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声音——刘文飞教授访谈录

俄国文学研究者、翻译家刘文飞教授在总结自身学术实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中俄文学外交”“俄国文学史研究的中国学派”“俄国文学的中国阐释”等概念,主张让中国的俄国文学研究同时对接俄苏本土的文学研究传统和欧美的俄国文学研究传统,并注重对俄国文学在文化学、思想史方面的阐释。与此同时,刘文飞教授兼顾文学研究的社会性影响,他从学术、翻译、写作的三种路径出发,通过一系列著译作品和文化活动致力于推动俄国文学研究成果的大众化普及。刘文飞教授所代表的新一代俄国文学研究者们将以中国视点、中国阐释、中国特色于一身的最新研究理念融入多卷本《俄国文学通史》的撰写之中,是对中国俄国文学史书写的一次全面更新,在向世人展示中国近一个半世纪的俄国文学研究成果的同时,创建拥有我们自己民族风格和立场的斯拉夫学派,让国际斯拉夫学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俄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可能性与路径——2023年俄罗斯文学研究分会年会主旨发言

建构俄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是新时期我国斯拉夫学者面临的迫切任务。本文作者2015年萌生创建俄国文学研究中国学派之愿景,后借助课题申报、学术研讨会、讲座、论文发表等多种方式进一步探讨过创建这一学派的可能性与路径。本文是作者此类思考的最新表述之一,作者认为,中国的俄国文学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丰厚的学术遗产、完备的研究体系和齐整的人才队伍,我们在当下应充分利用好这些来之不易的条件以及千载难逢的学术机遇,在国家出台《面向2035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的语境中,从优化学科体系、完善学术体系、凸显话语体系三个方面着手,致力于建构俄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

跨越时空的文化记忆——俄国文学经典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

俄国文学作为世界文学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产生了超出文学范畴的深远影响,对中俄两国跨文化交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同时也为中国的文学和影视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随着近年来俄国文学经典以多种媒介形式被搬上荧屏,其影响力逐渐扩大。文章通过文献综述和案例分析,系统梳理了俄国文学经典在中国的传播历程、接受度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深入探析两者之间的融合现象,进而论证了具有中华优秀文化内核的俄国文学经典在中国的传播,对于中俄两国文化的共同繁荣、加强中华文化认同感的重要性,以期为深化中俄文化交流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借鉴。

极简文学史:俄国文学在中国的影响与接受管窥

国别文学史比较研究目的在于文学的进化,其价值与标准从历史中产生,也由历史来判断。俄国和中国文学的渊源与影响是学术史的重要课题,其历史分期和术语庞杂,研究模式、方法和类别相当多元。对比和审视俄国和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历程,揭示俄国文学对中国文学发展及影响的发生学机制,界说和阐释中俄文学史的相互比照关系,透视中国文学受俄国文学影响的历史环境制约点,有助于厘清中俄文学关系演变的多维度、多层次的文学史疑问。

叙事中的“她者”——基于女性主义对19世纪俄国文学作品中女主人公的形象分析

启蒙运动以来,女性解放、男女平权成为社会潮流,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活动领域也日益广泛。19世纪在俄国出现了诸如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等一大批世界著名文学家。19世纪俄国文学作品也以其出色的品质及独有的特色在世界文学宝库中独树一帜,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本文将借助福柯的微观权力理论,基于女性主义视角来分析19世纪俄国文学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形象。

有中国特色的《俄国文学通史》:构想与可能

与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众多关于俄国文学史的重要研究成果相呼应,中文研究界积累了相当丰厚的俄国文学研究成果,涌现出了数10种"俄国文学史"。在此背景下,多卷本《俄国文学通史》的写作仍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就在于俄国文学自身的变化提出了重写俄国文学史的迫切需求,中国的俄国文学研究传统也到了一个需要做出新的阶段性总结的时刻,加之国际地缘政治和学术版图的变化、中俄两国文化关系的加强等。撰写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俄国文学通史》,乃是新的俄国文学史研究的基本共识和努力方向。

对二十世纪前叶俄国文学中基督形象的解析

基督的形象历来在俄国文学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我们在研究俄国作家的作品时 ,往往注重于他们文学形式上的杰出成就 ,而忽略了他们创作的根本底蕴——对精神的求索。以陀斯妥耶夫斯基础为真正始祖 ,一代又一代的俄国作家作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实践着精神求索这个主题。本文试图通过对勃洛克、米·布尔加科夫、帕斯捷尔纳克作品中基督形象的解析 ,找到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俄国社会发生巨变时时期作家们的精神探索轨迹 ,从这个角度来解读他们的作品 ,或许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作家们的创作意图和作品的深刻内涵。

19世纪俄国文学中女性的社会功能解读

19世纪俄国文学并不是单纯审美意识的表达,更多地承载一种社会功能,即通过文学表达一种社会诉求或宗教理想。作为文学描写中的女性自然也就被作者赋予一定的社会责任,分担一定的社会功能。但因作者思想表达与社会意识立场的不同,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和社会功能也就各不一样。

俄国书刊审查制与俄国文学中的“伊索式语言”

俄国书刊审查制的历史几乎与俄国文学一样长久,俄国文学在与书刊审查制的冲突中体现出强大活力,也因此获得诸多颇具悖论色彩的特质。追溯俄国书刊审查制两个多世纪的历史,展示俄国书刊审查官在身份和心理、处境和作为等方面呈现出复杂性。俄国书刊审查制作用于俄国文学的结果之一便是所谓"伊索式语言"的形成,具有鲜明题材和体裁特征并拥有丰富表现力的"伊索式语言"是俄国文学作用于现实的强大武器之一。俄国文学、俄国书刊审查制和"伊索式语言"构成一个文化三角形,象征着俄国政体、文学和语言这三者间的对峙与妥协,调和与互动。

郁达夫与俄国文学

郁达夫与外国文学的接触 ,是从阅读俄国文学作品开始的。在郁达夫欣赏和喜爱的 19世纪俄国作家中 ,最得郁达夫的偏爱并且在创作上对郁达夫影响最大的是屠格涅夫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不仅是郁达夫文学创作上的启蒙导师 ,而且他在多余人形象的塑造以及抒情气氛的营造等方面都对郁达夫产生了巨大影响。陀斯妥耶夫斯基则以其对描写人类痛苦的偏爱和对病态人格的刻画对郁达夫构成了有力的启示。

恶魔主题在俄国文学中的嬗变

恶魔主题在西方由来已久 ,其源头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神话和古希伯来圣经神话中的恶神。基督教文化对俄国文学的影响极为深远 ,俄国文学中的恶魔主题因此呈现出与圣经神话交相辉映的特点。它们在不同时期、不同作家笔下表现出不同的个性特征。从古代到 2 0世纪 ,经历了由神学化向世俗化、精神化、个性化发展 ,继而纳入思想、道德探索和心理分析之中 。

19世纪末俄国文学中的人民与文化问题

文艺的人民性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最核心的概念之一。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年关注民间文艺,到19世纪中期鼓励工人阶级的诗歌,再到列宁在20世纪初明确提出"艺术属于人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欧洲进步文艺观念发展的基础上把文艺的人民性思想提升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新高度。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人民性原则不仅是一个思想立场的原则,还体现为对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与文艺载体新技术发展趋势的特别关注。在世界进步文艺思想发展的历程中,以普希金、果戈理、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为代表的俄国进步文学家对人民性概念的丰富和发展又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普希金和十二月党诗人继承了启蒙主义传统,强调文艺要关注人民的解放;果戈理把人民性更进一步地与文化的民族特色之艺术表达紧密相连;涅克拉索夫直接赋予了诗歌创作为人民首先是为苦难农民代言的神圣使命;陀思妥耶夫斯基主张文学家要像普希金那样与人民保持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列夫·托尔斯泰身体力行地书写宏大的人民历史的文学主题;契诃夫呼应托尔斯泰等前辈的人民性思想传统,力求扩展人民概念的内涵,争取广泛阶层的文化民主权利。俄国经典作家在文学人民性思想发展中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深化了人民性的思想内蕴,从而成为列宁主义文艺人民性思想构建的重要文化资源。在当代,学习践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人民性思想,重温世界进步文学思想的人民性传统,努力做到文艺家和文艺批评家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要求。

民粹思想与19世纪俄国文学

19世纪俄国文学在具备审美功能的同时,也承载着社会评价和思想表达的功能。因此,俄国许多重要的思想并不是在学术著作中产生的,而是通过文学作品表述出来的。民粹思想是19世纪俄国文学蕴含的重要思想之一,它主要包含两个思想体系:一是平民化思想,即"以民为粹",关注生活的原生态,以平等的视角、纪实的手法展示生活的本质和个体生命的价值;二是精英理念,即"民之精粹",以社会精英分子的身份自居,以济世救民的情怀关注社会和民生。"以民为粹"和"民之精粹"的思想理念对俄国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难解百年情怀——五四文学传统与俄国文学关系再认识(一)

中国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诞生和发展起来的 ,其文学传统中理应包含如何接受外来影响的内容。这一传统在流程上经历了由欧美文学向俄国文学的转移 ,新文学建设也由形式转向内容 ,并在对俄国文学特点的归纳和解释中完成了对新文学创作规范的制订 ,使得新文学在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中形成了以俄国文学为范本、以民族意识为轴心、以文学参与民族解放为半径和以作家个人审美意识为潜流的特征 ,它们不仅导致了新文学方向的变化 ,而且成为 2

文学研究会对近代俄国文学译介和接受中的误读

到了五四时期,主要是20年代前期和中期,俄罗斯文学在中国出现了"极一时之盛"的译介局面。文学研究会的精英人物如周作人、茅盾、郑振铎等看准了译介俄国文学对当时中国时局和文化建设的意义和价值,率先倡导和大量译介俄国文学到中国。他们对近代俄国文学的接受、俄国现实主义流派以及俄国作家和作品的解读都是从实用性的视角进行的,注重和强化了近代俄国文学中蕴含的鲜明人道主义、写实主义的风格和对中国现实的指导意义和价值。这种误读是以文学的功利目的为导向,适应了五四时期中国的社会文化转折期的内部需求,使中国的新文学创作和发展有了可资借鉴的资源,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

寻求斯拉夫民族性的精神支持:俄国文学的审美基础

广泛存在于叙述中的基督教话语 ,使得俄国文学具有了欧洲文化的基因。但是 ,俄国经由拜占庭接受的是东方基督教 ,这就使得俄国在精神上有别于信仰天主教或新教的西方 :痴迷于莫斯科—第三罗马这一拯救世界的弥撒亚理念 ,把上帝世俗化甚至意识形态化 ,通过俄国化的上帝反对西式的现代化。也正是这一作为标示俄国文学民族身份的东方基督教 ,构成了千余年来的俄国审美和文学艺术的重要基础。

对话性:研究俄国文学的一种有效角度

本文在对俄国文学史写作的若干角度,如社会历史、审美观念、思潮演变、体裁发展等给予肯定的同时,探讨了对话性角度的有效性。文中对话性的第一种涵义是:不同文化元素在同一个时间和空间中的冲突或融合关系;第二种涵义是: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元素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的前后呼应关系(与"互文性"有关)。文章以作者本人在《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苏联文学沉思录》以及有关文章中的若干例证阐明:对话性视角的运用,从横向看,可以把俄国文学原来被看成是分离的、不同的文化因素加以沟通;从纵向看,能够打通古罗斯文学与不断发展成熟的俄国文学之间的血脉联系。因此,对话性不妨作为俄国文学通史写作的一个补充性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