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话轮转换看侦查讯问话语权的控制

侦查讯问人员可以通过恰当的话轮转换策略实现对嫌疑人的控制与引导,从而获取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获取话轮常用打断、重述、应答性言语反馈信号、“那……”以及直接回应等手段。维持话轮常用表提醒义的叹词“啊”、提高音量与语速、表示关联关系的词语、套话(如“否则的话”)和非真实疑问句(如“知道吧?”)。让渡话轮以问话为主,包括仅仅为了互动的问话和获取信息的问话。获取基本信息多用特指问句,获取认知信息引导嫌疑人供述多用正反问和是非问,获取案件信息多用特指问句,同时配合其他手段限制嫌疑人的回答,如在问话前面或后面增加限制性话语以缩小嫌疑人的答话空间。

新兴技术赋能《侦查讯问学》实训教学的改革与思考

混合现实技术(MR)、人工智能技术(AI)、5G技术等新兴技术以其独特的技术优势,突破了传统教育的发展壁垒,为教育教学开辟了新的发展领域。《侦查讯问学》特殊的课程属性,决定了该课程具有极强的规范性、实战性、复杂性,其中实训教学的效果直接关系到该课程教学目标的达成度。新兴技术的引入,可以有效地解决《侦查讯问学》传统实训教学暴露的问题。随着新兴技术的引入,《侦查讯问学》实训教学的改革可以从教学方式的转变、教学设计的创新、课堂教学的实施、考核方式的改革、新兴技术的选择五个方面进行思考。

庭审翻供的预防与应对——以侦查讯问为视角

庭审翻供是我国刑事诉讼中长期以来较为突出的法律现象。恶意翻供可能直接导致证据链断裂,破坏证据体系的完整性,延缓诉讼周期,降低诉讼效率。就被告人心理而言,翻供通常源自罪责压力下产生的畏罪心理障碍,或自我保护动机驱动下的自我防御状态,抑或“态度系统”支配下的认知不协调。正确对待翻供,预防至关重要,需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取证模式,科学规范审讯流程,完善证据体系以强化口供的证明力。在庭审中,应当避免片面视翻供为试图逃避法律惩罚的表现,而应从口供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外围证据对口供的印证、翻供的理由和情节等多方面综合剖析,依法裁断。

侦查讯问中情绪管理研究

在侦查讯问过程中,情绪管理是指侦查人员通过对自身以及犯罪嫌疑人情绪状态进行觉察、表达和调节,建立和维持良好的情绪状态和讯问情境,从而保障侦查讯问工作顺利开展的活动。侦查讯问中的情绪管理是以保障侦查讯问工作顺利开展为核心的,其价值集中体现在建立良好的讯问关系,配合侦查讯问方法的使用、提升侦查讯问工作的规范化水平以及促进侦查人员的身心健康等方面。然而,当前消极情绪在侦查讯问中较为常见,在侦查讯问中还面临着情绪管理意识不强、情绪难以识别与分析、情绪调节方法不足等难题。针对以上问题,公安机关应当提升侦查人员的情绪管理能力、探索情绪管理与侦查讯问方法的综合应用、强化行为科学手段对情绪管理的辅助作用,以充分发挥情绪管理在侦查讯问中的重要价值。

侦查讯问课程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教学改革的路径探索

侦查讯问是公安专业开设的专业课程之一,其教学有自身难点,也存在一些公安类学科的共性问题,必须以教育理论为支撑。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把学习的过程看作是学习者用已有经验知识自我建构出新知识的过程,有助于解决传统教学中知识习得不灵活、无法在新情境中有效迁移等缺陷。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于实践性较强的侦查讯问课程的教学改革具有指导性作用,通过重构教学流程、凸显学科前沿、改造教学方法、贴近实战需求、提升思政有效性等措施,可提升侦查讯问课程的教学质量,同时为其他公安类课程提供教学改革参考。

浅议侦查讯问法治效能实现路径

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侦查讯具有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侦查构造、多重审讯功能以及双重价值平衡的理论价值。面对诉讼制度改革、网络技术革新以及犯罪演变的风险挑战,理应与时俱进转变侦查讯问法治理念、提升侦查讯问主体的综合审讯能力、夯实侦查讯问准备工作、完善侦查讯问标准与侦查讯问制度,实现侦查讯问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所具有的一系列有利作用、积极结果以及正向价值。

微表情分析技术在侦查讯问工作中的应用研究

伴随我国讯问规则体系在国家立法发展中的不断细化、完善以及愈发重视保障人权意识的理念转变,实务工作中应用更加合法化、高效化、智能化的讯问手段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微表情分析技术在侦查讯问过程中能够有效甄别犯罪嫌疑人、动态调整讯问策略、深挖扩大隐藏线索并指导后续侦查方向,但该项技术也面临着一定程度的理论与实践难题。从完善相应法律法规、加强侦查人员专业素质培训、合理配置软硬件设施资源、构建行之有效的应用规范等方面进行探索,可以提升微表情分析技术在侦查讯问工作中的应用效果。

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罪责感分析及其运用策略探究

罪责感源自个体对自身所犯罪行或不当行为所产生的内在责任感和道德压力,是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中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根据罪责感形成机制,罪责感既可能构成犯罪嫌疑人供述的障碍,也可能产生推动其如实供述的动力。侦查讯问中,侦查人员需要对嫌疑人的罪责感进行准确分析并因势利导,以取得这场心理博弈的胜利。

公安院校《侦查讯问》课程实训教学研究——以云南警官学院为例

《侦查讯问》课程实训教学是公安教育人才培养和教学改革的本质要求,本文依据云南警官学院《侦查讯问》课程近两学年的开课情况,分析了《侦查讯问》课程实训教学存在的问题有:师资力量紧缺,缺乏实训教学教师;课程开课时间缺乏科学性;实训教学偏重笔录完成情况,缺乏对过程的实训考核;实训教学内容与公安机关对人才培养需求的匹配度不够。对策是:构建符合实战部门需求的人才培养教学目标体系;加强师资力量建设,完善实训教学教师配备;编写《侦查讯问》课程实训教材,建设实训案例资源库;建立健全侦查讯问实训过程考核机制。

共情技术在“帮信”案件侦查讯问中的应用研究

电信诈骗案件发案数在我国仍然居高不下,其犯罪网络复杂,犯罪手法多样,绝大部分都形成了上下游犯罪的完整链条。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作为电信网络犯罪的下游犯罪,案件数量巨大,证据收集困难,对其主观明知的认定困难也给公安机关侦查起诉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帮信”罪作为一种非接触型犯罪,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往往也会成为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探讨将共情技术应用在拒供态度不恶劣的“帮信”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讯问中,有利于犯罪嫌疑人对其主观明知的如实供述,有利于提高案件办理效率,保证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实现。

侦查讯问人员应具备的能力分析

在众多的侦查措施中,侦查讯问是一种侦查讯问人员与犯罪嫌疑人面对面直接交锋的侦查措施,是一种侦查讯问人员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心战与智斗。侦查讯问是一项极其考验侦查讯问人员能力的侦查措施。侦查讯问活动冲突性、智识心理博弈性、“面对面”的即时性、互动性、讯问对策整体性等特点决定了要实现有效突破犯罪嫌疑人的拒供心理、识别犯罪嫌疑人的伪装与谎供、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以及深挖犯罪等审讯任务,侦查讯问人员需要具备敏锐的观察能力、极强的思维能力、灵活的应变能力、良好的沟通能力、优秀的统筹执行能力等基本能力。

论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一个解释学的论证

法学家们纷纷为确立律师在场权而不断呼吁修改《刑事诉讼法》。但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96条第1款其实早就确立了律师在场权;2012年《刑事诉讼法》虽对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做了调整,但宗旨未变;2018年《刑事诉讼法》继续通过值班律师制度进一步拓宽了该项权利的适用范围。但由于立法表述中缺乏“律师在场权”这样明确的字眼,加上刑事诉讼法解释学的滞后,以及其他一些不容忽视的原因,该项权利并未成为司法实务中真正的权利,而是一度遭到忽略,因此需要通过立法的重新表述或者通过司法解释对具体规则加以明确,同时通过配套制度的完善使该项权利成为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切实的保障。相应地,律师在场权应当成为一项实质性权利,在场的律师可以为嫌疑人提供现场法律咨询并就相关问题的回答提出建议;侵犯该权利取得的供述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论刑事诉讼法侦查讯问规制位次的调整

按照实施先后顺序对主要侦查措施进行规制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的常规做法。犯罪嫌疑人作为刑事案件的实施者,在侦查初期常常并不确定。因此,作为以犯罪嫌疑人为工作对象的侦查讯问行为本不应该出现在侦查工作初期,然而,刑事诉讼法却将其作为首个侦查措施进行了规制。学界认为此举不够合理并将其归因于“口供中心主义”。深入解析此现象及“口供中心主义”背后的因素可知:审讯工作在刑事公诉程序中的先导性和重要性,侦查讯问行为在侦查工作中的重要性,治理刑讯逼供顽瘴痼疾的迫切性,等等,是刑事诉讼立法如此安排的现实原因。但是,侦查讯问与审判讯问工作的显著差异性,侦查人员通过侦查讯问破案、结案的依赖性不断降低,刑讯逼供不再成为侦查工作顽疾的现实性,均使得侦查讯问作为第一侦查行为的规定位次应该调整。破解“口供中心主义”,必须基于现代侦查实践,根据实现侦查工作任务的立案、破案、结案的阶段性特征来确定侦查讯问在侦查措施体系中的位置,它应在“通缉”之后,“侦查终结”之前。

侦查讯问中人工智能应用的现状、困境与突破进路

在审讯中应用人工智能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当前人工智能在审讯中的应用已达到感知智能阶段,主要体现为智能笔录系统、智能心理测试技术、智能证据审查、讯问文本数据挖掘。但现阶段人工智能在审讯中的应用面临一些困境:人工智能和审讯深度融合步履艰难,现有数据资源无法满足智能化审讯,技术层面遭遇法律瓶颈等。对此,应明确人工智能在审讯中应用的定位、构建并应用结构化审讯模式、奠定坚实的数据基础、规制人工智能审讯可能引发的法律问题等。

公安高职院校“金课”建设的探究——以侦查讯问课程为例

在高校大力建设“金课”的背景下,公安类高职院校进行“金课”建设势在必行。侦查讯问课程是公安高职院校的专业核心课程,课程特有的属性决定了“金课”建设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为了更好地实现课程培养高素质学生和实战型警务人才的目标,需要在课程建设中认真打磨,从课程教学团队、教学设计、课程资源、教学形式、实训建设、结果考核等方面着手,开展“金课”建设,真正实现“教、学、练、战”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教育目标。基于此,解读了“金课”的内涵,指出了侦查讯问课程建设中实施“金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公安高职院校“金课”建设的具体思路,以供参考。

互动社会语言学视角下侦查讯问语言话语分析

侦查讯问语言是讯问环节警察突破嫌疑人语言、心理防线的重要工具,对侦查讯问语言的掌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讯问结果的走向。本文将从互动社会语言学视角,对讯问实例进行话语分析,从会话策略和社会语用两方面总结具有实用性的讯问言语技巧,这对侦查讯问实践效率的提升和效果的实现具有一定理论指导意义。

将思政元素融入公安专业课程建设探索——以《侦查讯问》课程为例

公安院校是培养预备警官的摇篮,承担着为公安机关一线培养应用复合型人才的重要任务。将思想政治教育全面融入公安院校专业课程教学中,是公安院校贯彻政治建校、落实政治建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公安院校《侦查讯问》课程为例,从课程改革创新入手,深度挖掘其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资源,以期为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提供参考。

侦查讯问中共情技术应用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刑事诉讼法》的进一步完善和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的全面深化改革,对侦查人员的讯问水平与取证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心理咨询中一项关键技术,共情技术在侦查讯问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但实证研究表明,部分侦查人员应用此项技术的意识不强、应用前的准备不充分、应用中的技巧缺乏。为发挥共情技术的积极作用,侦查人员应当从做好应用前的准备工作、明确共情技术的应用范围、选择合适的共情时机、把握适当的共情限度、优化共情技术的表达方式等方面着力改进。

由一起诈骗案件谈侦查讯问能力的提升

诈骗案件是基层公安机关办理数量较多的刑事案件类型之一,以李某诈骗案为例,分析讯问中出现的僵局的原因,总结最终成功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的经验,结合公安实践工作,分析现阶段侦查讯问人员面临的困境,从案件讯问中总结经验教训,设计侦查讯问能力提升的具体路径。在讯问前,做好案情分析、证据核实的准备工作、准确地分析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并选派合适的侦查讯问人员按照既定的侦查讯问策略开展讯问,最终完成侦查讯问的具体任务,实现讯问的总目标。

远程侦查讯问技术应用困境及其突破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拓展了刑事诉讼司法实践范围,远程侦查讯问技术应运而生并得到迅速发展。相较于传统讯问技术,远程侦查讯问技术具有规范诉讼活动、及时固定证据和推动案件快速侦破等显著优势。但该技术的应用还面临公安机关间协作配合动力不足、设备及技术发展较慢和证据可采性受到质疑等困境。侦查机关应着力构建协作配合机制,配齐远程讯问设备,引入先进辅助技术,完善程序监督制度,以突破困境、推进远程侦查讯问技术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