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倾斜性保护的挑战与应对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一些特定行业或领域的不平等关系日益凸显。《个人信息保护法》倾斜保护了个人信息保护领域里由于信息能力差异造成的不平等关系中的弱势信息主体,是研究倾斜保护型法律的重要指引,也是人权保障的集中体现,具有独特的研究意义。文章从个人信息倾斜保护存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特定行业或领域发展带来的个人信息保护的历史必然性以及个人信息在社会上的流通属性论述了个人信息倾斜保护的理论基础,提出了当前倾斜保护中信息处理者、用户和政府面临的挑战,并以此为基础,给出了相应的建议。

论消费者倾斜性保护的逻辑

消费者保护被普遍认可,但消费者保护立法的倾斜性原则却遭到质疑。倾斜性保护原则的成立有其历史必然性,是基于大工业、大行业时代提出的,旨在纠正社会经济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实质不公平现象;有其社会基础,即由于在消费活动中消费者与经营者存在信息不对称、消费者明显的弱势地位,需要立法进行倾斜性权利配置,以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从一些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立法来看,倾斜性保护的系列立法并没有损害企业的整体利益,更不会扭曲、破坏市场机制;我国的消费者保护立法实践也表明,倾斜性保护原则体现了现代社会公平价值和传统文化中的人本思想、彰显了消费者的消费尊严。

试论新闻舆论监督的倾斜性保护

因新闻舆论监督而引发的侵权案件呈不断上升趋势。新闻舆论监督侵权产生的原因主要有新闻事实与法律事实的矛盾、事实和报道之间的矛盾两个方面。要预防侵权行为的发生,应多方着手,特别应增强审核意识、法律意识和证据意识。

论农民权利倾斜性保护的价值目标

长期以来,农民群体由于自身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制度等客观因素导致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正当权利得不到有效保护。以社会公平正义为价值依归的"弱有所扶"、相对贫困治理、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等时代要求,为农民权利倾斜性保护制度安排提供了正当性依据与价值基础。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农民权利倾斜性保护,必须坚持农民主体的权利地位、改变农民主体的弱势地位、维护农民主体的职业地位等基本价值定位;必须切实实现保护农民政治民主权利、土地经营权利、社会保障权利的价值承诺。惟此,才能逐步实现城乡居民权利的均等化,从而真正达到对农民权利进行倾斜性保护的目的。

实质公平视角下劳方利益倾斜性保护之法律思考

劳资利益的公平分配需要劳资双方相互制衡。劳动力的不可独立性、不可存储性、个体弱势性等特征,使其在与资方谈判中存在先天的弱势性,需要国家给予倾斜性制度保障。但当前我国存在现有制度难以保障劳动者生存需求的矛盾、劳方与资方抗衡的组织需求矛盾、集体谈判制衡性权利缺失矛盾等法律困境。因此,我国需要从劳方生存保障制度之补足、保障劳动者组织的独立性、赋予劳动者组织的制衡性权利等方面给劳方提供倾斜性制度保护,方能实现企业利益中劳资利益分配的实质公平。

论农民权利倾斜性保护的价值目标

针对农民权利保护,只有“以形式上的倾斜保护为手段,以实质上的平等为目标,赋予农民独立自主的主体地位及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逐步实现农民与城市居民生存状态上的平等”,才能“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平等权”。农民权利倾斜性保护更多的是体现为国家对法律制度安排的政策倾向、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思想,以及国家权力对农民权利倾斜性保护制度设计时希望达到的价值目标。

大力推进《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实施全面开启消费者权益保护新篇章

对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弱者保护是一项基本原则,即法律应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进行倾斜性保护,对处于强势地位的经营者设定更多义务,以纠正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地位不对称。随着平台经济、算法技术的发展,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地位差距可能进一步扩大,这就要求法律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应更有针对性。本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颁布即在以下方面对新经营模式、新消费现象作出了规定。

商业活动中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属性与保护

在商业活动中,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是一项兼具人格性和财产性的综合性权益,应当作为一项新兴权利予以保护。因为其具有的人身唯一性、高度敏感性、损害后果严重性、侵害隐蔽性等特征,所以个人生物识别信息需要给予倾斜性保护。经营者收集使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要坚持做到:目的必要、最少收集,手段必要、最小收集,时间必要、最短维持,安全必要、最小损害。鉴于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侵权纠纷影响的规模性和广泛性,在侵权纠纷司法案件的审理中,应该对经营者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对损害认定不要求实质性损害或者严重精神损害,倡导采取检察公益诉讼方式进行保护。公共利益的判断,要考虑4方面因素,即涉及人数的众多、组成人员的不特定、利益的普遍性和人的基本生存发展需要。在以大数据技术为代表的新经济发展中,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在商业方式、技术、商品等方面存在信息不对称,影响着市场公平经济秩序的有效运行,因此需要对经营者“限权加责”,对消费者“增权加益”。

金融消费者保护中“适当性义务”及其演化

金融消费者相对于其他消费者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该文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部分法院仍遵循以往裁判思路以致对金融消费者保护不力的现象,而弹性规定预留的司法空间在理论上又存在着对金融消费者过度保护之嫌。通过分析该困境背后的法律逻辑及演化,提出了对金融消费者给予合理保护的限度与司法考量。

私法视域下比例原则的有限适用

比例原则诞生于公法语境内,作为一种工具性原则,其本质在于对弱势主体的倾斜性保护。私法与比例原则本质的契合、宪法的私法效力以及比例原则可以作为民法基本原则的现实手段等证明了将比例原则引入私法领域具有可行性。正因为比例原则之本质,使得比例原则在私法的适用领域仅能存在于实力差距悬殊主体间,即强势主体与弱势主体关系之间,因此比例原则在私法领域的适用具有有限性。可将比例原则在私法领域的适用场域概括为公私法交叉领域的私主体与国家公权力之间以及有社会公权力参与的私主体与私主体之间两种类型。

我国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制度的完善

持续有效地保护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不仅保护了妇女的平等权和发展权,也保护了全社会的平等权和发展权。我国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保护现状不尽如人意,妇女因为结婚、离婚等情况在土地确权、土地使用以及土地流转过程中丧失土地权益的情况屡见不鲜。究其原因,主要有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目前法律制度本身的缺陷,性别角度的不明显,法律执行、保障的不力等。对于农村妇女这一相对弱势的群体来说,`需要对其土地权益进行倾斜性的保护,不仅包括立法上的倾斜、政府保护上的倾斜,也包括社会中间层组织的区域联动保护,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才能够真正促进农村妇女发展权的实现。

妇女离婚财产权保护的法经济学分析——以房产的归属与分割为切入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立法关于离婚财产的处分原则经历了从对妇女财产权益的倾斜性保护到对原财产所有者权益保护的变迁。对离婚中妇女财产权益倾斜性保护的法经济学动因是:女性较短的初婚适宜期限带来的高结婚成本使其在离婚时需要更多的财产性补偿,女性婚前支付财产的高折旧率使其理应在离婚时得到男方的婚前财产分成,女性维持婚姻的更高成本支出与损耗理应在离婚时得到更多的财产性补偿等。强化对离婚中妇女财产权益的保护,应恢复婚姻存续期间的他方婚前房产取得时效制度,切实保护弱势良善妇女权益;强化对妇女家务劳动的补偿权,使其在离婚房产分割中有所体现;完善离婚后的经济帮助制度,使确属生活困难的妇女能得到另一方的物质救助。

法治社会中弱者的人权保护

弱者人权的保护是现代社会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文章从分析弱者人权保护的历史演进入手,主要论证弱者的人权保障途径,一是靠制度建设;二是靠模式转变;三是靠观念更新。

论我国劳动合同法“服务期条款”之局限性及完善

我国劳动合同法立法角度是倾向于保护劳动者的,即使是在平衡劳资双方权利的"服务期条款"上,法律依旧对用人单位给予诸多限制。在法律主体、培训利益和违约救济等内容上存在的立法局限性,使服务期条款不能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变化。应从明确非培训性利益、建立违约惩罚机制、制定服务期上限等方面来修订我国劳动合同法中的服务期条款。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法价值导向基准点的反思与重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草案已公布,并引起人们的热议,但吸引人们眼球的是消费者权利的构建,鲜有人认真思考我们这次修法的价值导向。事实上,法的价值导向是制定法律的应然性目标,直接决定法的内部构造和基本条文的设计,我国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因法律价值导向的理解偏差而没有客观地应调整主体的需求设计法律条文,使得法律的实效性不尽如人意,那么,此次修法就应建立在价值的全面正确理解之上,使人权、秩序和效益三大价值能够融合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法律制度设计当中,架构一部根植于市场需求的具有前瞻性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应警惕“劳动碰瓷”利用保护性规定牟利

近年来,随着我国劳动争议案件量增加,“劳动碰瓷”的现象也越来越多。何为劳动碰瓷?简单来说,它是指一些劳动者利用劳动法律倾斜性保护,故意不签劳动合同或者签订劳动合同后故意制造争议主张赔偿金的行为。这不仅增加了劳动仲裁和法院办案难度,同时也给企事业单位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影响和谐劳工关系。

金融消费者知情权保护的理论机理及其实证进路

金融消费者知情权乃是金融消费者权利体系中的核心性要素。维护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是实现法的实质正义价值、激发金融市场创新活力、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实然需求。我国既有的民商、经济法律制度在金融消费者知情权保护上多付之阙如。实现金融消费者知情权保护的现实进路,应从相关域外经验镜鉴的基础之上,通过厘定金融消费者概念、建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强化金融经营者的信息披露义务与规范金融经营者的劝诱行为等多方面入手。

消法视角下的电子商务平台安全保障义务

对于《电子商务法》第38条第2款电子商务平台安全保障义务的解释,是近年学术争议的一个问题。传统的商业平台,大多只是简单的商业中介或商业交易聚集组织者,目前的电子商务平台,是实实在在的经营者集合商、商品交易运营者、交易秩序管理者、纠纷调解裁决者,履行着部分商业交易的市场监管和纠纷裁判职能,具有很强的商品物资配置影响力、商业规则制度影响力、个人和商业数据整合力,具有社会公共性,是经济法主体,需要承担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义务。《电子商务法》规定的消费者权益保障,不能受限于传统的民法思维习惯,而目前对于电子商务平台安全保障义务的解释,遵循了民法的私法自治理念,是在民法的规范体系内寻求答案。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视野分析,电子商务平台安全保障义务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上的安全保障义务,其权利主体是消费者。

谁来保护金融消费者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各产业因技术更新而不断实现转型升级,不同主体对于金融的需求日益增多。加之金融科技的蓬勃发展,金融服务行业由传统的分业模式逐渐向金融混业形态发展,新金融模式以及泛金融、类金融的概念逐渐走进人们视野。与此同时,金融消费纠纷在金融市场的多元化发展中亦呈现复杂化趋势.

“倾斜”抑或“一元”:劳动权法律保护机制之理性选择

在我国,二元的、倾斜性理论与制度设计无法真正保障劳动权。从理论基础看,社会分层、追求实质正义、二元经济结构、二元劳动力市场并不必然导致二元的、倾斜性法律保护。已有的倾斜性法律保护理论与制度产生了诸多问题,如重新陷入"身份"陷阱、诱发道德风险、提高社会成本、激化社会矛盾、损害资方利益、影响经济发展进程。而劳动权保障的理想出路是剔除二元、倾斜的保护思路,实行平等的、一元的法律保护机制,在理论层面,构建从身份到契约到权利、提高劳资双方合作协调能力,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理论。在制度层面,强化国家保护劳动权的能力,界定国家对劳动权干预的边界,建立一元化的就业制度和一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