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国瑾致友朋信札及上呈奏折考释

黄国瑾是晚清诗人和藏书家,著述多有亡佚。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紫江朱氏存素堂排印《训真书屋遗稿》,后收入《黔南丛书》别集之中,所存内容均为诗文。近来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新刊《贵筑黄氏手稿辑存》,也仅在朱本基础上对黄氏《郢爰考》一文进行字句修改,可见黄国瑾佚文弥足珍贵。经笔者多方寻觅,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邓之诚所藏盛昱《双隐楼藏盛祭酒往还书札》中有黄氏信札原稿一通;缪荃孙《艺风堂友朋书札》刊有黄氏信札九通;《张佩纶家藏信札》中印有黄氏信札原稿近四百通;《清光绪中日交涉史料选辑》收录有黄氏上呈奏折一封。除黄氏致盛昱、缪荃孙信札以及上呈奏折外,笔者还遴选黄氏致张佩纶信札六通,考订黄氏信札、奏折内容。

林则徐信札中的禁烟运动

1839年冬,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强令外国鸦片商人交出鸦片,并将没收鸦片于虎门销毁,该事件被认为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故宫博物院收藏有《林则徐禁烟札》一通,册页装,共六开,其中林则徐信札三开半(共7页),后有沈曾植跋语一开,林灏深跋语一开。信札页使用印有“云左山房书笺”的彩色印花笺纸以小楷书写,全文共691字,收信人是林则徐的业师沈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林则徐从受命禁烟到革职戍边,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他经历了人生的起伏跌宕,禁烟过程中的人与事对他的心境产生了影响,他致信老师吐露心声,道出了他内心深处对禁烟运动的思考与感受。

王鹏运与龙继栋交游考论——以王鹏运致龙继栋信札四通为中心

王鹏运和龙继栋是临桂同乡兼好友。学界对龙继栋是晚清词坛领袖王鹏运的学词导师已有定论,而对王、龙二人后来的交游少有论及。以《甲寅(东京)》1915年第1卷第8期载王鹏运《致龙松岑书四首》为中心,结合其他相关材料进行考察可知,二人在觅句堂数年唱和之后,分隔两地,主要以书信联系,也曾见面。后来二人在文学上的唱酬甚少,而增加了对朝廷政治的共同关注。

关于《周制与秦制》的一通信札

冯先生道鉴:拜读了您的大作,很是敬佩。我闻道于先生已有近半世纪,那是“批林批孔”“反儒崇法”之时,我想当时我们应该都是毛泽东的崇拜者。当然先生已经名满天下,我只是个1969年下乡的知青(坦率地说,我当时极“左”,在农村入了党,当过县劳模),受父母(他们1948年前是杨荣国的学生,随杨搞过地下“学运”,曾对我言杨从来就是“反孔”的“左”派学人)影响,对历史感兴趣,那时就很佩服冯先生的文章。也就是在那时,我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读了商韩等“法家”之作,读后就对商鞅“政作民之所恶”的种种狠话很震惊。不过这并未影响我对毛泽东的崇拜,只是深感“革命”很残酷,不像书生气的想象那样。以后当然时代、社会和我们的观念都大变。

“一封家书”打开书法学专业信札创作教学新篇

家书即家人之间来往的书信,它饱含着家人之间真挚的亲情,是家庭教育中相互沟通交流的重要桥梁,也折射出家教家风。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手机电脑的普及使用,家人之间的交流方式发生了变化,家书慢慢地被电话、视频等取代,虽然显得更为便捷,但却缺少了家书文化的传承。家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高校书法学专业小楷教学中,用“一封家书”践行小楷课程思政,将专业教学融入日常生活,为信札创作打下基础,对重拾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吴大澂、汪鸣銮致潘祖同信札简释

故宫博物院藏有吴大澂、汪鸣銮二人致潘祖同信札五通,此前从未对外发布。吴、汪、潘均是苏州人,且都曾在京任职。信札主要涉及苏州士绅的日常交往,诗文著作交流等内容,对研究江南地区士绅的乡居生活,了解清末江南社会及潘祖同其人,都有一定的意义。

王国维致沈曾植信札研究补正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批王国维致沈曾植信札,计10通12张,另有他人跋文1张,附于《壬癸集》中。因罕有人知而研究不多,现将其整理誊录,补正此前研究之误,并对信札内容做进一步的探究。

赵之谦江西通志局任职期间所作信札两通系年订误

古人信札罕署书写年份,故对信札系年做正确的判定,便成为信札类文献研究的重点和难点。然而往往由于研究者对信札文本、书风等信息的误读,从而导致对信札系年的误判,以致背离了信札所涉人物生平、交游等史料的实际情状。此种状况,在对晚清著名金石书画家赵之谦信札的研究中亦时有出现。现对前人著作所载赵之谦的两通信札,依据晚清史乘、日记等文献对系年做重新考订,并对信札内容略作考释。此两通信札书写时间的正确认定,对于揭示赵之谦次子寿伣的出生年份以及其继子寿佺参加浙江秋试、次子寿伣接种牛痘等家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史料。

南京博物院藏乾嘉文人信札散考七则

书信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交流方式,完全是个人生命化的独白空间,大多涉及家庭生活、人情往来、艺文生活等,多是难得的第一手文献。南京博物院藏刘墉、钱大昕、翁方纲、黄易、洪亮吉、孙星衍、法式善信札七通,内容丰富,反映了书写者生动的日常生活,可以补益对清代中期社会生活史的认识。

严复致伍光建英文信札一通考译

新近得见严复致伍光建一通未刊英文信札手稿1,此札作于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一日(1906年10月18日),内容涉及晚清第二届游学毕业生考试、丙午官制改革、严复与袁世凯之关系等重要史实,涉及清末诸多重要人物,所反映史实多为其他文献所不及。现将此札全文斠录于此,并加考译如下。

落笔传真情 钩沉窥交际——我国信札研究回顾(1998-2022)

信札文献是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特殊文献,对我国信札研究现状的探索有助于梳理信札文献整理研究发展脉络,进一步发掘信札文献的学术价值。文章以CSSCI收录的信札研究文献为数据源,通过计量分析与内容分析,展现信札研究现状;通过已发表信札论文涉及历史人物的社交网络图谱构建,探索数字人文背景下信札研究的新思路。研究表明:信札研究是我国多学科关注领域,信札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赖于更多信札的披露与揭示;信札研究应与数字人文技术同步,运用语义标注、图像标注、多维数据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实现信札内容的深度知识组织和呈现;应适时构建信札文献数据库。

吴大澂致王叔蕃信札笺释

上海博物馆藏有一批吴大澂致王叔蕃行书手札,还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这批信札共11通,内容相对完整。这些信札对研究近代以来上海航运、物流与信息中转站地位的巩固,官督商办的上海轮船招商局的情况,补充并丰富顾廷龙先生所撰《吴愙斋年谱》的内容,以及研究王叔蕃其人,都有一定的价值。

周亮工致程邃、卓天寅信札考释

作为清初有名的鉴藏家与学者,周亮工的日常生活在清初士人群体中极有代表性。故宫博物院与上海图书馆藏周亮工致程邃与卓天寅三札,内容丰富,涉及周亮工日常的文学应酬,如书写寿屏、文章;亦涉及周亮工索印乞文、征辑尺牍等内容。这一系列文艺活动记录是研究周亮工的重要材料,亦有助于了解清初士人的日常文艺生活。

刘子健致柳立言信札选录

2018年9月8日,柳立言先生来信时提到:“我手上刘(子健)先生的书都可送您,还有他给我的书信等,副本也送您,但都要退休后才处理。”2019年1月29日,我从法国巴黎回到德国明斯特,收到柳先生寄来的邮包,内中多为刘子健先生于1980年代写给他的信札,有原件,也有复印件。原件集中在柳先生读博期间,复印件则集中在1987~1990年,另有1993年1封。

康同璧藏1905年康有为与保皇会成员信札考

康有为博物馆展出的康同璧藏康有为与保皇会成员往来信札,是一批反映康有为领导保皇会奔走呼号拯救中国于危难的珍贵史料,见证了1905年中国近代史上大规模的抵制美货爱国运动。保皇会是近代中国在海外华侨中起过重要影响的群众爱国团体,康有为作为会长,在这场运动中领导保皇会组织团结海外华侨,维护本国利益,为抵制美货积极奔走,两次谒见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力促中美两国政府对话,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张大千旅居曼多洒时期之八通信札考释

近年来,张大千的书信纷纷被各大出版社出版。这些出版物多为影印信件,没有做详细的编年、分期、释读、点校工作。笔者特意对张大千旅居曼多洒时期的八通信札进行考证,着重探讨张大千在这一时段的生活迁变、艺术交游、书画创作、书画鉴藏等情况。通过考证信笺的书写年代,为《张大千年谱》的修订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材料,也为《张大千书信集》的编纂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新见张元济致龚心钊信札释读

2023年3月下旬,张元济先生之孙张人凤收到了一张友人发给他的信札照片,一看竟是祖父张元济先生致龚心钊先生的信札手迹,不由大喜,当即释文,编入《〈张元济全集〉补编》。欣喜之余,将信札照片和释文均发笔者保存。张人凤说:“这封信是新发现的,没有其他书刊登载过,书法也特别好。”笔者查阅《张元济全集》(商务印书馆2007-2010年版)卷一至卷三“书信”和卷十“补遗”.

新见阚铎致叶恭绰信札初考中国营造学会早期学术研究

2023年元月,一件三通十九页,标注为“中国营造学会”致叶恭绰信札,在嘉德拍卖,“叶恭绰旧藏信札专场”释出,引起了笔者的关注。信札中涉及古建类古籍、书籍丛刊出版等信息,是了解民国时期“中国营造学会”创立后,学人们为保护古代建筑文献所作贡献,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及文献价值。但可惜图录并未明确说明写信者为何人、写作时间及具体内容等,值得一一考证。

论圣—琼·佩斯《亚洲信札》中的中国书写

法国著名诗人、外交官圣—琼·佩斯曾于1916年来到中国,并在中国旅居5年。《亚洲信札》收录了佩斯在此期间与亲友的通信,其中的中国书写触及了中国景观、人文等诸多方面。就景观书写而言,佩斯着意呈现了北京城郊的面貌与戈壁荒漠的风光,他并未进行任何具体的描写,而是围绕黄沙、大漠等意象进行诗性书写,这种极具抽象性的观照体现出佩斯独特的审美原则。而人文书写相对明晰,佩斯始终与中国社会现实保持紧密的联系,他熟悉社会上层官员、名流以及知识分子,陆徵祥、梁启超等人都出现在《亚洲信札》中,而普通民众则作为具有“贪婪”“冷漠”“迷信”等共同特征的群集形象出现。佩斯还多次在《亚洲信札》中流露自己对中国文化的欣赏,他支持中国持守自己的土地与历史,对中国的发展有个人独到的见解。可见,《亚洲信札》具有深刻的文学乃至文化意义。

新见王国维致吴昌绶未刊信札六通考释

吴昌绶,同治七年(1868年)生,1924年去世①,字伯宛、甘遯,号印丞(臣)、松邻等,室名双照楼。吴昌绶是王国维在从事词学研究期间极为倚重的学者,无论是《唐五代二十家词》的审订,抑或《人间词话》的刊行,吴氏均出力尤多。“观堂先生为宇内大学问家,其片纸只字皆当珍视”②,王国维书札之辑自罗继祖始,嗣后经吴泽、袁英光广搜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