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保护法》视角下的隐私保护方法设计研究:隐私告知及其对隐私不确定性的影响

要确保社会稳定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强移动应用(App)的个人信息保护至关重要。本文以2021年11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作为缓解用户对个人信息被收集、使用与保护的不确定性的突破口,展开隐私保护方法设计研究。总结归纳《个人信息保护法》中App服务商需要告知用户的隐私相关信息,理解用户对这些隐私相关信息的偏好,据此提出并设计App下载阶段面向用户的隐私告知方法,并通过基于插图的实验方法展开三项研究,系统探究用户在App下载阶段感知的隐私不确定性,以及隐私告知对用户隐私不确定性和App下载意愿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在中国App应用中,用户普遍存在隐私不确定性,且用户感知的隐私不确定性具有情境依赖性,即在信息敏感度更高的移动应用环境下,用户感知的隐私不确定性更高。本文提出的隐私告知能够有效缓解用户感知的隐私不确定性,并且显著缓解隐私不确定性对App下载意愿的负向影响。

论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主体的范围与顺位

自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在我国开展以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就对该类诉讼的起诉主体存在较大争议,分歧主要集中在范围界定与诉权顺位两个方面。《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虽然对该类诉讼的起诉主体作了规定,但主体范围不明以及诉权顺位不清的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要正确实施该制度,应否定“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的起诉资格,扩张“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的范围,明确“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的条件,并以《民事诉讼法》第58条及不同类型民事公益诉讼之间的关系为依据,厘清不同起诉主体的诉权顺位。当受侵害对象为普通公民时,应尊重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权的补充性,将“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的起诉顺位置于检察机关之前;当受侵害对象为众多消费者时,应考虑到受侵害对象的特殊身份,依次由“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由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和检察机关行使起诉权。

个人信息保护视域下ChatGPT的法律风险及其治理

在ChatGPT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的背景下,需要正视其引发的个人信息保护风险,促进技术与法律的融合。ChatGPT的广泛应用可能冲击个人信息保护原则,侵犯个人信息权益,引发个人信息的泄露风险。对此,通过检视、反思既有的法律规范与规制手段,需要在理念与制度两方面展开治理。在理念层面,不应盲目禁止ChatGPT,而应积极应对个中风险,促进个人信息保护与处理的平衡,实现个人信息的场景化保护;在制度层面,应实现ChatGPT的综合治理,打造基础性立法与专门性立法相结合的规范治理体系,形成覆盖研发者、运营者、使用者的全流程产业治理体系,以及政府监督与行业监督联通的监管治理体系。

《民法典》背景下个人信息保护的司法考察与制度完善

大数据时代,为充分保障个人的信息安全,我国相继施行的《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对此作出了较为全面的规定。考察相关规则的司法适用,发现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存在个人信息与隐私权界定不清、损害赔偿威慑作用不足、公益诉讼制度效用未充分发挥、“知情—同意”标准不一且流于形式等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可通过构建可识别的场景化模式界定个人信息,引入情境脉络完整性理论判定隐私,审慎引入惩罚性赔偿,明晰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适用条件,构建“国家—行业—平台”三层规则体系实现实质同意,全面保护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规制:实践检视及完善路径

行政规制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利于弥补民法规制与刑法规制对个人信息保护的不足,较大程度地防止相关主体对个人信息权益的侵害。然而,实践中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规制存在立法内容的涵盖性有待加强、监督制度的有效性有待提高、处罚制度的严谨性有待强化、救济程序的规范性有待提升等方面的不足,应通过完善现行立法内容、优化行政监督体制、调适行政处罚机制、改进行政救济程序等路径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规制予以完善。

法益与权利: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立法选择与价值表达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社会活动的数字化特征逐渐拱现。作为该种社会活动载体的个人信息兼具人格价值和财产价值,应当予以合理保护才能保障好该项社会资源。在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成果、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司法考察、域外个人信息保护效果等进行评述的基础之上,把握当前我国个人信息立法保护严重滞后的现实,分析了大数据时代对个人信息带来的深远影响和挑战,最后从厘清个人信息本质、调整个人信息保护的原则和标准、完善三种责任类型三大方面,提出个人信息的保护完善途径。

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创新背景下图书馆读者信息保护研究

在介绍我国《民法典》对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创新发展的基础上,讨论其给图书馆读者信息保护工作带来的影响,以及图书馆适应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变化的对策。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创新、发展和完善对图书馆依法开展读者信息保护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给读者信息保护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基于信息安全视角的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指标构建研究

随着我国数字化转型逐渐深入,数据信息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既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也埋下了个人信息保护安全隐患。2021年《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提出实施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作为一种崭新的审计类型,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缺乏实践基础以及相关配套规范,亟需从理论上予以廓清。本文从信息安全视角切入,通过引入PSR模型,对压力、对策、状态三方面设置合规审计评价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指标权重,以期构建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评价指标的应用体系,指导审计工作实践。

数字时代个人信息保护权利基础的二元融贯论

个人信息保护是数字时代人格尊严保护的核心议题,但仍存在权利基础不明的基本问题,严重影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实施。个人信息保护的权利基础应当兼具基本权利和民事权利的双重属性,二者不可偏废。作为一项与个人私生活密切相关的权利,个人信息的基本权利需要在私法领域落实,这为证立个人信息的民事权利提供一个新视角。个人信息的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在主动保护和被动保护、公法保护和私法保护上可实现优势互补和融会贯通,二者与民事权利的二元融贯除了依赖于内涵上的一致性,在根本上还取决于价值根基上的一致性。这二者的融合有助于夯实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的根基,为个人信息的公私法协同保护提供坚实支撑,推动实现数字时代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政策目标。

征信体系建设下个人信息保护的进路研究

目前,我国征信体系在社会多个领域实现了覆盖且仍在深入。为弥补“结果保护”理念引发的个人信息收集与共享泛化、个人信息处理规则透明度较低等缺陷,应引入“过程保护”理念,明晰个人征信信息收集、共享的范围,加强有关征信规则的有效应用。同时,要统筹个人征信与失信惩戒的体系建设,明晰个人征信信息侵权赔偿的认定标准,进而实现对个人信息的有效保护。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问题反思与完善路径

随着科技发展、社会进步,人们正在步入信息社会。信息时代在给我们的工作生活带来方便快捷的同时也带来了相关问题,其中对个人信息权利的侵害就是当下人们所关注的话题。尽管我国在2021年出台了《个人信息保护法》,但关于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规定却比较粗略,实践中关于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与争议。基于此,在对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做出理论概述的基础上,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问题进行了必要的反思,提出了通过确立个人信息权、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程序制度、设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以及建立个人信息保护专项资金账户等路径完善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

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规范依据与实践应对

出于保护个人信息权利、规范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目的,现行法律规定了个人信息保护的合规审计。但囿于既有规范的技术性和特殊性,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实施中面临着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企业经营利益、审计模式与程序启动、审计方法与工具应用等不同层面的现实难题。按照既有的合规审计规范要求,实践中应当持续关注法律和政策、重点行业规范依据的变化,根据实际情况恰当运用审计工具和方法,并做好合规审计后的建议落实转化工作,以审计监督实现个人信息保护的闭环管理,最终提高全社会的个人信息保护水平。

政府数据开放中个人信息保护的不足与法律优化策略研究

政府数据开放各个阶段中的个人信息保护存在着包括未向个人履行告知义务、个人信息超期存储以及匿名化信息仍有被再识别的可能等不足,其原因在于知情同意原则难以适应政府数据开放场景、责任追究制度落实不到位和匿名化技术无法平衡数据的安全性与可用性等。对此除了依据民法、行政法加以干预外,由于个人信息公益属性与社会法的宗旨相契合,还可以引入倾斜保护、集体保护等社会法理念加以调和。具体可通过增设知情同意原则的例外情形、禁止个人信息处理者从事再识别活动、引入行政公益诉讼程序,以实现对个人信息权益的倾斜保护与集体保护,在实现利益平衡的基础上推动数据开放,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数字赋能时代刑事侦查中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探究

数字赋能时代的背景下,信息化侦查逐渐成为侦查机关的主要破案手段之一。由于信息化侦查具有秘密性特点,在刑事侦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在收集、调取信息主体的个人信息时对公民个人信息权利造成一定侵害。我国当前《个人信息保护法》是以私法角度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的规范,导致刑事侦查过程中侦查机关权力过大,而信息主体权利则很难得到保障。因此,应当在立法层面完善侦查中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规定,以立法确立侦查机关的义务和责任,并赋予信息主体侦查阶段的个人信息权利,以此预防信息化侦查中的权力滥用风险。

个人信息保护禁令建构研究

时下个人信息权益保护链条有断裂现象,事后诉讼救济正在司法摸索中,然而事前救济路径呈现闭塞状态,个人信息侵害具有区别于传统人格权损害的特性,亟须构建一种崭新有效的事前救济制度,即“个人信息保护禁令”。其可行性体现在“个人信息保护禁令”可以比照人身安全保护令定性和构建,并且可以依据个人信息敏感度分层动态适用。在此基础上对个人信息保护禁令之申请条件、请求内容、效力期限进行逐一建构。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建构路径优化——基于实体法与程序法交互方法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兼具实体法与程序法双重属性,基于实体法或程序法单一维度的制度建构将会陷入“一元观”困境。实体法与程序法交互为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程序建构提供一种实体法关照。通过优化最具交互特征的三个支点:受案范围、责任形式和证明责任,不仅能够促进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建构的二元论,也有利于推动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一体化衔接,实现司法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其一,从实体法维度,将“不特定多数人”公共利益说作为基础,增加“规模性”与“无差别性”的标准,解决受案范围“众多个人权益”的程序判断难题。其二,从程序法维度,通过诉讼信托的方式,允许原告受让惩罚性赔偿请求权,解决惩罚性赔偿这一责任形式缺乏实体适用空间难题。其三,从交互维度,一方面承认法官裁量分配证明责任,解决“规范说”在新型复杂案件的实体失范难题;另一方面设定证明责任减轻的请求权基础,解决裁判失度的程序适用难题。

个人信息保护纠纷侵权救济路径探究

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请求权基础得到了进一步丰富,但是与同为含有规制个人信息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比,两部法律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请求权基础并不相同,进而导致在个人信息保护这一问题上存在两种救济路径,不同救济路径的选择导致不同的法律责任和法律后果,这会对自然人选择何种救济路径保护其个人信息权益产生影响,一般情况下,当两部法律对案涉个人信息有相同或相似规定时,应优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没有相同或近似规定时,应优先适用对案涉个人信息有具体规定的法律,并结合立法目的、社会公共利益、行业与科技发展等因素综合考量是否有例外情况,属于个人信息保护纠纷的案件应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此外,区分私密与非私密个人信息、区分案涉具体人格权是否具有个人信息性质等都会对法律规范的适用产生影响,是确定救济路径选择的关键条件。

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的现实困境与路径优化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未成年人作为特殊主体,对其个人信息及隐私的保护具有重要现实价值。虽然我国已有了初步的立法规则构建,但是在实践中仍然存在对未成年人敏感信息的年龄划分界定不清、监护人同意规则不足、未成年人被遗忘权本土化的现实困境。结合域外国家最新立法及我国相关司法实践,以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为基础,需要对未成年人年龄标准进行三阶段界分、提出监护人同意规则的未来出路、完善我国未成年人被遗忘权保护制度,以此优化我国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检视与完善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是指将个人信息保护纳入公益诉讼保护范围,通过公益诉讼弥补个人信息侵权案件中私益诉讼举证难、成本高等不足,从而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力度。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具有诉讼内容公益性、诉讼主体多样、事前预防与事后救济相结合等特征。当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还存在诉讼主体规则模糊、适用条件笼统、诉讼路径偏向化明显和诉讼请求类型单一等问题。为充分发挥制度效能,必须通过明确诉权主体、细化诉讼适用条件、构建诉讼类型选择机制并丰富诉讼请求的责任类型等路径,不断完善公益诉讼制度,确保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良好运行。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法理反思与制度完善

大数据时代,随着个人信息价值不断丰富与提升,个人信息泄露与滥用等问题日益严峻,而公民个人在其信息权益受到侵害时的救济能力有限,无法与侵害主体抗衡。《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将公益诉讼引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不足。但是,这一条款的规定过于原则化,导致在实际适用中存在诸如起诉条件笼统泛化、起诉主体规则不明确、赔偿责任适用混乱等问题。为了使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能够更好地发挥其应对大规模处理个人信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作用,有必要细化信息保护公益诉讼适用前提条件,明确诉讼主体规则,积极探索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赔偿责任适用规则,从而推动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的有效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