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时代图书馆个人信息治理路径研究

个人信息的流通给图书馆带来巨大的效益。数智时代个人信息的公共属性依附个人利益,承载着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信息的利用是数智时代图书馆的一种时代潮流,同时技术进步增加了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加强个人信息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在数智时代图书馆个人信息保护实践探索中,从业务发展角度,遵从需求原则,即适当性、必要性、最小化,实现目标、方法与效果的统一,推进信息治理规范。以《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条款,论证该理念的个人信息权益、利益相关者职责与义务等,协同图书馆外部体系、利益、标准、过程与模式的平衡。个人信息治理需要内外协同,达到利用与保护的平衡,有助于数智时代图书馆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区块链技术下运动员个人信息治理研究

基于区块链技术架构及特征,探索区块链技术应用于运动员个人信息治理的价值、挑战及其应对。研究认为,区块链技术下运动员个人信息治理能够克服传统互联网模式下运动员个人信息储存工作繁复、利用不充分、保护滞后等问题。同时,也面临与“知情-同意”机制相冲突,与个人信息处理必要规则相违背,与运动员行使删除权、更正权与信息可携带权存在冲突,民事责任主体确定困难等挑战。对此,应当优化改进智能合约,实现运动员的“知情-同意”权;区分区块链信息治理的不同环节,分别进行“必要处理”考察;推动区块链技术创新,消除与其运动员删除权、更正权与信息可携带权的冲突;积极发挥联盟链作用,通过其多中心化特征确定民事责任主体。

奖惩机制下微信虚假健康信息治理的三方演化博弈分析

微信是健康信息传播的重要社交媒体平台,也是虚假健康信息滋生和传播的沃土。在考虑用户、微信平台和政府在虚假健康信息治理中发挥不同作用的同时,引入奖惩机制,通过构建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探讨奖惩机制下治理微信虚假健康信息的最优策略和有效机制。在检验系统稳定性的基础上,运用MATLAB R2018b进行仿真实验。研究发现,合理的奖惩强度和奖惩系数、提高用户健康素养以及控制成本是影响各方主体进行有效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据此提出虚假健康信息治理的政策建议,以营造清朗的健康信息传播网络空间。

从“项目管理”到“信息治理”:数字时代县域政府的治理转型

数字时代,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不但影响并制约政府的决策和行政,甚至嵌入国家治理体系,成为影响和制约国家治理的决定性因素。近年来,县域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以项目管理为杠杆撬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现了对人、财、物的有效整合。然而,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县域政府的项目管理开始面临项目依赖从而导致经济发展推动器失衡、国家与社会出现二元分离诱发社会力量制约政府决策以及县域政府权力流失基层可持续治理能力受到影响等困境。为此,县域政府必须融入数字时代,以数字政府建设为突破口,推动县域政府治理转型;以数字网络建构为支撑,转变县域政府治理模式;以数字能力培育为抓手,提升县域政府治理能力,进而提升自身的数字能力和数字水平,实现“项目管理”向“信息治理”的转变。

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虚假信息治理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在提升生产力的同时也极大降低了虚假信息生产与传播的门槛,对全球信息生态和社会稳定构成了严峻挑战。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从内容生产、传播渠道和舆论环境三个维度强化了虚假信息的制造与传播。但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也可从虚假信息检测、内容过滤与审查、数据分析与预测方面助力虚假信息治理。最后,当前全球虚假信息治理有三条主要路径:以中国、美国和欧盟为代表的国家治理模式,以技术创新和合作共治为核心的企业治理和以提升媒介素养为目标的社会治理路径。

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

(2023年12月25日经国家网信办2023年第28次室务会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同意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令第17号公布自2024年8月1日起施行)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了治理网络暴力信息,营造良好网络生态,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特大疫情防控中信息治理的观念重构与行动选择——一个基于“文化治理”视域的分析框架

新冠疫情的爆发和控制,暴露了当代治理的一个重大问题:信息的生产与管理。而信息的生产与管理,不仅是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更是一个文化治理的过程。这里,既要“依据文化加以治理”,也要“对文化加以治理”。而无论“依据文化加以治理”抑或“对文化加以治理”,其核心都是观念文化的“扬弃”,这一“扬弃”贯穿了危机预防、应对与善后全过程:在危机预防阶段,信息治理的关键是有效把握先机,既维护正常舆论秩序,又不能干扰社会信息预警,由此便需要重新认识“何为流言”;危机一旦发生,信息治理的关键是有效实施社会动员,既及时全面采集疫情、民情各种重要信息,又能使政府信息发布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由此便需要明确“何为信息责任”;危机善后阶段,信息治理的关键是化危为机,重构社会信任和政府认同,推动国家形象提升和社会发展,由此便需要重新认识“何为正能量”。只有自觉发扬积极性观念,克服陈腐性观念,才可能形成疫情防控的文化共识和长效机制,并推进新时代“感觉、意义与意识的社会化生产与再生产”。

医院信息治理方法与策略探讨

针对医院信息管理已涉及医疗、科研等业务管理的现状,介绍了信息治理的原则与内涵,分析了信息治理的实施关键。通过对信息治理闭环模型、组织架构与功能、需求管理、数据治理的阐述,提出切合医疗实践的信息治理发展策略,为医院信息化建设提供理论框架,提升信息治理水平。

国内外图书馆参与虚假信息治理实践的对比及其启示

近年来,随着信息传播媒体的增多和参与用户的指数变化,虚假信息已然成为现代信息治理的一个重要挑战。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类有关疫情的虚假信息满天飞,而作为信息素养教育的重要主体——图书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文章首先分析了图书馆在当前虚假信息治理体系中的功能与定位。其次,通过借助网络调研与内容分析等方法,深入分析了国内外图书馆参与虚假信息治理的实践现状。最后,通过对国内外图书馆参与的重视程度、跨机构协作程度和参与力度综合对比和分析,分别从认识层面、方法层面和实践层面三维角度提出了对应的优化策略,以为进一步加强国内图书馆在参与虚假信息治理过程中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影响力提供有效的建议与参考。

基于意识层次的微博不实信息治理研究＊--以新浪微博为例

以新浪微博为例,利用意识网建模语言构建了微博不实信息治理的意识网络图。通过对用户意识层次和行为的分析,发现处于2层及以上意识层次的用户不仅不会受到不实信息的干扰,还可能采取行动遏制不实信息的传播。最后,从提高用户意识层次的角度提出了不实信息治理的策略。

依托信息治理提升军队医疗机构为部队服务质量

提高为部队医疗服务质量是军队医疗机构落实建设现代卫勤的重要目标。随着医疗信息化的不断发展,多年来在平时卫勤保障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医疗信息,充分利用这些信息,围绕＂服务患者、服务临床、服务流程、服务决策＂,实现信息共享、安全高效、优化流程、智慧管理,从而提高为部队服务质量,需要在现有医疗信息化的基础上进行信息治理（information governance,IG）。

在线商品虚假评论信息治理策略研究

在线商品虚假评论信息不仅误导消费者购物决策与商家销售评估,而且严重干扰了在线商品交易平台的意见挖掘结果。本文针对国内外对在线商品虚假评论治理的研究现状,从法律监管和鉴别模型两个层面重新定位了其治理目标,指出应根据不同的治理对象,从监管虚假评论形成路径的基本要素、减弱虚假评论形成路径的促进因素、激励正常消费者作出真实有效的评论并优化虚假评论识别模型的鉴别准确率4个方面完善在线商品虚假评论信息的治理途径,并详细阐述了各治理途径的具体实施办法以及今后优化和完善的建议与对策。

某儿童专科医院运用信息治理提升门急诊一站式服务的探索

回顾分析了某医院一站式服务优化过程中预约方式和支付方式的变化,比较该医院信息化建设一站式服务前后患儿就诊等待时间的改变,结果提示:信息治理一站式服务对改善患儿就医体验有积极效果。建议在儿童专科医院可通过信息治理,合理利用线上和线下平台进行门急诊的延伸服务。

跨组织联结网络、信息治理能力与创新绩效

网络情境下,由信息关注、信息传递、信息共享与信息内化四个递进性要素所构成的信息治理能力是创新实现的前提。以往研究表明,在跨组织联结网络中,外部关系强弱和网络位置高低通过管理者的信息治理能力对创新绩效发挥作用,但强关系和弱关系的作用效果在学术界尚未达成一致。本文以信息治理能力作为中介变量,从网络位置、互动程度和嵌合程度三个角度考量跨组织联结网络,探索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通过对258家高新技术企业问卷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网络位置中心度、网络关系的互动程度与嵌合程度均与创新绩效存在积极的正向关系;信息治理能力对模型具有不完全的中介作用,其四个要素的影响系数呈逐次增大趋势。本文进一步验证管理者的年龄、学历结构、工作变动和工作年限的影响发现,对于46岁以下、学历在本科及以上、工作年限在5年以上且工作变动次数大于1次的管理者,关系强度与网络位置对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判断组织联结关系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为管理者认知理论在组织行为选择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数据化时代社区信息治理体系的重构--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社区防控的反思

数据化时代下社区信息治理体系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信息治理体系的发展理念、信息价值以及具体思路对于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具有重大意义。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社区防控的信息症结及对社区信息治理的内在需求显示,信息是基层治理的基础。社区信息治理体系重构旨在达成"以人民为中心"的信息资源开发、以数据为本的信息资源集成和以整合为目标的社区信息治理机制化运作。以信息治理为牵引,是社区治理转型升级的关键,也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切入点。

网络信息治理的特质、挑战及模式创新

随着互联网的媒介属性日益彰显,网络信息治理面临日益复杂的局面。网络空间的传播变革,是推动网络信息治理的源动力。从目前来看,网络信息治理将面临三大挑战:能否达成或达成多大的价值共识,将决定网络信息治理的方向;如何防范或破解网络信息传播垄断集中的趋势,将决定网络信息治理的效度;如何划分公权与私权的界限,将决定网络信息治理的前景。治理模式的创新与优化,是推进网络信息治理的根本之举。从宏观层面而言,网络信息治理必须打破区隔化的规制思维,探索构建具有最大价值共识基础的多中心复合共治模式。从微观层面而言,推进网络信息治理模式创新与优化,需要不断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进程,探索构建权责明确、边界清晰的规则体系;需要不断完善网络空间治理生态,推动多元主体间形成相互依托、相互制约的良性互动机制;需要积极融入全球网络治理体系,建立内外联动、科学理性的舆情分析与风险评估机制。

新媒体环境下的信息治理问题研究

[目的/意义]近年来,在新媒体逐渐发展成熟的情况下,微博、微信、QQ、问答社区等泛网络产品成为网络用户进行信息交流的主要方式,这些新媒体平台在方便用户的同时,也存在明显的信息生态问题,本文尝试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治理对策。[方法/过程]本文分析了新媒体环境的特征,提出了新媒体环境下的信息传播和信息治理模型,针对信息治理问题展开一系列探讨。[结果/结论]本文提出的新媒体环境下的信息传播模型和信息治理建议可为解决新媒体环境下的信息生态问题提供一些思路。

个人信息治理的科技之维

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的背景下,重新构想科技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可谓总体回应数字时代个人信息危机的重要一环。作为国家、企业、个人三方权益汇聚之地,个人信息研究必须超越传统的"规制-权利"思维,迈向国家法律、信息科技、市场竞争和社群规范的个人信息治理体系。在诸多系统中,信息科技居于优位。一方面,它以"合规科技"的面貌,凭借"经设计的治理理念",将国家法律的原则和规则转化为个人信息生命全周期的科技保护;另一方面,它以"赋能科技"的面貌,通过降低法律执行成本、当事人交易成本,甚至改变法律的"假定条件",赋能各利益相关方。为此,法律应合理解释个人信息"匿名化"构成要素,认可"去标识化信息"的法律意义,从而使信息科技与法律彼此协调,共建激励相容的个人信息治理体系。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谣言传播模型构建与信息治理——基于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谣言分析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迅速暴发与全球蔓延,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所共同面对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在病毒传播的同时,网络上各类谣言也如流行病一般快速扩散,引发"信息疫情"。以"新冠肺炎"相关网络谣言为研究样本,构建出新的谣言传播模型:R(谣言)=I(事件的重要性)×A(事件的模糊性)×E(公众情绪)/L(媒介素养)。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公众情绪是促进谣言传播的重要因素,而媒介素养能够抑制谣言传播。通过实证验证了谣言传播模型的合理性;提出网络谣言信息治理对策,认为应当从降低事件模糊性、稳定公众情绪、增强公众媒介素养等方面进行谣言消解,进而稳定社会秩序。

中外对照网络信息治理对策研究

为保障网络信息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世界各国都逐步建立了一套相对健全的网络信息管控体系,通过对国外网络信息治理的经验对照分析,结合中国网络信息治理的现状查找问题,为中国网络信息环境发展建设提供参考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