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职业教育促进型立法考察

在新时代的地方立法实践中,各地享有立法权的人大,在调整职业教育法律关系层面,通过了多部名称中带有“促进”字样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促进型立法在职业教育领域的运用,以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切入点。在分析了职业教育促进型立法现实动力的基础上,总结职业教育促进型立法的产生过程和现状、实践样态及特点,针对面临的困境,提出完善我国职业教育促进型立法的建议。

促进型立法若干问题探析

促进型立法作为一种全新的立法类型正在形成并日益普遍。促进型立法具有多以"促进"命名、以倡导性规范为主、注重事前引导、强调政府主导、政策色彩浓厚、法律责任特别六大特征,以激励扶持类规范、表彰奖励类规范、宣示宣言类规范、道德提倡类规范和管理约束类规范为表现形式。搞好促进型立法必须做到以下四点:重视促进型立法功效;警惕促进型立法泛滥;合理配置促进型立法内容;增强促进型立法实效。

反思、拨正与建构:促进型立法之法理阐释

促进型立法意指以提倡和促进某项事业发展为基本宗旨的立法形式。究其作为独立立法形式的法理基础,学界现有国家干预论、政府主导论、体系补充论,以解释和支撑促进型立法的立法定位、立法原则、立法价值。但此三论为西方政治经济产物,无法恰当解释、指引相关促进型立法。为此,有必要回溯中国促进型立法之生成背景、功能预设和价值取向。基于功能视角,从其生活世界之规范整合、管制失灵之系统矫正、美好生活之价值引导等三个实践性维度予以法理拨正;在价值层面,鉴于其相对于管制型立法而言的价值侧重,从秩序到意义、管理到治理、管制到引导之内在逻辑,探寻其法理建构。

地方立法中促进型立法探析——以浙江地方立法实践为分析视角

地方立法通常有促进型立法与管理型立法之分。由于促进型立法具有特定的立法宗旨与立法价值,成为地方立法的一大特色;促进型立法与管理型立法在立法目的与原则、立法范式与调整手段上具有差异性,因而在促进型立法的相关制度构建上,应尽可能反映自身的立法特点,尤其是在行为模式的后果设计上不应拘泥或等同于管理型立法的通行做法。

地方政府生态治理合作之欧盟借鉴——以广东省促进型立法为例

地方政府合作是生态治理成败的关键,而以广东省为代表的某些地方政府已经具备较高的合作意愿。不妨以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与政策为鉴,通过立法进一步提升地方政府生态治理的合作能力。相关立法应当定位为促进型立法,先行尝试地方性立法,突破合作理念,拓展合作维度,并恰当运用鼓励措施与法律责任。

应对转基因粮食种植:中国土壤环境保护之促进型立法探究

转基因粮食是人类生物科技发展的映照,但是大规模的商业化种植却严重破坏土壤环境,引发土壤危机、粮食危机,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灾难。促进型立法是人类立法史上的崭新形式,解决了约束型立法、保障型立法的诸多弊端,应当运用于土壤环境保护,有效应对转基因粮食种植问题。促进型财政立法旨在建立土壤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完善粮食补贴机制。促进型税收立法重在加强税收优惠,推进土壤税费改革。促进型金融立法要重视农民信贷权益保护,建立土壤保险的制度安排。促进型科技立法要健全土壤环境保护的技术推广体系,完善应对转基因粮食种植的科普教育制度。在解决土壤危机中,法律不仅是治理工具,更是照亮人类前程的明灯。中国法学界应当肩负土壤环境保护的促进型立法使命,携手应对转基因粮食种植的安全危机。

我国促进型立法的文本考察与完善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促进型立法模式与管理型立法模式相对应是我国新型立法模式,是法律调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促进型立法经过初步探索、持续发展,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的促进型立法经验,具体包括以人民为中心的立法理念、针对欠发展公共领域的立法范围、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统筹全社会共同参与促进工作的立法职能。但我国促进型立法也存在发展困境,主要表现在我国促进型法律原则性规定较多,可操作性弱;指导性规定较多,强制效力弱;领域内相关机构自主性弱。因此,我国促进型立法要走向成熟,就需要进一步具体化与细化原则性规定,量化法律责任条款规定与强化领域内相关机构自主性法律规定。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促进型立法的价值维度及其实现路径--基于《乡村振兴促进法》的解读

《乡村振兴促进法》作为“三农”领域的第一部由管理型立法向促进型立法转型的立法成果,其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充分彰显了促进型立法在体系价值维度与实践价值维度的优势,“三农”立法体系得以整合贯通,农村工作实践的价值遵循得以固定。但《乡村振兴促进法》的价值实现还于宏观、中观以及微观等几个层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困境,当下应当从完善配套规范、加强各方主体参与协作、强化普法宣传等层面着手,大力推进《乡村振兴促进法》的价值实现。

促进型立法浅论

本文以促进型立法的源起为切入点,对促进型立法的发展历史、立法现状及其特点展开全面的论述。

迈向实质激励的改革促进型立法完善

改革促进型立法兼具“依法而改”与“依法促改”的双重使命。然而相关立法“依法促改”面向羸弱,表现为促进型规范权重过低、条款刚性不足和促进者责任缺失。进一步释放法治对于改革的促进作用,是优化改革促进型立法的关键所在。改革促进型立法需强化实质激励,应对多维度委托任务中改革的弱激励困境,凭借以“激励”为联结的传导机制,提供更加友好的制度设计,以获取改革推动力。为此,需优化激励机制以调动改革决策者、实施者、参与者的积极性,增设针对促进者的责任条款,还需廓清宣示性、倡导性条文的适用领域,避免条文的空泛化。

我国促进型立法的宪法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政治观念的转变,立法模式也在发生变化。促进型立法符合当代强化政府服务职能、推动政府角色转变、加强社会自治力量参与的要求。促进法的调整对象集中在不宜直接用管理方式予以调整,保障调整的条件尚不具备的新型领域需要政府采取促进手段予以调整。促进法以引导鼓励为主要调整手段,强调政府的主导同时也注重公共参与,且以肯定性法律后果为主。宪法为促进型立法提供直接规范依据,同时促进型立法符合宪法的基本原则。应该在宪法的指引下,立足现有立法模式的前提下适当考虑采用促进型立法促进有关领域的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进一步促进依法治国。

对体育促进型立法的研究

近年来,一种新的立法模式正在迅速崛起,它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管理型立法现象,学者称其为促进型立法。本文对“体育促进型立法”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介绍其一般特征,法律特征,提供其发展建议,希望可以加强《体育法》修改向“体育促进法”的立法转变,对修改制定体育领域各种与体育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论作为宪法实施方式的促进型立法

依据宪法制定促进型立法,是我国宪法实施的重要方式。宪法的纲领性特征,为促进型立法预留了宪法空间。立法机关通过促进型立法落实宪法所确立的国策时,那些具有国策条款支撑、回应公民基本权利诉求、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的促进型立法动议,更容易被纳入立法议程。我国宪法规定的层级鲜明的治理工具体系,也为促进型立法的内容展开和有效实施提供了充实的宪法工具箱。促进型立法彰显了更加积极的宪法实施观念,即从合宪性控制到合宪性形成、从确认现状到推进未来、从确权维权到赋权赋能、从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从事后监管到事先引导、从单一治理到多元共治的发展转型。由此展望后续立法趋势,应加强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方面的促进型立法,把促进型理念嵌入各类部门法,并使其与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结合起来。

什么是性别平等促进型立法?以国际法为基础制定有利于妇女的劳动、生殖健康和税法基准

过去几十年来,世界范围内呈现多种促进妇女权利的立法、政策和实际干预措施。然而,至今尚未有国家从根本上实现男女平等。在承认《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对男女权利采取二分法的局限性的同时,文章旨在从生殖健康、劳动和税收三个领域,分析将国际法标准纳入国内性别平等立法的策略,并提出阻碍型到促进型性别立法的具体基准和示例,以期为立法者制定对妇女有利的国内法律提供有益的经验和政策工具。

“促进型立法”研究

近些年来,一种新的立法现象正在形成,这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管理型立法的立法现象,我们将其称为促进型立法。促进型立法具有许多新的特征,首先,它是国家干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的手段;其次,在现阶段,它将成为管理型立法的重要补充;再次,它倡导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参与;最后,促进型立法对法律责任的规定也有特殊性。因此,我们认为,促进型立法是人类立法史上的一个全新的现象,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人类寻求新型法律规范途径的结果。

促进型立法的实践样态与理论省思

促进型立法是指立法文本标题有“促进”字样,将调整机制重心放在权利、鼓励、奖励,追求更优的价值目标,以政府责任兜底的法律文本。我国促进型立法的常见缺陷是,经验尚浅的新立法形式,法律条款雷同重复,混同于管理型法,软法比重过大,过分倚重激励机制。作为一种工具,促进型立法应着眼于坚持以人为本,保障公民权利,建设有为政府,调控发展节奏和丰富立法手段。促进型立法的制定应当遵守的技术规则主要有,尊重人的主体地位,找准立法的价值目标,偏重政府职责的制度设计,规定内容具有可执行性,强化立法评估机制。

促进型地方立法实证研究

促进型立法是通过提倡、引导等方式贯彻国家意志的一种新的立法模式。近年来,随着国家治理重心下沉,我国促进型地方立法发展迅速,并在地方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促进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就内容而言,促进型地方立法重点关涉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等“五大文明”的促进和发展领域;就数量分布而言,促进型地方立法呈现出法律执行性促进型立法稳中有降、制度实施性促进型立法稳步上升、事务性促进型地方立法渐成主流的发展趋势。就立法技术和质量而言,促进型地方立法不乏优秀范例,但整体上因立法时间相对集中,横向移植、内容相似度偏高等问题比较突出,导致相关立法的民主性、地方性、创新性不足。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质量促进型立法研究

经济新常态下,以提升供给质量为主攻方向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亟须通过配套立法完善法制保障。我国目前以管理型、限禁型为主的立法主要立足于对各领域社会关系的管控,在推进供给质量优化升级方面作用有限。相对而言,促进型立法在激发市场创新活力、发挥社会各方主体的质量共治、提升供给质量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质量促进型立法应当定位于通过"指引"来驱动创新,发挥社会各方主体的共治作用,实现供给质量提升对微观产品服务质量和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双提高"效应;应从指导性规范、鼓励性规范等方面构建规范的质量促进型立法;并综合运用个案推动、地方立法先行等立法策略推动质量促进型立法尽早出台。

我国首仿药促进型立法研究(下)

3.遏制期遏制期,又称等待期、停摆期,是指药品审批机关因审判机关对专利纠纷进行裁决而不予批准药品上市许可的期限[11]。2017年《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规定:“专利权存在纠纷的,当事人可以向法院起诉,期间不停止药品技术审评。对通过技术审评的药品,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根据法院生效判决、裁定或调解书作出是否批准上市的决定……”。换言之,在这一期限内,药品技术审评可以继续进行,但是不会予以批准上市。

论人工智能的激励型立法——基于《拜杜法》的思考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发展和应用场景的日益多元化,人工智能正在给人类社会带来一场历史性变革。《拜杜法》的成功经验为中国人工智能法的构建提供了借鉴与启示。今后,人工智能法制定时应考虑采取“激励型立法”模式,在继承“促进型立法”优点的基础上,更好地激励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在探讨人工智能激励型立法方案时,首先,应明确立法目的是促进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其次,结合域外经验和本土实践,采取“三分法”的分类分级思路;再次,在激励方式上选择“减少成本型”和“增加收益型”激励;最后,考虑增设一部激励属性更强的“人工智能产业促进法”。构建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激励型法律规范,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创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