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修复责任私法实现之限定

当下,作为公法责任的生态修复责任存在公法与私法两种实现机制。由私法救济主导生态修复,既在法理上偏离实质法秩序统一理念、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又在实践中加剧执法不严、司法逾越行政等乱象,致使生态修复责任出现实现路径上的紊乱与责任内容上的重叠。为此,亟待对生态修复责任私法实现的情形进行限定。生态修复责任作为公法责任,其私法实现应回归至对公法规制的补充性地位,仅适用于公法规范欠缺、修复费用求偿、行政规制失灵的情形。生态修复责任通过私法路径实现时,需界分过错与违法性的责任构成要件,强调主观过错的认定,限定客观违法之“法”的范围。同时,对于生态修复的实施与监管,均当由行政机关主导。由此,理顺公私法路径在实现生态修复时的关系,解决不同路径选择时的法律问题,以期最终推动生态修复责任私法实现的适用有度、实现有序。

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生态修复责任与金钱类环境责任适用的调适

当前,对我国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生态修复责任与金钱类环境责任的司法适用存在诸多分歧,呈现为理论与实务对责任并处的妥当性之争,以及修复生态环境应否优先之辩。两类责任的并处引发了同质性责任重复负担、惩罚性过重减损修复效果的实践困境。为此,亟待对生态修复责任与行政罚款、刑事罚金、惩罚性赔偿之间的适用规则分别进行明确。行政罚款具有对生态环境损害的“补偿”功能,与生态修复责任产生功能上的交叉,仅应在综合责任人被科以的其他行政处罚手段,仍难以达到生态修复的目的时,才可并处,但需与之相折抵。同时,生态修复责任的确定与适用应当具有优先性,且因其与罚金对责任人而言并无太大实质功能的区别,故二者不宜并处。此外,惩罚性赔偿实为“准刑事罚”,仅在生态修复责任内容不具备惩罚性效果的情况下才存在适用的空间。由此,理顺生态修复责任与三种金钱环境责任之间的关系,消解并处时的责任重复问题,以期在确保生态修复目的实现的前提下,形成对违法犯罪行为适当的惩罚与威慑。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司法适用困境及优化路径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作为一项新的责任承担方式,是对受损生态环境进行救济的重要手段。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功能和性质,决定了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重要地位。从立法和司法适用现状两个方面对生态环境修复责任问题进行总结,在立法方面存在立法缺失,在司法适用方面存在受困于传统司法理念、资金规范体系不完善、执行机制力有不逮、监管体系不完善等实践障碍。着眼现状,可以通过采取将生态环境修复制度纳入环境法典编撰、践行生态恢复论、完善资金规范体系、优化执行机制及健全监管机制等方面的措施进行破解,从而践行生态环境修复的理念,谱写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

生态修复责任实现的路径选择

生态修复责任体现的是一种生态本位观,是保护生态利益和减少生态环境损害的一种责任承担。生态修复责任是法律责任的一种新形式,具有一定的惩罚功能和消除损害功能,这些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生态环境恢复工作的有序开展,有效预防环境污染犯罪行为的发生,维护生态环境秩序。从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来看,生态修复责任已成为环境司法承担责任的主要方式。生态修复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生态修复责任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适用具有正当性。因此,生态修复责任的实现,需要化解现有难题,通过完善相关立法、明确生态修复责任的具体标准等路径,指导生态修复责任的落实。

生态损害修复责任的功能定位与实现路径--以某公益诉讼案为例

生态修复责任是环境损害救济的主要责任方式之一,但传统的生态修复责任并不能完全承载恢复环境损害的功能。广州市白云区鱼塘污染公益诉讼案是环境损害修复的典型案例。通过分析该案得知生态修复责任并不能达到恢复原状的效果,其面临着裁量依据不足、生态修复标准欠缺和损害赔偿责任成本高昂等困境。因此建议用“恢复生态”作为一种环境损害责任的承担方式,以便与传统生态修复责任的“恢复原状”区分开来,找准生态修复的功能定位,厘清恢复原状与生态修复二者之间的差异,明确恢复生态的责任内容和方式,科学制定生态修复标准,完善资金保障机制等,实现受损生态环境及时有效的修复。

认购碳汇替代性修复责任适用优化路径研究

认购碳汇是我国法院贯彻司法能动精神将环境保护与环境司法相结合的替代性修复责任新模式。为保障这一新模式的高效运行,应明确其所依据的法律规范及其理论基础为其适用提供正当性支撑,并从司法实践适用的角度出发,归纳认购碳汇的适用要件。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建议:统一规范碳汇损失的核算方法与标准;优化碳汇市场交易规则;强化认购碳汇的监督机制。冀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进一步完善认购碳汇机制,为生态环境保护贡献司法力量。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性质界定及实现机制

《民法典》规定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作为解决环境纠纷和救济环境公益的新型责任,存在法律属性争议不休、实现机制选择不妥的问题。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旨在修复生态损害、保护环境公益,而民法的价值理念、权利思维并不能承接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私法定性。从私法和公法的适用理念、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关系以及不同追责机制下生态环境修复的实现效果出发,可以明确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应定位为公法责任,且公法责任定性下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是行政相对人修复义务和行政机关行政职责的结合。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实现应是构建以生态环境修复行政命令为主导的行政机制,即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先行磋商,磋商未果则责令行政相对人修复生态环境,并可选择行政代履行、行政处罚以保障生态环境修复行政命令的实施。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行政法律属性与制度构建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法律属性尚存争议,有民事责任说、行政责任说和多元责任说等观点。鉴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公益性、强制性和补救导向性特征,主张将其界定为行政法律责任。为完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制度,应借助环境法典编纂契机,从拓宽责任主体范围、制定科学修复标准、健全修复资金制度和强化行政部门监管职责等方面着手,推进责任制度建设,助力生态文明发展。

生态环境替代性修复责任的适用困境与规范路径

作为直接修复无法实现情形下的一种补充性责任承担方式,替代性修复责任以贯彻“修复性司法理念”、救济受损害生态环境的服务功能为目的。近年来,虽然判决承担替代性修复责任的案件数量逐渐增加,但是囿于理论上与恢复原状混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体系化构建缺乏等原因,使得替代性修复责任在实践中存在适用泛化、与金钱赔偿的适用顺位不明、修复方案的内容精细度不足等困境。规范替代性修复责任的适用路径,要从适用基础、选择标准和技术方法三个方面合理限定替代性修复责任的适用边界;从内部视角与外部视角理顺替代性修复责任与金钱赔偿的适用顺位;从技术性与法律性角度凸显替代性修复方案的内容。

生态修复责任主体多元化问题探析

生态修复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环节,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是二十大报告提出的重点任务。生态修复工作复杂繁重,涉及政府、污染者和破坏者、社会公众以及第三方机构等多元主体,而多元主体的治理尚面临责任失衡、参与度不够、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因此,厘清多元主体的责任范围、加强多元主体的协同、建立完善的监督保障机制,是推进生态修复工作整体稳步进行、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生态自然观的合理途径。

生态修复责任的法律性质及实现机制

生态修复责任关乎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实现。中国现行法律中生态修复责任表现为一种行政管制工具和一项法律责任方式。作为一项法律责任方式,司法实践中生态修复责任是以请求权为基础的民事责任,属于私法责任。生态修复责任虽有'私法责任'之名,但在私法责任的理论框架下,难以得到圆满解释和适用。遵照大陆法系公私法的二元划分,生态修复责任实为公法责任。此处的公法责任不同于传统的公法责任体系,是环保行政主管机关依赖公法规范督促监管污染者实施生态环境损害修复的责任。公法责任属性下生态修复责任的实现,应当建立起以'行政磋商修复+行政责令修复+行政代履行修复'为主导的公法机制。

二元诉讼模式下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履行的可行性研究

无论采取何种诉讼模式或者获得何种判决结果,只有环境修复活动完成并符合修复目标,才意味着环境修复责任的最终实现。实践中的赔偿款多数并未用于环境修复,有必要研究环境修复责任履行的可行性。我国现行环境修复责任的实现以司法为主导并呈现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二元诉讼模式。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之下,影响环境修复可行性的赔偿金的"认领"和环境修复的专业性这两个难题无法通过其履行手段加以化解,相比之下,这两个难题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模式下相对更容易化解。因此,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模式在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履行方面更具有可行性。相应地,针对同一生态环境损害行为提起两类诉讼时,从可行性角度考虑,行政机关不能缺席,应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模式为主。

生态修复责任:一种新型的环境责任形式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施行的《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生态修复规定为环境侵权责任的一种承担方式,解决环境公益诉讼问题。生态修复责任在司法中的实践表现为环境保护的创新,在理论上预示着法律责任体系的革新。受制于生态修复责任基本理论研究的严重不足,生态修复责任的实践与认识陷入了传统法律责任的桎梏。与传统法律责任不同,生态修复责任缘起于传统环境责任形式对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局限,指向的法益是生态利益,是污染治理责任的升级、恢复原状责任的生态化、损害赔偿责任的变形,是一种新型的环境法律责任形式。

生态修复责任之内涵探究

生态修复是指人们借助人工力量对受损或退化的生态系统进行修理、整治,以使其结构和生态服务功能等回复到较好状态,不同于生态恢复、环境修复等,生态修复责任是指生态主体因实施污染、破坏生态系统的违法行为而依法承受的,对受损或退化生态系统实施修复的强制性、不利性法律后果;生态修复责任不同于生态修复义务或职责,在救济之权利、修复对象的可支配性和可替代性、修复程度等方面与恢复原状存在明显差异,将恢复原状作为生态损害责任不符合生态规律;生态修复责任不是生态损害赔偿的内容,而是生态损害的主要责任方式,生态损害赔偿是生态修复的替代和补充方式。

生态修复责任之多元法律性质探析

传统观点尚未准确认识生态修复责任的法律性质,致使其无法有效满足生态修复的现实需求。基于环境公益救济体系与环境私益救济体系的观点,生态修复责任应在不同案件中具有民事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刑事法律责任等多元法律性质。民事生态修复责任一直与恢复原状等责任承担方式混同使用,现应独立纳入民事责任体系;行政生态修复责任已经在单行法中得到规定,但仍然面临许多问题;因“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引入,刑事生态修复责任成为生态修复责任的起源,而现实需求与条文规定的空白相冲突,令其发展停滞。可见,准确认识生态修复责任的多元法律性质,将有助于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生态效果的多方面共赢。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法律困境与制度突破——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为视角

目前,我国生态环境修复制度存在规范依据、责任认定及修复执行三大层面的法律困境。具体来说,实务中存在法律性质模糊、修复考量因素多、替代修复依据不足和资金管理不统一等困境。而该制度可溯至环境公益诉讼,经过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改革,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起诉主体、权利基础及责任内容等均有所改变,加之《民法总则》绿色原则的确立,使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司法适用与理论研究均上升到新高度,但上述法律困境亟待解决。有必要以该改革为契机,深入阐述生态环境修复基础理论及法律难题,从制度和实务两方面进行勾勒,确保该制度发挥显著的生态保护功能。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性质界定与司法适用——以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为分析对象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是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主体主动修复受损生态环境,使之恢复至基线状态的一种法律责任承担方式,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是维护环境公共利益、救济受损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近年来,虽然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数量不断增多,但受性质定位不明以及与罚金、没收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责任方式关系不清等因素的制约,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在该类案件中的适用仍存在一定困境。在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要正确适用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应当打破“刑事优先”的传统司法模式,在正确界定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性质的基础上,协调好其与罚金、没收财产等刑事责任之间的关系,理顺其与刑事责任的确定次序,厘清其与恢复原状的适用关系,明确其与赔偿损失(包括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顺位。

生态修复责任之保障制度初探

生态修复作为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在各国法律中已经是大势所趋,这也是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现实问题。因此,为保证责任人最终具有承担生态修复责任的能力,建立健全相应的保障机制是必要的。目前我国立法规定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土地复垦费、草原植被恢复费、土壤污染防治基金等制度,也在试点环境侵权责任保险,但是这些制度的保障功能十分薄弱,应当构建以生态修复保证金、强制性生态修复责任保险为核心的生态修复责任保障机制,确保责任人有足够的能力完成生态修复。

论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衔接机制”的阐明与优化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衔接机制”作为一项环境司法政策,源于人民法院对环境资源类案件审理经验的总结提炼,历经了萌芽、发展与逐步成熟的形成过程,其价值目标在于实现生态环境的协同修复。生态整体主义、系统论和协同治理论可分别从目标整体性、构造体系化与实施协同化等维度阐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衔接机制”的理论缘起。针对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衔接机制”在实现生态环境协同修复过程中存在的理念滞后、适用受限和管理失序等实践问题,建议通过确立生态环境“修复优先”原则、推进生态环境修复措施的“扩展性”应用与生态环境修复过程“统合化”管理,实现生态环境修复在刑事制裁、民事赔偿与生态补偿中的体系化运用。

我国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方式司法适用的实证分析

最高法院曾在2015年1月7日起施行的《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沿用了传统民法的"恢复原状"责任方式,但在2019年6月5日起施行的《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中却用"修复生态环境"替代了"恢复原状"并置于责任方式首位,这一举措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反映了诸多问题。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各地法院在判决书中或用"恢复原状"或用"修复"责任方式的概念。对二者的认识模糊不清、概念使用混乱,导致生态环境损害司法救济效果不佳。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司法实践中修复责任方式存在适用不规范、具体措施不明、缺乏可操作性且责任落实困难等问题。基于成因分析,建议制定专门的自然损害救济法、优先适用修复责任,根据不同情况类型化适用、完善环境行政执法责任并通过司法督促行政机关履行环境监管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