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受托人信义义务的理论阐释与制度进路

数据利用的繁盛与数据权利的失语形成强烈反差,单纯依赖“赋权—维权”的传统数据保护模式面临数据主体行权维权能力有限和数据权益救济效果不足的困境,局限性日益突出。数据受托人制度将数据主体和数据处理者间的数据处理关系拟制为“委托—受信”的信义法律关系,将制度重心放在数据处理者的行为规制上,以调整不平衡的权力架构,加强对数据主体权益保护救济的同时兼顾合理的数据处理行为。从信义关系的法理基础出发,通过阐释受托客体的适格条件、信义义务的价值导向等制度要素,能够论证数据受托人信义义务的制度兼容性和可行性,构建制度运行所需的理论基础。应提炼信义法律关系的产生条件,厘清信义义务的具体内容,疏通权益救济的多元渠道,构建信义法律体系下数据保护利用的制度框架,形成基于数据受托人信义义务规范数据处理活动的数据治理新模式。

公司法上信义义务的体系构成——兼评新《公司法》相关规定

信义义务起源于信托法上的受托人义务,在普通法系衡平法传统影响下,其在英美等国的适用早就超越了信托法范畴,成为公司法领域通用的原则。无论是从“委托—代理”视角,还是信托关系视角来看,公司法制度引入信义义务理论都有必要。董、监、高之所以对公司负有信义义务,是因为他们在公司担任特定职务,与公司存在特定的法律关系,“公司利益至上”是其信义义务的内核。新《公司法》构建了较为完整的信义义务规则体系。在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实际履行董、监、高职能的情况下,他们的行为后果对于公司利益的影响与董、监、高并无差异,理应对公司负信义义务;同时完善信义义务的例外和救济条款,增加了对全资子公司的“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智能投顾信义义务主体的责任承担

智能投顾模式下,提供投资咨询服务的主体正在由人工向机器转变。同时,算法“黑箱”使得智能投顾的责任主体更具隐蔽性。智能投顾的变革使传统投资顾问信义义务关系面临挑战,主要表现为信义义务主体更为多元、民事责任主体更具模糊性、利益冲突更加复杂、隐蔽。这些现象对投资者利益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保护投资者利益,促进智能投顾产业健康、长远发展,有必要构建智能投顾信义义务主体责任制度。依据控制权理论、承诺理论、信赖理论、实质平等理论,智能投顾信义义务主体应当包括智能投顾机构、人工顾问与提供交易模型的金融从业人员、算法研发者。智能投顾机构对投资者应承担先行赔付责任,人工顾问与提供交易模型的金融从业人员对投资者应承担独立责任,智能投顾研发者对投资者承担过错推定的连带责任。

信义义务体系化设计的公司法方案

新修订的《公司法》极大地完善了勤勉义务、忠实义务的内涵及外延,但仍缺乏对信义义务的一般规定,这导致信义义务的理据不足,使得司法适用中存在诸多困难,主要体现在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的类型分化不足、违信责任路径紊乱以及认定标准不清晰。为厘定信义义务的基本范畴,应当构建“一般条款+具体规则”的信义义务体系。具言之,设置信义义务的一般条款统摄、充实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的具体规则,整合禁止权利滥用和合规经营义务规则,以阐明信义义务体系化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实现信义义务的体系化构建。

人工智能董事法律地位及其信义义务构想——基于强人工智能视角

人工智能技术的革新速度与应用场景改变了我们的传统认知,人工智能董事已从理论迈入现实。我国的相关发展规划已提出“明确人工智能法律主体以及相关权利、义务和责任”的人工智能发展保障措施。在强人工智能语境下,应摒弃客体说观点,通过法律拟制赋予人工智能董事法律主体地位。基于人工智能董事的特殊性,传统董事忠实义务趋于消解,注意义务“理性人”标准适用性也将存疑。以前瞻性视角审视和革新人工智能董事的信义义务,忠实义务需因应特殊情形,注意义务的范围则呈窄域化倾向,合规监督义务的内涵和边界将实质扩展。

董事在公司财务困境下对债权人的信义义务

如何将董事对债权人的信义义务嵌入公司法制度体系是当前我国商事立法改革面临的一项紧迫性技术难题。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与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均未直接确立这一制度,而是以规定董事对第三人赔偿责任的方式来推进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其实质是对信义义务的一种“隐性嵌入模式”,尽管可以为债权人追究董事赔偿责任提供支持,但是其逻辑完备性明显欠缺,因而可能会削弱其对董事资本弱化机会主义行为的阻吓作用,妨碍其对债权人利益保护的有效实现,因为义务是责任的先决性条件。所以,有必要转换立法思路,以“直接嵌入模式”替代“隐性嵌入模式”,即以公司陷入财务困境为前提,在公司法中直接确立董事对债权人的信义义务,具体包括谨慎进行经营决策、不得进行偏颇清偿、禁止损害公司资产、保障公司资产充实以及提起破产申请程序等相关义务。同时,为了降低董事合规成本,还应引入经营判断规则作为其信义义务的履行标准,如果违反这一规则,债权人可对其提起直接诉讼,追究其民事责任。

《信托法》信义义务规则司法适用“弱势”困境的实证分析

裁判文书数据显示,《信托法》不仅在被援引总量和单独被援引数量上少于《合同法》,且在被援引位置上也放在《合同法》后面,呈现出信义义务条款被《合同法》诚信条款取代、信义义务被视为合同义务、合同法免责条款用于规避信义责任等现象,导致信托纠纷司法路径“合同法化”倾向、信义义务被弱化的问题。究其原因,既有理论概念模糊、信托立法粗疏的因素,又有裁判思维惯性以及缺乏文化内生动力的影响。改变《信托法》信义义务规则的司法“弱势”处境,尚需落实信义义务的立法确认,完善信义责任和免责规则,对司法识别进行多维强化并将信义观念内化于心。

我国私募基金管理人信义义务之检视

由于基金管理人恶意欺诈或重大过错行为导致的基金风险事故频发,私募基金管理人信义义务开始逐渐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我国私募基金是在市场供需关系拉动下,参照国外私募基金运作规律自发产生的,缺乏信义义务形成的历史沉淀过程,因此,社会大众尚未充分认识到现代信义关系中的信义义务。比较域外法可知,我国基金管理人的信义义务是借鉴英美法系发展而来,但表现形式仍然是大陆法系的成文法方式。忠实义务需要和勤勉义务相互配合,共同约束和督促受托人为委托人服务,建议通过协议和监管相结合的路径,对我国基金管理人的信义义务进行规制。

“三变”改革中股东利益保护政策依赖行为及其矫正——基于信义义务理论的分析

“三变”改革探索了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发展集体经济的有效途径,激活了农业农村的内生发展动力,增加了农民收入,但实践中,农民股东利益保护问题存在政策依赖现象。倘若农民股东的利益保护仅靠政策而非法律,既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不相契合,也会影响改革的持续和纵深推进。而信义义务的缺失是农民股东利益保护政策依赖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应立足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自治的本位性,借鉴公司治理中的信义义务理论,从强化股东信义义务入手,构建信义义务规则,矫正和克服农民股东利益保护的政策依赖性和局限性,实现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平衡。

受托人ESG投资与信义义务的冲突及协调

在全球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议题及中国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背景下,中国及各国立法、规范性文件开始要求管理人在受托投资时应关注标的“环境、社会与治理”(ESG)等非财务表现。将环境、社会等非受益人利益因素纳入投资决策范围,这与信托法中受托人应为受益人单一与最大化利益服务的经典信义义务理论存在冲突。如何通过理论更新与制度变革应对受益人中心主义与ESG投资之间的冲突,是资产管理业绿色转型的现实要求。通过分析ESG投资义务的理论演进、理论创新及相关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ESG制度表达,在理论上引入外部性定价、共同所有权和福利最大化原则,修正原有的受益人财务回报最大化的缺陷,在对ESG投资义务的相关质疑观点进行回应的基础上,应基于信托分类,从委托人授权、信托财产类别和信托目的属性等角度协调传统信义义务与ESG投资之间的冲突。私益信托可以基于受益人同意和授权原则,解决信义义务与ESG投资之间的冲突。而对于养老金信托、慈善信托和国有资本信托,应该通过特别法予以规定,防止ESG投资和信义义务冲突处理的简单化和任意化。

网络平台暗黑模式的法律规制——从合同自治与基本权利到信义义务

在识别与规制暗黑模式时,有两种较为典型的规制路径:以美国为代表的合同路径与以欧盟为代表的权利路径。合同路径可以识别出具有欺骗性与不公平的操纵行为,而权利路径可以识别出损害数据权利与个人尊严的操纵行为。合同路径通常把暗黑模式转化为格式合同与消费者保护相关争议进行讨论,而权利路径通常在司法与行政层面通过对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进一步解释展开规制。在具体实践中,这两种法律路径可以解决某些暗黑模式问题,但难以完全应对大规模操纵中的风险问题,需要进一步引入信义义务。信义义务可以实现合同保护进路与基本权利保护进路的升级,有利于对暗黑模式实施综合治理。

委托人指令与资产管理人责任边界:以信义义务为分析视角

合理认定资产管理人承担责任的边界,是当前资管纠纷案件的裁判难点。实践中,对资产管理人未完全依据委托人的指令行事,资管产品收益未达委托人预期时,资产管理人是否承担违约责任的讨论值得关注。与纯粹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不同,资产管理人享有特定的投资决策权,其与委托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本质为信义关系,因此,责任的承担需以违反信义义务为前提。以委托人诉红土基金案为例,管理人遵循公平交易原则进行减持符合忠实义务的要求,对商业逻辑和市场可操作性的考虑则是履行注意义务的体现,其尽到了管理职责,履行了信义义务,故无需承担法律责任。信义义务救济的效果也可以通过合同责任的认定来实现。管理人对减持指令性质的认识和对公平交易原则的理解,是判断其是否违约的重要因素。

濒临破产公司董事信义义务的扩张

当公司濒临破产时,债权人应扩展为公司董事信义义务的对象。此时,董事应当积极履行信义义务,采取多样化的拯救方法帮助公司摆脱濒临破产的困境。这些方法包括咨询专家、庭外重组、预重整或者申请破产保护等。若公司董事未尽责履行信义义务造成债权人利益的损失,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该民事赔偿责任可以根据董事的过错程度进行裁量。与此同时,要对董事的赔偿责任予以一定的限制,董事可以基于商业判断原则、安全港原则和合理勤勉等提出抗辩。

网络平台信息信义义务的法理阐释及价值展开

用户与网络平台之间的信息关系具有“依赖性”和“脆弱性”,平台应该对处于弱势地位的用户承担信息信义义务。用户信息利益优先的信义标准能够与平台商业模式兼容,在信义法理层面不存在障碍。网络平台承担信息信义义务可以弥补传统个人信息控制论在数字经济时代的个人控制“不能”或控制“过度”之缺陷,更有利于实现保护个人权益并促进信息利用的二元目标。我国现行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本质上仍属于个人信息控制论的法律表达,对信息关系的调整较为僵化,对此可基于网络平台信息信义义务的规范进路予以优化,构建以增强用户平台信任为目标的动态信息保护机制。

论公司关联关系主体信义义务的法理基础

公司关联关系主体的信义义务来源于其特定的身份。履行义务的方式是承诺的一部分,但通常认为行为方式引起信义关系。在重述信义法的经济理论时,首先应关注作为所有信义关系核心的代理问题,这是公司法信义义务经济分析的传统表达。然而,最近数十年来主导信义法的契约路径逐渐为信托责任所取代,而且信义义务在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几乎走向统一。就目前我国立法现状而言,需要阐述一个法律体系的内在逻辑:信义义务与忠实义务、勤勉义务在不同的语境下表达了同一法律理念的道德属性即诚信原则,此乃信义法统一理论的基石。

公司关联关系主体信义义务的衡平规则解析

公司关联关系主体的信义义务源自于信义法。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所产生的利益冲突驱动着公司法的发展,特别是对公司关联关系主体的信义义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信义义务的功能之一是遏制公司关联关系主体榨取公司潜在价值的交易行为,为公司治理确立了道德规范,也为阻却公司关联关系主体获取非法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路径选择。不当得利这一教义规则在商法领域,是针对公司机会主义及其类似问题构建的强制性信义义务和法律推定的命令与禁止的规则体系。这是公司关联关系主体信义义务属于衡平规则的理性法律论证。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信义义务——基于信托视角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作为受托人对著作权人负有信义义务,信义义务的制度价值在于强化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为的监控,以实现著作权人利益最大化。信义义务具体包括忠实义务、公平义务和谨慎义务。忠实义务要求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以著作权人利益为唯一考量;公平义务要求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应当公平对待不同的著作权人,不得厚此薄彼;谨慎义务要求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管理和运营信托事务时尽到一个专业人士应有的谨慎和技巧,体现弹性化的客观标准。

控股股东信义义务的理论反思与制度构建

控股股东利用资本多数决原则可以轻易操控公司,在对中小股东产生拘束力的同时能够规避责任。公司法需要强化对控股股东的法律规制,其在具体的规制路径上具有多重选择。控股股东信义义务是填补“不完备合同”的法律技术,赋予法官个案裁量权以应对公司治理中的问题。控股股东信义义务制度具有规制成本优势,更有利于保护中小股东权益,学界对引入控股股东信义义务的主张日渐高涨。文章从构建控股股东信义义务的现实需求出发,研判控股股东信义义务制度的法律定位、规制模式的比较优势和保护中小股东的优越性,运用法经济学等理论工具,分析构建控股股东信义义务制度的可能性。最后,文章从修订公司法的强制性规范、司法适用的标准化以及未来的发展与完善等角度对控股股东信义义务制度的引入和构建提出对策建议。

资产管理人ESG投资的省思与制度因应——基于信义义务的分析

ESG投资以可持续发展、良好的公司治理及社会责任践行为价值导向,基本理念与投资收益模式不同于传统的投资方向。ESG理念纳入资产管理人考量的投资要素时,遭遇了与信义义务存在冲突的质疑。深入剖析可知,ESG投资并未偏离受益人利益最大化需求,符合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内在逻辑,且能够实现与资产管理行业目标的一致性。有必要通过ESG披露与评级制度完善、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体系化构建、资产管理人法律责任的明晰等举措促进资产管理人ESG投资的法治保障,实现资产管理行业良性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共赢。

破产重整DIP模式下董事信义义务的转化——以公司法与破产法的衔接为视角

债务人自行管理制度基于效率优势在世界各国得到普遍适用,我国对于破产重整DIP模式下董事信义义务的转化,应立足于司法实践和现实需求,结合域外立法实践和理论研究,探索公司法与企业破产法衔接下的立法路径。公司法应对困境企业董事信义义务的转化作原则性规定,构建破产重整DIP模式下董事信义义务的基本框架:一是董事对债权人负有信义义务并对义务进行差异化规定;二是董事具有及时提出破产申请的义务;三是赋予债权人提起诉讼的权利及董事具有抗辩权。企业破产法在遵循公司法的基础上,将董事的信义义务嵌入破产重整DIP模式中并进一步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