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侍臣”与汉魏之际的内朝革新

魏晋“侍臣”具有“亲尊合一”的特殊定位。其理想人选限定于具备儒学修养与知识储备的士人精英,通过发挥在皇帝侧近“顾问应对”的核心功能,确保皇帝在空间上为儒学意识形态包围与浸透。“侍臣”之制有别于两汉传统,滥觞自汉献帝即位至出关中东归的六年间(189—195)士人精英推动的内朝革新。不见于汉代史料的“侍臣”之称,很可能创制于这一过程,并为《献帝起居注》等作品书写和传播。许都汉廷和曹氏魏国分别以侍中尚书和散骑之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这一制度革新成果,并为其后的魏晋王权所继承。所谓“波纹式循环发生”的经典模式,对此不能进行有效解释。

论唐太宗失政不自晚年始

近几年,论者对太宗晚年之失已有评述。一般所谓晚年,是指贞观十七年魏征死后。从此时起,太宗对内外施政颇多失误。然太宗之失,实不自十七年开始。《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六年十二月云:“帝与侍臣论安危之本。中书令温彦博曰:‘伏愿陛下常如贞观初,则善矣。’帝曰:‘朕比来怠于为政乎?’魏征曰:‘贞观之初,陛下志在节俭,求谏不倦。比来营缮微多,谏者颇有忤旨,此其所以异耳！’帝拊掌大笑曰:‘诚有是事。’”

论《大招》与《招魂》的作者及招魂的对象

楚地风俗与周王朝官方礼仪有所区别,关于"复礼"的记载不能印证"招魂"的模式,从种种证据来看,《招魂》应是宋玉自招己魂之作,《大招》则是景差为招顷襄王魂而作。

老龙头乾隆吟诗聯句

“万里长城跨龙头”。由山海关向东行八里,便来到明长城的东端老龙头。老龙头依山面海,风光秀丽诱人。相传三国时的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便在这附近。唐太宗也在一千多年前来到这里,并留下了“披襟眺沧海,凭轼玩春芳,称流横地轴,疏派引天潢”的诗句。在老龙头的左前方,烟波中有一高两低的三座小屿,这便是姜女坟。明朝时长城修筑到老龙头,有人在海边建望海亭。戚继光任蓟州总兵时,为防止敌人趁落潮时偷越入关,将长城修入海中,城高三丈,长且数倍。长城像巨龙将头伸向大海。後来,明朝巡抚杨嗣昌又在老龙头的敌台附近修建了周一里、高二丈的宁海城,安兵扎寨。

关于越南“黄沙”和“长沙”的问题——驳武海鸥《越南对黄沙和长沙两群岛的主权非常明确,不容争辩》一文的谬论

1979年9月29日,越南《人民报》在发表越南外交部白皮书《越南黄沙和长沙两群岛的主权》的同时,刊登了署名武海鸥《中国的歪曲和诡辩的论点毫无法理基础》的文章,10月10日至13日又连载了武海鸥撰文《越南对黄沙和长沙两群岛的主权非常明确,不容争辩》。武海鸥的文章,充满了强烈的政治色采,恶毒的咒骂,诡辩的论调,贼喊捉贼的伎俩和强盗的逻辑成为全文的哲理基础。其对历史材料的歪曲,从版本。

毛泽东“艰苦奋斗”立国思想探折

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谆谆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艰苦奋斗”是毛泽东同志在建国之初讲话文稿中经常出现的特色字眼,也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的“立国”思想。 初得天下,何以治天下?中国历史上贤明的开国者都曾用心探讨过这一问题。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初年告谓侍臣:“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他的“草创难守成亦难”之见解,去奢省费、澄清吏治之举措,不仅直接造成了唐初的“盛治”,也给后世以鉴镜。

施尼茨克尔关于1714—1716年陪同清朝使团赴卡尔梅克阿玉奇汗处的报告

关于中国使臣以及1714年7月2日他们是怎样受到卡尔梅克人的礼遇和接待的1714年6月17日,我们刚一渡过伏尔加河,被称作'好战的'(Дейнерих)穆尔札乌金台吉①就率卡尔梅克人众前来迎接,并将我们护送至(阿玉奇)汗的营地。在距该营地一俄里远的地方,阿玉奇汗所派侍臣已带100匹马迎候,他驱骑上前。

龙虎山天师世系琐淡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有着浓郁的民族思想传统,保存有丰富的经籍和文献资料,是祖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自东汉顺帝年间(126—144)张道陵在江西贵溪龙虎山创教以来,历魏、晋、南北朝而日臻完善,其后盛衰交替于唐、宋、元、明、清之季,道教绵绵相传,天师之位世代承袭,延续不绝,迄今为六十三代,长达一千八百余年,考之中外历史除曲阜孔子世家外无可与匹者,不但世人感到惊奇,连皇帝也为之动容。据《江西文献从书》所载“元世祖忽必烈尝命取天师所传玉印宝剑观之,语侍臣曰:“朝代更易不知凡几。

论宫体诗

“宫体诗”也许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极为特殊的文学现象。这不仅因为它以女性为描写中心,而且从总体上表现出鲜明的“重色”观念。一方面在当时影响极大,甚至左右着一代诗坛;另一方面,后世非议不绝如流。因此,重新审视“宫体诗”时,不少问题不能不唤起人们重新进行思考,比如:其一、“宫体诗”创作成为一代诗风,仅仅是由于少数当权者及其侍臣的倡导抑或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其二,“宫体诗”表现的“重色”观念固然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但除此之外,是否还有自身的合理性?

谈唐太宗的“兼听”——读《贞观政要》

一、唐太宗重视“兼听”在《贞观政要》(以下简称《政要》)一书中,开篇就记载了贞观初唐太宗与侍臣关于“君道”问题的探讨。太宗自己首先提出一个想法:“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他问魏征:“何谓为明君暗君?”魏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

以“风雅小生”到“变态太监”——我演《金龙与蜉蝣》

在我的记忆中,凡出现在戏曲舞台上的宦官(太监)形象,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宫廷里的近臣,大都属于龙套角色,这类人物通常起着传旨接驾的职事,形同摆设,无戏可做;再一类,就是刘瑾、魏忠贤一类坏到极点的脸谱化人物,这些人物出现在剧中,往往飞扬跋扈、祸国殃民,虽然份量很重。

两个相似的悲剧——谈《李尔王》和《高老头》

莎士比亚的悲剧《李尔王》(1605)讲这样一个故事.不列颠国玉李尔在他垂暮之年准备把国土和权力分给三个心爱的女儿.在分配他的国土之前,他要先看看哪个女儿“最有孝心,最贤德”,从而给她更多的恩惠.大女儿高纳里尔和二女儿里根都极尽巧言之能事,表白自己对父亲的爱,骗得李尔的欢心.三女儿狄利亚是个善良诚实的姑娘,她不愿去发那不实际的誓愿,决定“默默地爱着”自己的父亲.所以她拒绝表达自己的深挚的爱,激怒了李尔.他不听忠臣肯特伯爵的忠告,把浓密的森林,膏腴的平原,

唐代马球探微

唐代盛行马球(严格地说,不叫“马球”,应该叫“打球”或“击球”,“马球”是现代人的叫法)。近年来,国内一些报刊,先后发表了不少介绍唐代马球情况的文章。这表明体育史界对唐代马球研究的重视。但应该看到,在已发表的文章中,对唐代马球兴起的时间、兴起和发展的原因,还论述不多。现在就谈谈我对这些问题的粗浅看法,就教于专家、学者。从《封氏闻见记》中的一条记载谈唐代马球的兴起唐代马球最早出现的时间,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文字,当在唐太宗时期。唐人封演在他所著的《封氏闻见记》中有如下一段记载: 太宗常御安福门,谓侍臣曰:“闻西蕃人好为打球,比亦令习;会一度观之。昨升仙楼有群蕃街里打球,欲令朕见。

谢灵运诗歌的孤独感

南朝诗人谢灵运的一生充满矛盾,仅具文士之才,却偏爱做伊周管乐之梦;先朝遗民与新朝侍臣的双重身份更使他进退两难.人性觉醒思潮引发的感伤、政治优势失落导致的落寞、浮躁个性造就的玩世不恭使他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之中.其诗中常见的“独赏”之憾与“共赏”之盼有着复杂的文化内涵.

高丽睿宗朝的中枢决策体制(连载之二)

四、文武三品以上前节,在六月二十三日的预备咨询会议上,集中了宰臣、枢密及侍臣四品以上的一致意见的国王。在这个时期,事实上想必已经正在酝酿九城之地的返还问题。在未得到东女真方面的返还要求时,高丽国不应该仅仅出于体面上的考虑而事先对此表态。

试论唐太宗“偃革兴文”的治国方针

唐朝前期,政治统一,国势强盛,经济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世称“贞观之治”。这种局面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唐太宗及其大臣在贞观年间顺应历史的发展,制定了“偃革兴文”的方针,推行了一系列治国安民的措施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一、“偃革兴文”方针的提出 唐太宗是在扑灭隋末农民起义,扫平割据势力后登上皇帝宝座的。唐朝建立之初,由于经历了长期的战乱,政局动荡,经济凋敝。全国户口数从隋全盛时大业二年的八百九十万九千九百五十六户,下降到贞观初年的不满三百万户。据史书记载:贞观之始仍“霜旱为灾。

闯弓河

时间西汉景帝年间,距今两千多年。地点黄河源头。人物张骞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探险家、外交家。本剧反映他少年时代的一段生动传说。太原君张骞的舅父,朝中做官,是位有名的天文家、历算家。厚爱于少年张骞。老艄公、众青年武士、侍从、四豺狼、西海龙太子、众虾兵蟹将、众飞天、牛郎、织女、侍臣等。一场考行黄河上游一古道渡口。浑黄的河水从遥远的天际倾泻下来,汹涌澎湃,浊浪拍岸,发出惊雷般震耳的啸声。

古文选鉴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商贾之民多矣。——摘自《韩非子·五蠹》译文:英明君主治理国家的政策,总是使工商业者和游手好闲的人尽量减少,而且使他们名位卑贱,因为从事农耕的人太少而经营工商业的人太多了。

也谈唐太宗纳谏

关于唐太宗纳谏的问题,谈论者不少。我也想谈一点看法,希望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引深一步。 封建帝王的纳谏,是在其统治集团内部实行“民主”,这个“民主”是有阶级性的。历来称道唐太宗纳谏,是因为在封建社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他比之于隋炀帝之类唯我独尊、独断专行的皇帝来,的确高明一些。但必须看到他的纳谏只限于统治阶级内部,劳动人民不仅对他没有谏诤的机会和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