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货币政策、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对绩效的影响研究

结构性货币政策要求商业银行履行传导中介的“义务”,在传导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进而对银行绩效产生影响。本文通过对A股上市的42家银行2014年至2021年的年度数据实证分析发现,结构性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的绩效产生负面影响,且由于货币政策的滞后性,其实施也会对银行的长期绩效产生不利影响。将银行信贷规模作为中介变量,发现结构性货币政策对银行绩效产生的部分负面影响是通过扩大商业银行信贷规模而间接造成的。因此,央行应打造差异化货币政策工具,加强与商业银行沟通以及完善结构化监管体系;商业银行应通过创新盈利模式、加强风险管理等方式增强竞争力。

浙江省数字经济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教育水平与信贷规模的调节作用

在数字化时代,数字经济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深入分析浙江省数字经济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探究教育水平与信贷规模对主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通过收集2010至2022年浙江省各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教育水平、信贷规模与城市创业活跃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城市创业活跃度,且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数字经济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呈现出一定差异性,教育水平与信贷规模则分别对该关系产生正向的调节作用。该研究不仅为地方政策制定提供了实证支持,也为其他省份探索数字经济对创业活跃度的促进作用提供了借鉴。

银行业市场结构对银行信贷规模影响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银行业会场结构在不断地变化,虽然逐步形成了多元化的竞争体系,但在加剧的竞争环境下,商业银行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信贷业务扩张行为,为更好地调整银行业市场结构,规范商业银行信贷业务,本文选取HHI指数测度银行业市场结构,来研究银行业市场结构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银行业垄断程度越来越低,竞争程度越来越高,竞争的环境会促进商业银行发展信贷业务。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信贷规模与货币供应量关系的实证研究

文章使用因果关系检验和非线性协整等经济计量方法分析信贷规模和货币供应量这两个与流动性过剩紧密相关的货币政策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果关系检验发现,信贷规模与货币供应量之间存在从货币供应量到信贷规模的单向Granger因单关系,同时又存在即期因果关系(instan-taneous causality)。非线性协整检验结果支持信贷规模和货币供应量之间存在非线性协整关系,并发现在不同的状态中货币供应量的误差修正效应均比信贷规模大,反映了在由信贷规模和货币供应量组成的系统中货币供应量的主导地位。

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效果的分类研究——基于信贷规模、风险分散效果和盈利能力三个维度

一直以来,理论界对城商行跨区域经营战略的效果褒贬不一,据统计,截至2012年底,我国144家城商行在省外的分行近130家。本文将跨区域经营的城商行分为从一线城市到二三线城市、从二三线城市到一线城市和向同等类型城市设立分支机构三类,分别从信贷规模、风险分散效果和盈利能力三个维度分析跨区域战略的效果,并通过构造赫芬达尔指数用2005-2012年的数据对样本城商行实证检验了因跨区域经营程度不同对信贷扩张、风险水平和盈利能力的影响情况。研究表明:跨区域经营可以迅速扩大异地分行的信贷规模,但对城商行整体信贷规模的提高并不明显;在分散风险的效果上总体表现较好,但也具有差异性,从一线城市到二三线城市跨区域经营的城商行分散风险的效果最为明显;跨区域经营在短期内并没有明显改善盈利能力。

政府干预、信贷规模,创新抑或并购

创新和并购是经济体实现增长的两种重要途径。两者之间究竟是"此消彼长",还是"推波助澜"?以中国31个省级区域为样本研究技术创新和并购的关系以及政府干预、信贷规模对技术创新和并购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前期的创新成果与后续的创新投入存在显著正相关,而创新成果与并购显著负相关。信贷规模对政府干预与技术创新产生部分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信贷规模对政府干预与并购之间不存在中介效应,但是有调节效应。

货币政策分析中的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

货币政策一般认为,作为金融数量指标的货币供应量在宏观经济和政策分析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而排斥另一重要金融数量指标——信贷规模的作用。本研究试图利用我国自1998年以来的经济金融数据,通过计量方法,比较货币供应量、信贷规模作为核心金融指标的适用性,发现:(1)信贷规模和货币供应量各自在不同意义上都是最稳定的,并且,各自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一样规则而稳定,没有证据表明何者更具优势;(2)在同时引入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时,大大提高了对实体经济的解释能力;(3)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依存于信贷规模的变化,表明信贷规模在我国经济金融中占据地位。这些结论对于理解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有意义的,表明至少在做货币政策分析时,应同时关注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这两个指标。

银行业竞争、信贷规模歧视和上市公司银行借款融资差异

银行借款是我国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而我国由于银行业竞争不充分,造成银行业存在比较严重的卖方市场地位。由于国有商业银行激励不足,加上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行政干预,使商业银行在选择贷款对象时,首先选择规模比较大的企业,形成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歧视。笔者通过对沪深上市公司1991年～2007年财务数据分析,得出两个基本结论:上市公司规模对银行信贷有重要影响;随着银行业竞争的激烈,上市公司规模对银行信贷的影响逐步降低。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如果要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经济问题,首先要加强我国金融业的竞争,只有银行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银行才有动力和压力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

我国信贷规模、资产价格波动与银行脆弱性——基于有向无环图的应用研究

本文运用有向无环图(DAG)方法考察了我国信贷规模、资产价格波动与银行脆弱性的同期因果关系,并采用基于DAG识别的SVAR固定样本期和递归的预测方差分解研究了其动态变化过程。研究结果表明,信贷规模和资产价格与银行脆弱性之间不仅均存在同期因果关系,而且存在中长期的影响,但信贷规模与资产价格之间影响有限,房地产价格波动主要来自于自身因素。因此,对房地产价格的调控要遵循市场运行规则,引导市场参与者形成合理预期,健全房地产市场相关秩序法规显得非常必要;同时降低银行体系运行的脆弱性,除了监管银行自身的各项指标外,还需要同时关注信贷规模和房地产价格的波动。

基于G2B跨组织信息共享视角的“信贷规模歧视”应对研究

针对"信贷规模歧视"问题,通过归因分析,识别"信贷规模歧视"的原因,并对企业、银行、政府的目标进行界定,为电子政务服务设计提供了前提依据;通过政府角色定位研究以及国外信用信息共享模式分析,为电子政务服务设计提供了实践借鉴;最后,通过政策法规、现实国情和理论基础的分析,构建了跨组织信息共享服务价值网络和服务模式,进而设计了基于电子政务的中小企业信贷决策和监控服务体系,为"信贷规模歧视"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目标的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

货币政策一般认为,作为金融数量指标的货币供应量在货币政策调控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而排斥另一重要金融数量指标——信贷规模的作用。本研究试图利用我国自1998年以来的经济金融数据,通过计量方法,比较货币供应量、信贷规模作为核心金融指标的适用性,发现:(1)信贷规模和货币供应量各自在不同意义上都是最稳定的,并且,各自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一样规则而稳定,没有证据表明何者更具优势;(2)在同时引入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时,大大提高了对实体经济的解释能力;(3)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依存于信贷规模的变化,表明信贷规模在我国经济金融中占据一定地位。这些结论对于理解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有意义的,表明政策调控时,应同时关注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这两个指标。

信贷规模与城乡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信贷渠道是中国省级层面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渠道,利用陕西省改革开放30年的年度数据,构建SVAR模型,实证表明信贷规模与城乡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稳定关系。脉冲响应结果显示:城镇收入变动对信贷规模变动的反应更敏感,作用时间更长;方差分解进一步证实,信贷规模的变动对城镇收入变动贡献率远大于对农村收入变动贡献率。信贷因素有加深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趋势,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是统筹城乡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键。

环境信息披露对债务融资成本和企业信贷规模的影响研究

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中有关环保政策的部分是利益相关者对其环境行为评估的主要参照.本文收集了2012-2016年沪市A股重污染行业平均资产排名前20%的上市公司的年报和独立报告,建立EDI指标体系,研究重污染行业披露环境行为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和信贷规模的影响.研究表明:重污染企业积极地披露环境信息,可以提高内部信息透明度,缓解投资者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投资者可以有效预测其风险,从而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重污染企业公开环境行为有利于其获得更多的银行借款,并且对长短期借款规模均有显著正向影响.

农业信贷规模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关系

农业信贷是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保障,也是学术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文章在建立农业信贷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理论框架基础上,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全面考察中国农业信贷规模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关系。研究发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在地理位置上呈现空间集聚性;时间维度上,农业信贷规模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效率改进存在“倒U型”关系;空间维度上,农业信贷规模在中部区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倒U型”关系,黄淮海地区和长江流域地区呈“倒U型”关系,东北地区不存在“倒U型”关系。最后,提出农业信贷规模扩大要结合区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实际情况,不仅要促进技术效率改进,还要促进技术进步,提升农业信贷效率等政策建议。

中国资本监管对银行信贷规模的影响分析——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GMM估计

采用国内12家上市银行2004～2010年的面板数据,建立贷款增长率的动态面板模型,运用GMM估计方法,揭示当前中国资本监管对银行信贷规模产生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当前中国资本监管的政策效应并不明显,仍然需要进一步提高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抑制银行放款冲动;建立动态拨备制度,以免经济下行时侵蚀资本;建立杠杆率监管标准,防止资本充足率与杠杆率出现监管目标背离。

政府补助、金融发展与信贷规模歧视

信息不对称导致信贷规模歧视现象普遍存在,让中小企业面临更多的融资困境,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小企业发展。在定性分析信贷规模歧视现象的基础上,利用2009-2015年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定量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获得的信贷融资数量更少、成本更高,即信贷规模歧视现象确实存在;政府补助作为企业的利好消息,发挥了信号传递和声誉机制的作用,不仅直接有利于企业获取信贷融资,还间接缓解了信贷规模歧视;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声誉机制和隐性担保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力越小,政府补助对信贷规模歧视现象的缓解作用也就越微弱。

基于VAR模型的我国外汇储备、货币供应量与信贷规模关系研究

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外汇储备持续增长,已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巨额外汇储备使得货币供应量增加,银行信贷规模不断扩大。结合2006年至2013年季度数据,基于VAR模型运用协整方法探讨我国外汇储备、货币供应量及银行信贷规模的关系,并通过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予以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三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外汇储备的增长促进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而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又进一步推动了银行信贷规模的扩张。最后,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披露环境信息对债务融资成本和企业信贷规模的影响——基于沪市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越来越严重,公司作为工业社会高速发展中极其重要的部分,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破坏了生态平衡,造成环境严重污染。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中有关环保政策的部分是利益相关者对其环境行为评估的主要参照,并且公司为了持续经营需要筹集大量资金,融资带来的成本又对公司的利润产生影响。同时政府为了促使企业加大环境信息的公开程度,提高信息透明度,提出"绿色信贷"机制,利用银行贷款督促企业自愿提高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本文收集了沪市A股重污染行业环境信息披露相关数据,研究其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信贷规模的影响,证明披露企业的环境行为对外部融资和银行贷款意义重大,促使企业提高环保意识,主动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货币供应量、信贷规模与我国通货膨胀的关联性

通过协整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研究发现,货币供应量、信贷规模和通货膨胀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尽管影响力度和时间长度不同,货币供应增长率与信贷增长率都能够引起通货膨胀率相似的变化。方差分解表明,货币供应增加与信贷扩张都可以解释国内的通货膨胀,而且信贷扩张对近期通货膨胀的贡献率较大,达到25%。因此,缩减信贷规模有利于治理我国的通货膨胀。

货币政策、信贷规模与企业行为——基于“信贷市场环境函数”新概念的理论探讨

现实经济中的货币政策、信贷规模和企业行为,是一条可被理论概括和演绎的逻辑分析链,各大经济学流派讨论经济运行时,均在不同程度和范围内涉及这条分析链。货币政策通过利率传导和信贷传导对信贷规模变动和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是通过企业投资行为实现的。经济学家对货币政策和信贷规模之关联的不同解释,会在一些场合流露出对企业投资行为的不同理解。以信贷市场环境的变动而言,如何对货币政策、信贷规模和企业行为作出一般性的理论概括,如何解说不同经济周期背景下货币政策、信贷规模和企业行为之间的关联,如何理解企业面对货币政策导向和信贷规模变动时的决策等,这些问题既是经济学家结合货币政策来研究宏观经济运行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经济学家讨论微观经济运行时需要关注的问题。本文依据现有的宏观货币理论和微观企业理论来研究货币政策、信贷规模和企业行为,尝试在理论上描述一个关联于货币政策、信贷规模与企业行为的“信贷市场环境函数”,并试图通过对这个函数的解析来拓宽现代宏观货币理论的分析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