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侦查关键线索的几个问题

侦查关键线索,是以各种形态呈现、被侦查人员所认知并据此开展侦查能够使案件突破的关键涉案事实。有效地发现、选择和利用侦查关键线索至关重要,它受侦查能力的制约,一部分可转化为关键证据,具有个案的特殊性及多重连环性。侦查关键线索通常以关键的“人”“物”“时”“空”“事”及其衍生事实体现出来。侦查关键线索的发现与选择应该以“全覆盖无遗漏”与“效益优先”为原则,从最明显或急需澄清与解决之处、细微隐潜之处、案犯易疏忽或侦查易遗漏之处入手;在利用这些线索时,要精心策划并尽快落实行动,同时积极寻求新线索,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侦查方案。

侦查措施概念新释

从刑事诉讼立法来看,侦查是法定主体“收集证据、查明案情的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侦查措施则是“侦查”与“措施”两个词的叠加,是“侦查人员为解决侦查破案问题所采取的具体办法”。从内涵来看,侦查措施应是“法定侦查主体为解决侦查破案问题所采取的具体办法”,其具有法定性和具体性两大属性;从外延来看,所有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赋予侦查主体可以采取的法定的具体侦查行为都应属侦查措施范畴,但刑事强制措施不是侦查措施。

侦查本位视角下检察侦查权研究

全国检察长会议强调加强检察侦查工作,但现行理论对检察侦查多是从检察本位论的角度展开探讨,忽视了侦查权的性质、侦查程序自身的价值及侦查权配置原理对检察侦查权的决定作用。检察机关侦查业务面临着案多人少、侦查能力、技术装备不足等困境。应从侦查措施执行权、侦查决定权、组建侦查权相对独立的专职部门等层面完善司法警察独立侦查权,呼应侦诉适当分离的需求,助力检察侦查工作高质量发展。

数据驱动型侦查法律属性的重释与厘定

数据驱动型侦查以数字技术为支撑,在犯罪治理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围绕数据驱动型侦查的法律属性,理论上存在着任意性侦查措施与强制性侦查措施的争议.我国目前偏向于将数据驱动型侦查作为任意性侦查措施,这引发侦查权外溢、侵害公民隐私权之风险.日本司法多以重要权利侵害说与强制处分说作为数据驱动型侦查方法强制性的判断标准与基本立场,但因严格的事前令状审批陷入制度僵化的“泥沼”.如若我国将数据驱动型侦查模式下的侦查方法全部归于既有的强制性侦查措施规范框架,则产生侦查失去活性、错失侦查良机等消极影响.为兼顾侦查活性与权利保障,类型化视角下宜将数据驱动型侦查定位为复合任意性与强制性的新型侦查措施,并以“阶段—种类”为具体分类之方法论,以分类型考量与分阶段控制之方式,区分不同数据驱动型侦查方法的法律属性.

新形势下串通投标犯罪数据化侦查实践路径

招投标全流程电子化的日益普及给串通投标犯罪侦查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如何不断提升串通投标犯罪的数据化侦查能力和水平,已经成为全国经济犯罪侦查理论与实务部门广泛关注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案例分析等方法探讨了新形势下我国串通投标犯罪产生的原因、手段及危害,较为系统地阐释了如何综合利用各种数据导侦工具、采用企业基因测序、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和技术研判风险企业、分析违法资金流向等问题,深入挖掘显性和隐性犯罪网络,锁定重点人物,构建完整的证据体系,实现对串通投标犯罪的全链条式打击。

网络直播犯罪的侦查治理研究

网络直播已经成为满足民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渠道。但是伴随出现的网络直播犯罪严重危害直播行业的健康发展。作为网络犯罪的重要形式,其呈现出数罪合流形成复杂聚合力、多目的驱使下的人际掩护、合法直播光环下的犯罪植入、打破时空限制的多点扩散和商业化运作下的犯罪组织架构等行为特征,使得侦查工作陷入犯罪发现难,侦查取证难以及侦查成本高的现实困境。为此,应以网络直播犯罪的侦查治理为切入点,提高其侦查效能。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与检察侦查权的优化配置

检察侦查是检察机关履行诉讼监督与刑事控诉职能的重要体现,是保障监督刚性、客观公正追诉犯罪的必要制度安排。监察体制改革后,我国检察机关的侦查权包括直接侦查权、机动侦查权和自行补充侦查权等三种类型。囿于规范层面的局限以及相关配套措施的欠缺,检察侦查权的制度支撑严重不足。实务中,检察侦查面临直接侦查窒碍难行、机动侦查形骸化以及自行补充侦查异化等现实困境,致使其诉讼监督效果并不理想,难以对侦查(调查)权形成有效制约,所谓优化指控证据体系、审前案件“筛漏”功能亦浮于形式。为促使检察侦查权真正回归“法律守护者”和诉讼权力“中介”性质,有必要在《刑事诉讼法》的新一轮修法中对其予以体系化重塑。

养老诈骗侦查信息挖掘与应用的脚本分析

以信息论科学为研究起点,可知侦查信息是反映“犯罪—侦查”系统的动态运行和静态结构状态的可识别性内容,其挖掘和运用是不断明确和修正侦查认识、作出侦查决策的基础,也是预防和控制犯罪的前提,是侦查工作开展的起点。以养老诈骗犯罪为例,引入犯罪脚本分析的理论,研究养老诈骗的犯罪模式;“犯罪脚本”如何在老年人这一较为封闭的社会群体中进行传播和发展;老年人如何在特定的背景下产生错误认识进而上当受骗。为此类高发、社会影响恶劣的复杂案件侦查信息的获取和应用提供新的认识途径,有利于此类侦查信息挖掘和应用水平的提升。

论审判中心视角下侦查程序的完善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必然要求法院审理查明案件事实,侦查主体全面、客观地收集证据。同时,审判阶段定罪证明标准的实现,也要求侦查主体比照法院审判中适用的标准展开工作。以审判中心为视角来看,当前存在侦查取证不规范、证据材料证据能力的审查机制不完善、侦查绩效考评机制不合理等问题。为有效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全面实现侦查取证的规范化,完善证据材料证据能力的审查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考评机制。

有限理性下侦查错误的成因分析及预防

基于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有限理性和世界物质变化形态的多样性,导致侦查错误发生的原因是多元的,发生侦查错误不仅会使整个侦查活动无法顺利推进,还可能会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鉴于侦查错误的发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客观现象,通过侦查人员对案件认识的有限理性、侦查思维、侦查决策偏差等可能导致侦查错误的原因进行剖析,并从转变侦查思维、纠正侦查决策偏差、提升侦查人员的内在素养等方面提出优化之策,以期为减少侦查错误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参考。

加强与完善自行补充侦查制度研究——以H市人民检察院为例

自行补充侦查是指检察机关为查清案件事实重要节点、厘清疑点、破解难点,在侦查取证欠缺的情况下主动补位、积极履职,获取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明文规定了检察机关在案件审查阶段,针对需要进一步补充证据的案件,拥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将案件退回到公安部门进行补充侦查;二是自行开展侦查工作。

浅析反数据侦查行为及对策

引言.随着新型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不断催生了各类社会生产关系,体量式数据在冲击社会的同时也催生了大量新型犯罪形态,如“互联网+传统犯罪”、金融犯罪、电信诈骗等,破坏了社会稳定和人民财产安全。侦查行为与反侦查行为是一对相互对抗、此消彼长的辩证关系,侦查人员在与罪犯长期斗争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经验,基于此进行侦查方法的改变与创新,信息留痕不仅再局限于“实物”而是将范围拓展到了“网络”上。

大数据时代侦查假设的科学化

当前犯罪形势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推动侦查假设由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是适应犯罪新形势的必然要求。大数据为侦查假设的科学化提供了数据基础;大数据的整体性思维、容错性思维、相关性思维、预测性思维在理念上促进了侦查假设的科学化。要在侦查实践中实现侦查假设的科学化,一方面必须转变侦查人员思维、理念,重视数据;另一方面要做好大数据相关专业建设和人才储备。在具体操作上应从侦查假设的建立和侦查假设的验证入手实现侦查假设的科学化。

关于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工作报告

202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联合下发《关于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开展讯问合法性核查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解决了检察机关核查标准不统一问题,为办理该类案件提供了遵循依据。国家已经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但是实践中还是出现了一些冤假错案,要不断发挥检察监督作用,建立核查制度,目的就是有力促进侦查讯问规范进行,防止侦查过程中出现刑讯逼供等非法讯问行为。我们对西宁市检察机关近三年开展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工作进行了调研。

网络贩毒案件侦查中的思维定势研究

网络贩毒犯罪依托互联网新技术,隐蔽性、组织性、广域性日益强化,涉案毒品类型不断增多,犯罪形势日益猖獗。网络贩毒案件中侦查主体与反侦查主体思维定势具有产生基础的一致性和思维定势类型的差异性。通过充分利用犯罪行为人的思维定势,兼顾技术与经验,强化侦查协作以及大数据相关性思维,促进侦查主体与反侦查主体思维定势的功效转化,从而有利于网络贩毒案件中侦查主体进行正确的侦查途径选择,提高侦查效益。

互联网金融诈骗犯罪案件侦查对策研究

随着科技的进步,互联网的普及,以及金融业务线上化的发展,犯罪分子利用互联网和移动支付等新兴金融技术手段进行诈骗活动越发猖獗,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经济损失。通过对我国互联网金融诈骗犯罪案件侦查工作面临的困境进行剖析发现,当前互联网金融诈骗犯罪案件具有发现犯罪线索难、侦查取证难、侦查协作与跨部门配合难、彻底打击难等难点,对此,公安机关应在证据收集、案情分析、部门协同、维稳追赃等环节积极发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基于机器学习的数据情报侦查预测研究

鉴于目前在数据情报侦查预测中存在运算挖掘过拟合、因果关联效应潜在偏差高、新型数据犯罪模式更迭快等突出问题,亟待引入基于机器学习的数据情报侦查预测研究范式予以回应。以基于机器学习的数据情报侦查预测价值为研究的逻辑起点,提出基于机器学习的数据情报侦查预测的框架与模式,构建基于机器学习的数据情报侦查预测的评价指标体系,探讨基于机器学习的数据情报侦查预测的方法。这不仅能提升挖掘潜在数据犯罪情势关联规则的精确性,推动传统侦查因果解释理论的发展,还能缓解数据情报侦查决策僵局,提高数据情报挖掘分析的差分隐私,创新和拓展数据犯罪防控模式,从而实现数据情报侦查预测的应然价值与实然效果。

经济犯罪案件侦查期限制度研究

侦查期限是侦查行为可以持续的最长时间,是侦查机关自立案至侦查终结的时间限度。优化营商环境背景下经济犯罪案件侦查期限对于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羁押期限无法起到侦查期限的作用,应当增加侦查期限制度规定。经济犯罪案件侦查期限不仅适用于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也适用于未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经济犯罪案件侦查期限仅适用于“因人立案”,而不适用于“因事立案”,对于“因事立案”的,应根据追诉时效来限制侦查权。对于经济犯罪案件侦查期限应在立法上加以明确,强化侦查期限制度刚性,确立撤案并非错案理念。

视频侦查技术关键及其发展展望

视频侦查技术的核心是通过视频图像的提取、查看、分析和研判来获取侦查线索、固定涉案证据。多年来经过在实战应用中不断地发展创新,视频侦查技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关键技术体系:视频信息分析解读技术是侦查应用和证据固定的基础和核心;视频证据固定保全技术的规范是审判中心主义的客观要求,可以获取视频侦查记录报告、视频检验鉴定报告或视频数据关联报告;低质量视频图像的增强恢复技术专业性强,应用范围窄,技术成熟度高,然而它不断面临新的挑战。目前,视频数据的智能应用在大数据背景下变得越来越重要,仍需进一步突破视频自动识别技术的应用范畴,建立完善多层次的视频数据综合应用体系,打造适应不同业务需要的视频数据实战应用模型。

食药犯罪案件侦查阶段科学证据适用研究

科学证据作为食药犯罪案件侦查的核心问题一直困扰着执法司法机关。目前,食药犯罪案件办理中相关科学证据的运用存在着缺乏法律依据,科学证据的不同归类混淆了证明效力,出具科学证据主体垄断了专业判断的事实真相,涉案食品药品缺乏完善的检验方法体系,诸多科学证据的结论难以经受现实和历史的考验等问题。未来应贯彻证据法治思维,完善证据法律体系,依法构建完善的科学证据法律制度体系。实践中,相关办案部门应统一明确科学证据的证据地位和证明力;完善检验体系建设,严格涉案食品药品的风险评估;推动科学证据的信息共享,完善争议处置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