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络文学的修史逻辑与述史方法

“中国网络文学三十年丛书”所蕴含的史源、史料和史识,成为书写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史、学术史和理论史的一个“拳头产品”。该丛书基于史源勘定的修史逻辑,锚定网络文学“源”与“流”的历史走向,勾勒中国网络文学的全景,发掘其背后的文学观念及其理论变化;然后以“年谱”“集成”“典藏”支撑“史论”,完成“一体三维”的史料疏瀹,让理论逻辑与史料留存、观念清理与成果检阅达成融合与互证,从而支撑起五卷丛书的“意义之厦”。在述史方法论上,作者“以实征史”,采用史论与史实互洽的方法来完成史识探赜的学术创意,体现了建构中国网络文学史学话语的理论自觉。

论清代史馆修史、幕府修史及私家修史的互动

在清代,史馆、幕府和私家这三类修史形式一直是并存发展的。在治史范围和思想倾向上,三者有明显差异,史馆基本上垄断了国史和当代史的纂修,幕府修史的范围则随着政治环境和幕主个人兴趣的变化而变化,私家修史对社会变迁特别敏感,其研究范围往往最能体现时代特点。同时,这三类修史形式又因为幕主的政治身份和学人们的流动而发生联系,从而使不同的史学思想、修史理念在之间传播、交流。在具体的修史活动中,三者一直处在互动状态,史馆修史或刺激、或打压幕府、私家的修史活动,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决定着幕府、私家修史的盛衰消长,而幕府、私家修史在某种程度上也迫使官方不断调整修史政策,以适应社会的变化。

宋代诸帝论史官修史、史学名著与“史才三长”

宋代皇帝大多关注史学活动,有的是一般关注,有的可以说是十分关注。这些关注,如关于史官的选择、史官修史的要求,关于史学名著与政治统治、国家治理的关系,怎样看待刘知幾“史才三长”论等,有的反映了史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有的则属于史学自身的发展问题。其影响力的大小,因问题的重要而有所不同,但都与宋代史学乃至后代史学有所关联,是中国史学史研究不可回避的研究对象。

由“变”到“常”——“诏旨专修”下的《太宗实录》与宋代修史制度的变迁

钱若水在奉旨纂修《太宗实录》过程中,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均有悖唐以来修史成规。首先是实录撰修负责机构与监修官的变动。唐代以降,本朝国史纂修活动均由史馆负责,并由监修国史领衔。真宗诏修《太宗实录》时,用集贤院印统筹调遣,完全脱离了史馆。监修国史吕端亦被架空,钱若水以工部侍郎充集贤院学士判院事的身份代行监修国史之职。再次,修史场所亦作了调整。自唐贞观三年(629)始,国史撰修基本于史馆内进行,否则会招致非议。此次将“诸王赐食厅”辟为实录撰修地,明显触犯了馆外修史的忌讳。最后,真宗还安排宦官刘承规监察修史。此前,从未出现过宦官介入修史之先例,令刘承规掌修实录亦属非常规性安排。宋人一向注重“家法”与“旧章”,这一系列有违祖宗法度的措施自然引发了朝中的“时议”。然而,此次修史活动为“诏旨专修”,在皇权的支持下,钱若水征引前朝“故事”回击“时议”,并维持了既定安排。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在当时引发争议的措施在日后均演变为宋代常规的修史制度,成为皇权干预国史的制度依仗。这个由“变”到“常”的制度转捩背后其实是皇权的渗透与运作。说明宋代修史制度的运转与演变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修史机制问题,与当时以皇权为首的政治生态也有密切的关联互动。

私家修史刍议

本文从私家修史与官修史书、正史和野史的关系入手 ,探讨私家修史的定义 ,并根据私家修史在史学史上四次发展的高潮 ,分析了私家修史兴盛和衰落的原因。

毕沅幕府修史在乾隆时期史学发展中的地位

清代乾隆时期,官方史学兴盛,大型、系统史书的纂修几乎被朝廷独占。毕沅幕府组织多人合作的修史活动,弥补私家个体修书人力、物力、史料资源不足的弱点,以编纂《续资治通鉴》与《史籍考》为代表,打破了朝廷垄断,挑战了官方对史学遗产总结的主导地位,具有重要的史学意义,成为乾隆朝史学发展结构中的新因素。而《史籍考》的最终未成,则反映出幕府修史活动自身具有的组织松散、受政治局势制约等局限性。

清代的国史馆及其修史制度

清代国史馆 ,是纂修清朝历史的常设机构 ,从康熙二十九年 (16 90 )正式设立 ,到宣统三年 (1911)被北洋政府接管 ,2 0 0多年间 ,国史馆先后纂修大量的各朝纪、志、传、表及大清一统志、皇清奏议等史籍。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修史制度、编纂程序和对修史人员的管理方法 ,这些制度和方法对我们今天的史学研究和准备开展的纂修大型清史工作 ,不无裨益。

二十四史修史思想的演变

二十四史纂修情况、纂修思想,均呈现"凡四变"的阶段性。纂修思想,自"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述往事,思来者",一变而为"续统"、"述德",断代为史;自"为在身之龟镜"再变而为"以史治心"求"至治",记事由"实录直书"转而为"专事褒贬";三变为"辨正统";四变而为"国灭史不灭"。

明代中后期的政治与私修史书

明代中后期政治弊端日益显露,官修史书衰落,私修史书自觉承担起史学资治的责任,逐渐兴盛起来。面对政治压力,私修史书谨小慎言,却又希望反抗权势。史权与君权的矛盾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而加深,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也刺激私修史书的发展。总之,明中后期的政治因素对私修史书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东魏北齐史官制度与官修史书——再论史馆修史始于北齐

东魏迁都邺城,学术文化中心转移,北魏太和以来积累的文明成果萃集邺下,为东魏北齐史官制度的发展与《魏书》编纂提供了良好条件,并由此形成了史馆修史与大臣监修制度。大臣监修与史馆修史二者一体,史馆是一专门修史机构,似在宫禁集书省与起居省内,已不同于北魏秘书省之"史阁"。大臣监修改变了北魏以来秘书监、丞典领国史的传统,入馆修史加兼著作,脱离了秘书著作系统。著作从秘书省游离出来,与集注起居形成更加密切的关系。东魏北齐沿承北魏,置集书省和起居省,北魏以守尚书典注起居,东魏北齐以散骑常侍等侍官监领或撰修起居注。史馆修史与起居集注,造就了《魏书》、《齐书》、《齐纪》等史书。东魏北齐史官制度变化的依据为礼制的修订,唐代礼多因循北齐,故其史馆修史制度亦上承北齐。

清乾隆朝官修史书考论

清代的乾隆朝,是中国古代官方修书的鼎盛时期,尤以史部书籍为最。统治者出于总结历史经验、倡导伦理纲常、颂扬赫赫武功、厘定本朝历史、疏理学术源流等多方面的考虑,同时出于制定条例法则,规范用人行政的现实需要,先后编纂了130余种史书。这些门类齐全,数量众多的官修史书,不仅保留了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也可以反映出清朝统治者的某些思想主张和文化政策特点及其缺失,值得深入探究。

宋代修史制度及其对史学的影响

本文对宋代统治者重视读史、修史,宋代的修史制度、机构以及修撰当代史风气盛行的原因作了详尽的阐述。

宋太宗与北宋初几部官修史书的形成

北宋初年,围绕宋太宗即位称帝,皇室内部发生了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之所以成为历史上的千古之谜,与宋太祖初年修史制度不健全和宋太宗、宋真宗时期几次组织修纂《太祖实录》等官方史料书有直接关系。为了显示即位的合法性,掩盖杀兄篡位,逼死侄、弟的罪恶,宋太宗不止一次地下手篡改史实,而史官们为了迎合皇帝的需要主动要求在官修史料书的过程中建立“纪草”、“进御”制度,进一步为宋太宗篡改历史创造条件。经宋太宗修改过的实录又被后人修入《两朝国史》、《三朝国史》等官修史料书,这些相互矛盾的史料被其后修撰的官修史书和私家撰述大量引用,以讹传讹,终成历史谜案。

唐末以前官修史书要录

在我国,至迟在殷商时代便有了史官。最初的史官虽非以修史为专务,但记录时事无疑是他们的一项重要职责,这实际已开官方修史活动的端绪。史官将过去的记录编次成册,便是官修的史书。而私人修史,则是到了春秋末期,由于社会文化的发展,历史记载由官府流传到民间之后才出现的。两者相比,官方修史活动的历史要更久远些。而且,以最初的史官修史直至民国北洋政府开清史馆,其间各朝各代官方修史机构的名称职司及官方选用修史人员的方式,虽然屡有变化,但官方修史活动的传统却从未中断,即使在私人修史风气甚盛的时期也是如此。因而,官方修史活动当然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宋代监修国史和提举修史制度变化考

宋初沿袭唐、五代以来次相监修国史的制度,在仁宗朝变为首相监修的同时,建立起以临时命官提举为特征的修史制度,监修国史逐渐变成了一个徒有监修之名而无监修之责的虚职。元丰五年以后,监修国史之职不再除授,修史但以提举修国史系衔。南宋绍兴三年恢复监修国史制度,九年又恢复提举制度,使监修、提举分领日历和国史的修撰。绍兴二十六年,监修、提举为左、右宰相分领,遂成为定制,相位虚,则由参知政事权领。

简谈敦煌写本斯二五○六号等唐修史书残卷的性质和价值

敦煌写本中,有四件正背两面书断片,分别编为斯2506号、斯2380号、斯2810号和伯4073号.这四断片内容相同,正面为唐开元廿七年钞本《文子》,题记作:“开元廿七年廿一日/开元圣文神武皇帝上为/宗庙下为苍生内出钱七千贯敬写/道士冯□鑵初校/道士常□云再校/道士何思远三校”.背面即唐修史书残卷,四件可衔接,共65行,前部残缺,结尾完整.现存部分以编年方式记唐代玄、肃、代、德四朝间六十余年大事,自开元九年至贞元四年(公元721年-788年).

辽代修史研究

契丹族在入主中原前,其社会发展程度都低于中原汉族政权,入主中原后,努力吸取汉族政权的统治经验和先进的生产方式及文化,加速了向封建化过渡的进程。因此,他们的修史工作既带有原有的痕迹,又在一定程度上糅合了唐宋的经验,表现出两者混合的特色。

庄氏史狱与清初私家修史——从史学史的角度分析庄氏史狱对清初文化的影响

庄氏史狱是清初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前辈学者研究成果众多,但多倾向于史狱于清初文化的负面影响,本文以清初私家修史为线索,从史学史的角度分析庄氏史狱对清初文化的影响,认为,史狱的发生,使清初以来蓬勃发展的私家修史遭遇挫折,但不足以动摇史家修史的热情。清初民间史家,经历曲折后仍坚韧前行。

北齐与设馆修史的出现

北齐设馆修史标志着史官制度的重大变化。它之所以出现在北齐,而非北周,更非东晋南朝,是由于北朝史官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推进了国史编撰,北朝史家的良史意识催生了以专人专职修史的编纂思想,以及北齐比北周更多地继承了北魏—东魏的史学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