个新的认识。

略论魏晋侍中

侍中一职秦时已有,自西汉武帝设置中朝官,其职权渐重,此后侍中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影响逐渐提高,成为中央官制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通过对魏晋侍中的职掌及其发展演变的论述,以使人们进一步加深对这一官职的认识。

曹魏侍中机构的发展和变化

曹操于相府置秘书令丞,"典尚书奏事",是为了限制尚书台权力过大。曹丕称帝,改秘书令丞为中书监、令,中书省建立,尚书台典机要之权移中书。中书既掌军国机要,又从尚书台夺得草拟诏命权,威势太盛。魏明帝逝世后,限制中书权势成为专制皇权发展的必然需求,门下、散骑以至秘书省的创建,正是这场争斗的必然结果。泰始二年"重谏诤官之选"诏书的颁布,是刚取得皇权的晋武帝限制中书权势行动的开端。从此侍中、黄门侍郎"应对献策","掌门下众事"外,屡充皇帝特使,或巡视州郡,或军前慰劳,或安抚新附,权力向外扩展;常侍、侍郎,除"从容侍从,承答顾问"外,"参掌诏命,平处文籍",成为"左右机纳之器",权力向内伸张。泰始十年通直散骑常侍的设置,正是常侍权力扩大在人员增置上的反映。散骑"虽隶门下而别为一省",其始置于泰始末,最迟不晚于咸宁四年(278年)前;而门下省之成立,当在晋武帝泰始初,稍早于散骑省。晋惠帝永平元年(291年)秘书省建立,企图以行政手段削弱中书权力取得了表面的成功。

两汉魏晋时代谏(议)大夫与侍中职能比较研究

在两汉魏晋时代,朝廷上的两大类谏官——代表大夫类谏官的谏(议)大夫与代表侍从类谏官的侍中在职位、属性及履行谏议职务效果等方面均有着明显的差异。谏议大夫的职权被不断削弱,原来论议、谏诤的功能逐渐消失,而转为一个闲职。相反,侍中的权力不断加大,担任侍中一职的人也逐渐包括一些权臣、重臣。但由于侍中的主要功能是为皇帝服务,因而履行谏议职务的效果不理想。这些差异的产生与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本质性特征及魏晋时代的社会、政治背景均有诸多的联系。针对这些差异的比较性研究以及对差异产生原因的阐释对于我们了解与认识两汉魏晋时代的谏官制度乃至于整个官僚制度的种种特征与规律无疑是有着积极的参考性价值的,在相关领域也应该是有着一定的独创性与开拓性意义的。

张衡“三为太史令”及“阳嘉二年迁侍中”说辨正

张衡(78～139),字平子,河南南阳人,汉代杰出学的科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弄消张衡的生平事迹,对于研究他在科学、文学及思想上的贡献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为了搞清他的生平思想,前人已作了很大努力,但仍然有一些问题没能得到彻底的解决。近来笔者就张衡青少年时期的活动作了一些考索(见拙文《张衡永元十二年前行踪考》、《郑州大学学报》85年第2期),并就张衡及做南阳主簿的时间问题作了新的论证(见拙文《张衡“永元十二年为南阳主簿”新证》,《南京师大学报》85年第2期)。现在就以下两个问题作一些探索。

从唐摹“晋帖”看魏晋笔法之本相——关于日本藏《孔侍中》《丧乱》诸帖引出的话题

研究中国古代书法中的"笔法"现象,不但要看中国流传有绪的法帖碑版书迹;还要借助于上古、中古时期中外书法交流事实的便利,从域外流传的书迹中去分析判断中国上古、中古时代书法的"本相"。在目前人人引为正宗,但又很难解释清楚的所谓"二王笔法"或"魏晋笔法"的研究方面。

西汉侍中述论

自西汉武帝始,中央职官制度有了中(内)外朝之别,侍中、给事中、诸吏、散骑、常侍等皆属于中朝官。然而侍中在汉初业已存在,并不是随着中外朝的出现而产生的,它对西汉政治产生了一定影响。

浅析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加官对中枢决策的影响——以曹魏侍中为例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加官特别发达的时期之一，作为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加官，侍中出现很早。到曹魏时，其职能发生变化，逐渐成为影响中枢决策的重要部门。本文以曹魏时侍中为例，对加官与中枢决策之间的关系作简要探讨。

“曹丕称帝,(王)粲官至侍中”辨

汉末建安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出现了以“三曹”(曹操、曹丕和曹植)和“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阝属)”应瑒和刘桢)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他们的作品所体现的,“建安风骨”对后代的许多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的王粲(177—217年)则被刘勰誉为“七子之冠冕”,(《文心雕龙·才略》)这个评价是很高的,王粲十七岁时因为政局动乱从长安到荆州,投奔刘表,在荆州生活了十六年,一直未受到刘表的重用而郁郁不得志,这种心情在他的名作《登楼赋》和《七哀诗》(其二)中都有生动的抒发。二○八年他离开荆州归顺曹操,受到曹操的重用,被辟为丞相掾,后迁军谋祭酒,从曹操西征时还拜为侍中(侍从帝王左右,出入宫廷的官)。那么,王粲何时担任侍中的呢?

试论北宋前期的“侍中拜相”

北宋前期宋廷继承五代以来的宰相制度,规定以中书令、侍中及同平章事为宰相,实际上实行的是以“同平章事”衔拜相为主,以“侍中”衔拜相为辅。“侍中”与“同平章事”不可互兼。由于侍中地位较高,故并不轻易授人,所授之人大多也是在职宰相。以非“同平章事”身份直接以“侍中”衔拜相的,只有赵普一人而已。北宋前期“侍中”衔拜相是皇权调控相权的重要表现。

许君述贾侍中说字疑义举例

许君述贾侍中说字疑义举例朱季海大徐本《说文·部》：“，前顿也。从声，贾侍中说。一读若，又若郅”，《唐韵》：“北末切”。此字篆文作，段玉裁云：“，普活切，隶变作”（段《说文》“，行貌”字注，此篆有误，段不能正；然以为之隶变则是也...

秦及汉初侍中本为丞相史考

根据《汉旧仪》《汉官仪》与《宋书》等关于秦及汉初丞相史职责的记述,分析《史记·吕太后本纪》一条资料,可证秦及西汉初年侍中由丞相史担任,承担临时入宫向皇帝奏事工作。文章结合传世文献与新出土资料,考察了侍中含义的变迁以及大臣向皇帝奏事的不同渠道,为认识学术界长期关注的尚书与侍中在汉武帝以后变化的背景提供了新的线索。

鄯善佉卢文书所见王号考——兼论所谓“侍中”

一迄今所知现存佉卢文献,主要有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敕令、希腊——大夏时期铭文、印度——斯基泰(塞克)时期碑铭、贵霜王朝时期碑铭和中国古代鄯善王国时期文书,而以出自中国新疆尼雅和楼兰古城的鄯善佉卢文书数量最多。

三国的侍中、武职及郡国——三国职官之二

三、侍中尚书和中书曹魏时侍中地位提高了,尚书脱离少府独立了,又设置了中书监,对后世影响很大,所以特别提出来。侍中寺。

管窥王羲之《孔侍中帖》

本文与大家共同鉴赏唐代内府摹本王羲之的《孔侍中帖》,笔者以结体为切入点,试揭示内含"祖法"的一些笔法及让人回味无穷的字态之美,偏颇之处,方家教之。一、独体结构"九"字(图1),第一笔,露锋运笔内含"∽"轨迹走横势,画尾厚重圆笔收锋,含隶意;第二笔,方笔藏锋,外展弧线,与第一笔内廓夹角呈45度,圆折呈90度,画尾改变用力方向翻转折笔,由重到轻,呼应下一笔,两笔没有放出,使整字内力收敛,字脚虽然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但此举使整字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