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与破局——傈僳族医药文化旅游创新研究

医药与文化旅游的产业融合是响应当下群众需求和创新发展战略要求的必然趋势。因此以促进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旅游业以及民族医药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为主题,将民族医药文化资源与旅游资源相互转化,使之与怒江自治州得天独厚的旅游环境相融合,充分利用政策红利,准确定位市场,打造医药文化旅游度假胜地、研发精品融合路线、拓展产品市场、培养人才等,实现傈僳族医药文化与旅游产业的合作共生、深度融合,以促进傈僳族医药文化以及怒江自治州旅游的创新发展。

德昌傈僳族刺绣纹样在植物皮革箱包中的创新设计研究

德昌傈僳族刺绣纹样题材丰富、造型精美,图案取材于生活,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结合设计学和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以田野考察收集到的一手图文资料及传承人的访谈材料为基础,对刺绣材料与工艺技法、纹样题材与造型手法、图案构成与色彩组合等进行分析总结,并提取典型纹样进行设计转化。秉承绿色发展的造物理念,产品选用可回收和可降解的植物纤维合成皮革,将创新衍生纹样与刺绣印染工艺结合,制作出时尚百搭的多功能箱包产品。旨在探索民族刺绣纹样在植物皮革箱包中的艺术设计价值与多元转化路径,为推动德昌傈僳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续发展和民族手工艺术创新实践提供新的参考。

傈僳族漆油饮食及其社会功能价值探析

漆油不仅是傈僳传统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文化符号,而且在傈僳族与同源民族情感的沟通凝聚、周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其跨境交流中都起着重要作用。文章重点探讨傈僳族漆油饮食文化在傈僳族与跨民族、跨区域、跨国界社会关系网络建构中的重要意义。

“二半山”上的艺术:德昌傈僳族舞蹈文化的当代传承

“二半山”地区是德昌傈僳族人的主要居住地,为德昌傈僳族舞蹈文化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德昌傈僳族舞蹈形态多样,内涵丰富,其内容涵盖了生产生活、习俗礼仪、精神信仰、传统节日等方方面面。在文化交流日渐频繁的时代背景下,推进德昌傈僳族舞蹈文化的当代传承,成为一项重要课题。应立足目前傈僳族舞蹈传承主体缺失、舞蹈保护举措不足、舞蹈文化内涵被解构等现实困境,从发挥政府在舞蹈文化传承上的主导职能、打造活态化的德昌傈僳族舞蹈素材库、注重德昌傈僳族舞蹈的时代化发展等方面,寻求德昌傈僳族舞蹈文化的当代传承路径。

从深度贫困到金山银山: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共同富裕的生动实践与经验启示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怒江州”)的深度贫困既有“四山夹三江”的地形限制,也有位于西部偏远山区边境的区位劣势。人民群众既有因病、因学、因智、因灾等多重因素导致的生活困难,也有因碍于政策的要求而无法实现快速发展的现实境况。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的怒江州在2020年如期实现了脱贫摘帽,26.69万贫困人口全部达到“两不愁三保障”标准,249个贫困村全部退出贫困序列,4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累计转移农村劳动力53.72万人次,创收74.46亿元,产业覆盖25.69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传统聚落与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的共生关系——以迪庆地区傈僳族传统聚落为例

在传统聚落形成与发展的漫长动态过程中,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对聚落的营建、民居的建造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文章对迪庆地区傈僳族传统聚落的地域环境特征、民族文化特点、聚落空间形态、传统民居建筑等进行田野调查,通过建构“地理—聚落—人文”共生关系谱系的研究框架,分析迪庆地区典型傈僳族传统聚落空间形态要素特征、建构逻辑与营建智慧,总结傈僳族传统聚落形成与发展的特征规律与文化遗产价值,以期对傈僳族传统聚落的保护发展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基础与指导。

图像学视野下傈僳族服饰图案叙事表达

以傈僳族服饰图案为研究对象,采用调研法和文献分析法,以潘诺夫斯基图像学为理论基础,对傈僳族服饰图案的叙事表达进行研究,探讨图案背后所构成图像故事的叙事世界、“象征”意义及文化内涵。研究认为傈僳族服饰图案题材丰富、色彩多变,工艺古朴精湛,包含了原始性神话故事、历史性民间传说以及虚构性民间故事等丰富的历史记忆特征,体现了傈僳族人民的美好期盼与悦己情怀、信仰崇拜与创造观念。研究成果有助于完善傈僳族民族服饰文化。

傈僳族豆科药用植物整理研究

通过对现有的傈僳族医药文献进行考证,分析了傈僳族医药豆科的品种、依据和标准。结果显示,相关文献记载的豆科药用植物有45属54种(含变种),涉及52个药用物种。在先行标准文献中,有25份被纳入其中,达到了总数的48.08%。通过梳理发现,现有标准和文献中记载的傈僳族豆科药材的基原、名称、功效或药用部位记载存在较大差异,记录的品种多而无序,“同名异物”“同物异名”的现象普遍存在,药材质量标准的缺失成为阻碍傈僳族医药发展的突出问题。因此,迫切需要加强整理,规范基原药材,加快现代研究,推进傈僳族药物标准制定,促进民族药产业发展。

傈僳族婚俗文化“婚后再名”的社会功能价值探析

“婚后再名”是傈僳族独具特色的婚俗文化之一,是傈僳族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的产物。它反映出了傈僳族人对于婚姻的族群态度,具有规范、教育、传承和凝聚家族关系以及教化族人的社会功能和多重价值。本研究立足于“婚后再名”婚俗文化特征、社会功能视角,分析现状,探究其存在方式、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以期对傈僳族社会史和婚俗文化研究、开发与保护,提供参考与新思路。

基于空间句法的傈僳族村落空间形态研究——以撒坝子村为例

傈僳族村落是传承民族精神、展示民间智慧的重要载体,在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下形成了其独特的空间形态。为研究傈僳族村落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平衡,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本文以撒坝子村为例,运用空间句法理论,通过整合度、选择度、可理解度等指标定量分析撒坝子村落的空间形态特征,探讨其村落空间形态与其村落地理环境、民族文化的内在联系,最后根据模型分析结果,提出撒坝子村落保护与利用的新思路,为其他民族村落空间形态特征研究提供借鉴。

华坪傈僳族民歌《赶猪调》浅析

傈僳族以能歌善舞、能弹善吹著称,有“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之说。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引起国内外专家的关注。1980年全国少数民族文艺调演中一曲傈僳族原生态民歌《赶猪调》唱到北京,引起轰动,随后与艳丽的服饰一道展演到东南亚各国和欧洲,在中国第三届艺术节开幕式中傈僳族原生态民歌《赶猪调》再次引起轰动。2021年12月《赶猪调》入选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1中国原生民歌节展演活动。

中国普米族、傈僳族STR遗传多态性研究

采用荧光标记STR基因扫描技术对普米族和傈僳族进行了STR多态性调查。 9个STR基因座在普米族群体中 ,检出 85个等位基因、194种基因型 ,其频率分布在 0 .0 0 5 0～ 0 .5 2 5 0和 0 .0 0 98～ 0 .32 35。在傈僳族群体中 ,共检出6 3个等位基因、14 5种基因型 ,其频率分布在 0 .0 0 5 0～ 0 .4 80 2和 0 .0 0 99～ 0 .36 6 4。 χ2 检验表明 ,各基因座的基因型分布符合Hardy Weinberg平衡定律 (P >0 .0 5 )。统计学结果显示 ,这些遗传标记在普米族和傈僳族群体中 ,杂合度均大于 0 .6 ,平均多态信息量高于 0 .7,个体识别力在 0 .8以上 ,非父排除率也都超过了 0 .5。说明实验所选STR标记对民族群体遗传学研究是极有价值的。

云南省傈僳族种植的地方稻种资源表型多样性分析

本研究对2007-2013年收集到的云南省傈僳族种植的56份地方稻资源的18个重要农艺性状进行全面调查与综合分析。结果表明,云南南部傈僳族种植的地方稻品种多样性要高于北部地区,且这批地方稻资源中有色稻占比大,达到50%且主要是红米资源。12个数量性状的多样性指数为1.68~2.06,6个描述性性状的多样性指数为0.60~1.16,数量性状的多样性指数明显高于描述性性状。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与株型和产量紧密相关的性状为影响其表型多样性的主成分因子。从56份地方稻种资源中筛选出的红根细、雪山谷、细陆凤、矮脚细、冷水白谷、红谷、掉谷、叶盖谷、糯谷、白壳红米、俄嘎谷等特色和优异资源可供后续精准鉴定与研究利用。

中缅边境傈僳族“刀杆节”仪式变迁的人类学研究

运用体育人类学的方法论,采用田野调查法和文献资料法,对傈僳族"刀杆节"仪式变迁进行研究,目的是通过个案调查研究来管窥民族传统体育的演进逻辑和变迁规律。主要结论:傈僳族"刀杆节"仪式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游离于"神圣与世俗之间",共经历了萌芽、发展和复兴等几个重要变迁历程;"神圣与世俗"是当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固有的双重属性,不同历史时期表现为以"神圣"为主流或以"世俗"为主线;"神圣与世俗之间的通约"是当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不竭内源动力。

云南华坪通达乡傈僳族面貌特征的比较研究

目的:按人类学的方法和标准对云南丽江地区华坪县通达乡傈僳族人群的面貌特征作了比较研究。方法:采用人类体质学的测量方法,观察(16项)与测量(24项)云南丽江地区华坪县通达乡傈僳族200名成人(男102人,女98人)的面貌特征。结果:云南丽江地区华坪县通达乡傈僳族有明显的民族特征,与汉族在面貌方面有一定的差异。结论:云南丽江地区华坪县通达乡傈僳族人群面貌特征基本上与金沙江地区武定县环州乡和禄劝县翠华乡傈僳族人群面貌特征的文献报道相符。

从王骥崇拜仪式看中缅傈僳族的多重认同演变

将三国诸葛亮、明代王骥加以神化和崇拜,是滇西各族的传统文化特征与内容之一,是在与中原文化接触过程中将本民族原始崇拜与中原民间信仰相互交融而共创、共享一种区域文化的结果,其中交织着作为跨界民族的傈僳族的多重认同感。以王骥崇拜为核心的下火海上刀山仪式表明傈僳族对以王骥为象征的汉文化与国家的认同和超越族群意识的区域文化认同,该仪式还促进了傈僳族群自身认同感的增强。

云南傈僳族FUT2、FUT3基因多态性研究

目的:了解云南少数民族人群FUT2、FUT3基因多态性,同时探讨与汉族人群的差异。方法:随机选取149例云南地区傈僳族人群,利用血型血清学方法分析其Lewis表型;利用直接测序法,对其FUT2、FUT3进行基因检测,采用卡方检验比较各等位基因频率在傈僳族人群与汉族人群间的差异。结果:149例云南傈僳族人群的各表型频率分别为Le(a-b+)46.3%、Le(a+b-)34.9%、Le(a-b-)18.7%,FUT2基因发现1例白种人中常见的G428A突变,但其与A171G、C357T、A385T、G739A突变同时发生;FUT3基因发现7个突变位点,其中C762A为首次发现的突变位点。单倍体分析显示,除功能性的Le等位基因外,还发现可疑为功能性等位基因Le732(732C>T)1种,非功能性的等位基因8种;云南傈僳族人群与汉族人群比较,Se357、se357,385、se385、se357,571、se171,428,739,960、le59、le1067、le508、le59,508阳性率的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中国云南傈僳族人群FUT2、FUT3等位基因具有广泛的遗传多态性。

滇西边陲傈僳族刀杆节仪式的文化认同与体育价值

采用文献资料、实地考察等方法,探究滇西边陲刀杆节传统仪式中的文化认同与体育价值。认为:傈僳族刀杆节仪式中的文化认同包含自我认同、互动认同和社会认同三个方面;傈僳族刀杆节仪式具有特色文化价值、社会功能价值、激发体育正能量价值、健身休闲娱乐价值和体育经济价值;其既有傈僳族民族的特性元素,又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生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