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基层运行现状、困境与优化路径

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的成立,标志着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之间的监督协作进入新阶段。但从基层运行现状来看,监督精准度和协作配合深度仍有待提升,监督闭塞、部分协作机制运作不畅仍阻碍其职能的有效发挥。如何应对检警双方合力不足的困境,是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面临的难题。因此,要多管齐下努力提升监督实质化水平,要信息共享不断破除监督闭塞,同时持续优化协作机制、提升协作合力,以完善和提升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的监督能力和协作水平。

轻罪领域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研究

近年来,轻重罪案件的结构比在发生变化,重罪持续下降,轻罪持续上升。犯罪分层治理不但能为司法机关研判社会治安形势、靶向施治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案例基础,也顺应了溯源治理等现代化法治理念的发展要求。面对构建轻罪治理现代化体系的时代要求,更需要检警两家抛弃原有打击犯罪为主的刑事司法理念,进一步认清趋势、统一认识,以理念变革为先导,依托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不断加强沟通,凝聚司法共识,推动执法司法理念在不同案件办理阶段的顺畅衔接。

试论我国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机制及其完善

侦查监督机制的完善 ,是一国法治和人权保障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目前 ,我国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机制仍很不完善 ,侦查监督的实际效果不尽人意。本文在阐述我国侦查监督机制现状的基础上 ,着重分析当前我国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机制的缺陷 。

侦查监督数字化的现实检视及优化路径

侦查监督数字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传统侦查监督模式下存在的问题,但同时也面临着侦查监督职能边界不清、技术与传统司法之间存在冲突、数字化能力有限等现实困境。为真正实现侦查监督的数字化转型,需要在理念层面形成数字化思维,坚守保障人权的监督观念;在技术层面积累法律专业领域的知识图谱,自上而下搭建数字共享平台,为大数据模型运作提供前提性保障;在制度层面对侦查监督进行去行政化改造,通过明确侦查监督的执行主体,推进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的实质化运行,从而将侦查监督拉回司法轨道,实现侦查监督数字化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平衡。

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的实质化运行研究

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是构建面向审判的检警关系的重要抓手。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在凝聚检警共识、促进“简案快审”、疑难案件协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实践中,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运行在理念传导、配合衔接、监督效果、工作保障、信息共享以及数据应用等方面存在一定问题,影响了其实质化运行,限制了新型检警关系建构。为此,应依托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传导审判要求和标准、凝聚检警办案共识;完善监督范围、考核指标、联席会议等配套机制;丰富工作方式,加强人员保障;不断拓展检警信息共享的范围和深度,强化数字检察模型研发和应用的数据安全保障,优化数字检察改革,促进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的实质化运行。

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运衍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路泾探究

2021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健全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意见》,明确了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中的职权分工与共同目标,推动健全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

数字时代侦查监督新范式:进路、反思及展望

前数字时代的传统侦查监督范式具有明显的被动性与事后性,导致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工作流于形式而质效不高。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检察机关以数字正义为价值追求、以调查核实权为依托、以能动检察为理念支撑,借助数字技术来构建大数据侦查监督这一全新范式,实现了以技术集中促进侦查监督实质化、以类案监督促进社会治理、以主动全程侦查监督促进权利保障。值得注意的是,大数据侦查监督范式虽有万般利好,却仍存在立案监督权不完整、司法公正面临挑战及降低侦查效率等问题,未来需要进一步通过充分延伸立案监督范围、有限度地进行数字公开和适度监督等措施予以完善,以此平衡全新范式与原有司法秩序之间的冲突。

捕诉一体化背景下加强侦查监督的路径探索——以检察引导侦查的视角为切入点

侦查监督主要指的是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刑事诉讼中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的专门性法律监督。近年来,众多学者和司法工作者围绕侦查监督的研究成果甚丰,但是在捕诉一体化改革后,检察引导侦查目标的重新提出新的背景下,对侦查监督也出现了新的讨论和争议。本文集中阐述了在捕诉一体化改革背景下检警两方由于检查引导侦查模式的重新提出导致的侦查监督新问题,就未来的侦查监督特点和方向提出了个人的看法。并就目前的司法实践背景下,提出了加强检察机关进行侦查监督的改善路径。本文主要创新体现在就被重新提出的检查引导侦查视角为切入点,研究侦查监督的完善路径。

论我国侦查监督机制的完善

从我国目前的侦查监督的状况来看 ,主要存在的问题是 :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形式化 ,监督范围窄 ,监督主体单一。这使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应有的保障。因此 ,现阶段继续加强检察监督 ,扩大监督主体 。

坚持贯彻《决议》小放松实现侦查监督工作新发展

10月25日，省人大内司委专委会听取了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吴古卉对全省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贯彻落实省人大《关于加强人民检察院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工作的决议》的情况报告。

侦查监督制度的考察与反思——一种基于实证的研究

侦查监督相关实证研究反映,侦查监督权并没有充分控制侦查权。在侦查监督运行中,侦查监督权威与手段较弱,实务中侦查监督基本依赖卷宗。司法改革中检察机关进行了有所成效但值得商榷的探索。侦查监督权运行不力的原因在于侦查监督的理念突出犯罪控制而弱化人权保障,侦查监督主体对违法侦查行为与违法侦查人员缺乏制约,侦查监督职能行使的司法考核指标不合理。侦查监督制度的改革应以强化人权保障为目标,按照控权模式改造侦查监督权,提升侦查监督权威。

侦查监督制度改革若干问题

当前,我国司法改革正在有序推进,在司法体制与工作机制的改革中,按照中央有关文件的精神,重点就是要"加强权力监督和制约",其具体措施是优化司法职权配置。为完成这一任务,中央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尤其是检察改革,以加强法律监督、促进社会和谐为主体,紧紧抓住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关键环节,进一步解决体制性、机制性障碍,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本刊编辑部注意到,检察改革已经走过十几年的历程,在促进检察制度完善、提高法律监督能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检察改革的深入推进,对检察理论的需求越来越急迫,标准也越来越高,许多事关检察改革的重大问题亟待理论上的论证和支撑。为适应方兴未艾的检察改革对检察理论的需求,检察理论尤其是关于检察改革问题的研究,必须随着检察改革的深入推进,实现研究角度和研究重点的转换。在有关检察改革问题的研究上,既要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检察改革的理论基础,改革应当坚持的原则、价值目标,各项改革举措的具体设计等单个问题的论证上,又要通过对前一阶段检察改革整体效果的反思、评估,并结合改革已经取得的成效和检察体制和工作机制完善的整体目标,提出后续改革的方向和整体方案。本刊编辑部注意到,在关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科学定位问题、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各项改革措施的正当性和必然性的问题、检察机关抗诉权问题、侦查监督改革问题上,对其科学依据和理论支撑,有人认识、理解不深,有人还不完全了解,有时还提出质疑。我国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不少人士对此问题的看法颇多歧异。为了充分探讨这一问题,本刊编辑部特邀一批专家对此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得到了一些对此问题素有研究的学者的比较积极的回应。为了更好地以学术之力审时度势促进司法改革特别是检察改革,本刊编辑部以"法律监督与检察改革"为总标题组织了笔谈。本着百家争鸣的态度,本刊对于受邀专家的来稿,只要政治导向正确,符合通常的学术规范,不论其所表达的学术观点如何,均一律照登,所以,本专题所有观点均不代表本刊之立场。

刑诉法再修改对侦查监督的影响与挑战

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继1996年修订之后对刑诉法的再次重大修订，是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和依法治国进程中的里程碑事件，是完善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推动法治文明进步的重大举措。其中，有关保障人权、逮捕制度、证据制度、侦查措施、辩护制度、特别程序等的新规定，为侦查监督工作带来发展机遇和挑战。

论侦查监督

在介绍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的侦查监督制度基础上 ,对中西侦查监督制度作了比较 ;结合侦查实践 ,指出我国检察机关侦查监督中存在的问题 ,并对如何完善我国的侦查监督制度提出若干构想。

侦查监督的制度困境及其突破——兼论最高人民检察院“四项改革规定”

侦查监督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的重要内容,但目前侦查监督的运行状况却存在不平衡、不及时及监督不力的问题。导致侦查监督制度困境的原因主要是侦查监督与公诉的关系、侦查监督与侦查的关系定位不适当,从而影响了侦查监督的动力与能力。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四项改革规定"对改善侦查监督有促进作用,但由于受现行制度框架的限制,仍然存在不足,未来的制度改革应该继续从理顺侦查监督与公诉、侦查的关系入手,着力于提升监督的动力与能力。

中国侦查监督研究四十年

20世纪80年代的侦查监督研究主要是采用注释法学的研究方法对法律规定的有关侦查监督的内容进行了研究。其中,研究的重点体现在侦查监督内涵的理解,对侦查监督范围拓展等方面。20世纪90年代对侦查监督的研究体现在推动立法修改和对修订后的侦查监督制度内容的注解。研究中运用理论法学方法有所体现,但是,由于权利义务范畴本身的理论阐述存在一定的局限影响了对侦查监督制度的探讨。21世纪第1个10年,对侦查监督研究的理论思考有明显进步;对侦查监督立法缺陷和实践问题有进一步揭示。对检侦关系的讨论表明理论研究更贴近制度安排的本质。不足之处在于对公检法三机关关系所体现的诉讼规律与监督规律的把握还有大的提升空间。21世纪第2个10年,除了对侦查监督老问题有研究外,学界对立法改进中新增内容的实施和实践中增强侦查监督探索进行了理论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不足之处在于对侦查监督的价值层面和规范层面的研究还过于表面;对实证方法的运用本身还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

我国职务犯罪侦查监督机制评析及模式选择

现行职务犯罪侦查监督机制总体来说对职务犯罪侦查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但还存在内部制约机制多,外部监督机制少;一些侦查手段和强制措施未能很好地纳入到侦查监督范围;较多的为事后监督而非事前的预防等缺陷,应予完善。完善的模式有内部制约模式、上下级监督模式、法院制约模式等。上述每种模式都有其利弊,最佳选择应为加强外部监督,完善内部制约机制,采取综合监督制约模式。

大数据赋能侦查监督的进路与反思

前智能时代侦查监督以批准逮捕为主要形式,以批捕阅卷、派驻公安等人力投入为主要监督手段,上述形式和手段难以解决监督范围狭隘局限的痼疾。在司法大数据赋能之下,侦查监督工作借助新技术可以有效地实现从被动监督向能动监督、从节点监督向全程监督、从人力集中向技术集中的转型。大数据赋能下侦查监督的转型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前智能时代侦查监督工作的难题,也开创出大数据侦查监督这一法律监督新形态。为进一步推动侦查监督工作的数字化转型,还需要在监督理念方面从风险防范转变为权利保障;在监督范围方面廓清大数据侦查和大数据侦查监督的关系;在监督风险防范方面平衡好司法的保守性和技术的前沿性之间的关系。

检察机关非自侦案件侦查监督的博弈论分析

检察机关依法对侦查机关行使侦查监督权,既要解决因侦查机关抵触和内部动力不足而导致的监督不力的局面,又要解决因信息不畅导致的监督不到位的困境。充分运用博弈理论能够较好地处理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互动,引入第三方即当事人及其诉讼参加人的力量介入可以实现博弈方的最大收益,实现监督实效的最大化。

论职务犯罪侦查监督机制的改革与完善

改革和完善职务犯罪侦查监督机制有利于保障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改革和完善职务犯罪侦查监督机制要符合中国国情,符合现代刑事司法准则,要以司法公正、高效为根本目标,要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完善我国职务犯罪侦查监督的制度可通过下列途径: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恰当规定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强化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实质性介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三元令状主义";加强内部制约工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