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成长经历会影响城镇家庭储蓄率吗?——来自CHFS 2019的经验证据

由于城市与农村的经济金融环境存在显著差异,成年前在农村成长的城镇居民比在城市成长的城镇居民具有较高的风险厌恶程度和较低的金融知识水平,从而更加偏向低消费和高储蓄。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年数据,将“目前居住在城市地区且拥有非农业户口、18岁之前为农业户口”作为“拥有农村成长经历”的界定标准,实证检验城镇家庭户主的农村成长经历对其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户主拥有农村成长经历的城镇家庭比户主没有农村成长经历的城镇家庭有更高的储蓄率,风险态度和金融素养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即拥有农村成长经历的户主会因较高的风险厌恶程度和较低的金融知识水平而导致其家庭储蓄率较高;农村成长经历对储蓄率的正向影响在户主受教育水平较高、家庭资产较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家庭中更为显著。因此,需要从改善城市的经济金融状况(降低生活成本、增强社会保障、减少不确定性等)入手来释放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并通过改善风险态度、加强金融教育、缩小城乡差距等渠道来降低农村成长经历对城镇家庭储蓄率的正向影响。

长期护理保险对中老年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基于预期效应的视角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2018年的4期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长期护理保险对中老年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长期护理保险可以起到降低中老年家庭储蓄率、刺激中老年家庭消费的作用,此结论在一系列有效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之下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长期护理保险降低中老年家庭储蓄率的主要渠道是预期效应,而不是收入效应或支出效应。这意味着大多数中老年家庭在没有实际使用长期护理保险的情况下,就已经产生了足以减弱预防性储蓄动机的预期效应,说明推广长期护理保险是一种低成本的促消费政策。要更大程度上发挥长期护理保险的作用,需要进一步扩大长期护理保险的覆盖面,鼓励居民实际使用长期护理保险,以全方位发挥收入效应、支出效应和预期效应对中老年家庭消费的刺激作用。

国内总储蓄率高企及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分解与探究

从经济体各部门的视角对1998-2013年资金流量表进行逐项分解发现,国内高企的总储蓄率主要来自政府和企业部门的贡献,居民部门的储蓄率反有所减少。政府储蓄率增加是储蓄倾向和收入占比双双上升的结果,其储蓄倾向的上升主要受资本形成影响;企业储蓄率的增加反映出收入占比上升,且是因增加值占比上升所致;居民储蓄率减少,主要受收入占比下滑影响,收入占比下滑则源于增加值占比减少,储蓄倾向有所上升,反映出居民受住房价格上涨影响,为买房而积累储蓄的动因,最终导致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对此,传统消费理论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政府和市场因素的解释或更贴近现实。政策应切实解决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扭曲与政府行为的错位问题。

中国老龄化、少子化与居民储蓄率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而储蓄是投资和消费的重要来源,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快速转型与居民高储蓄率的形成密切相关,在这一新形势下研究老龄化、少子化与居民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很有必要。文章基于1990-2022年的全国统计数据,从社会抚养负担和性别失衡两方面研究了老龄化、少子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老年抚养比和老年性别比均与居民储蓄率正相关,少儿抚养比和少儿性别比均与居民储蓄率负相关。最后,文章分别从老龄化、少子化和性别失衡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等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人口老龄化对各类储蓄率的影响机制及其效应

以中国1992—2017年的数据为样本,运用生命周期等理论,采用VAR模型考察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储蓄率、企业储蓄率和政府储蓄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企业储蓄率的影响最大,影响效应先负后正;对政府储蓄率的影响次之,影响效应先正后负;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最小,影响效应先负后正。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对各类储蓄率的不利影响,应培养创新型人才,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完善养老保险保障,建立老年金融体系;发展银发产业,实行弹性退休制度。

连续处理变量下的协变量平衡——基于“中国年龄–储蓄率之谜”的实证研究

协变量平衡聚焦于消除处理变量和协变量的相关性,有助于在因果推断中减少极端权重的产生,提高估计量的稳定性和精度。目前二元处理变量下的协变量平衡相关研究较多,但连续处理变量下的协变量平衡研究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同时,现有研究直接基于平衡权重的角度实现协变量平衡,相应最优化为带等式和不等式约束的非线性规划,最优化求解相对复杂,导致方法对于大样本量数据尤其是微观数据的使用存在局限性。为避免上述不足,本文基于广义倾向得分的角度提出一种连续处理变量下的协变量平衡方法。该方法使得协变量逼近基的加权样本均值等于协变量逼近基的样本均值,平均剂量响应函数的估计量满足渐近无偏性和相合性。特别地,本文方法的最优化函数为严格凸函数且不带任何约束,从而最优化函数存在唯一解且求解相对简单,因此方法适用于大样本量数据尤其是微观数据的问题研究。此外,本文还提出一种特别的J折交叉验证方法,选择逼近基的阶数以实现数据驱动。数值模拟表明,本文提出方法的估计精度较高。将方法应用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微观数据,本文得出我国存在“年龄–储蓄率之谜”现象,即户主年龄与家庭储蓄率存在正U型关系,拐点约为42岁。

中美可比国民储蓄率的真实差距及演变趋势分析

在改进中美可比储蓄率核算方法的基础上,基于最新可得的中美可比固定资产折旧等数据,计算了2000—2017年中美可比国民总储蓄率、净储蓄率和中美可比分部门储蓄率。结果发现,中美可比储蓄率差距近年来呈下降趋势,而且远低于现有研究的计算结果。在考虑固定资产折旧的情况下,中美净储蓄率差距已下降至较低水平。在人口老龄化的长期趋势下,两国储蓄率趋同的趋势很可能是持续性的。基于此,认为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要逐渐从依赖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向投资驱动和消费拉动转换。

提高社会保险缴费率一定会挤出储蓄率吗

近年来,我国储蓄率不断下降,社会保险制度逐渐健全,但社会保险缴费率与储蓄率间的关系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基于工资的储蓄率和基于可支配收入的储蓄率的区别亦未得到重视,本文基于一般均衡世代交叠模型和数值模拟对此进行了分析。理论分析表明:医疗保险缴费率对基于工资的储蓄率存在非对称影响,对基于可支配收入的储蓄率存在正向影响;养老保险缴费率对基于工资的储蓄率存在挤出效应,对基于可支配收入的储蓄没有影响。数值模拟表明:医疗保险缴费率的变化会改变基于工资的储蓄率对养老保险缴费率的弹性,养老保险缴费率的变化亦会改变基于工资的储蓄率对医疗保险缴费率的弹性。

中国绿色储蓄率核算:1978-2010

本文借鉴世界银行提出的真实储蓄率概念和核算方法,在考虑自然灾害、人力资本、绿色投资以及在净进口外部自然资本的情况下,提出绿色储蓄率概念和核算方法,以更全面衡量绿色国民财富,作为建立新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的基础和参照。本文计算1978-2010年期间中国绿色储蓄率的变迁情况,发现它的历史轨迹是呈现早期下降,其后不断上升的"J"字型路线,反映了这一时期生态赤字从扩大到缩小,绿色储蓄率不断上升的基本趋势。

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决定因素——基于1995-2005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

文章运用1995-2005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研究了城镇与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决定因素,并检验了凯恩斯绝对收入理论与永久收入假说(生命周期理论)对中国的适应性。计量结果表明:城镇样本较好地支持了永久收入假说(生命周期理论),农村样本则较好地支持了凯恩斯理论。长期收入增长率是居民储蓄率的基本决定因素,高增长是高储蓄的主要原因。另外,居民储蓄的行为模式、人口年龄结构、社会保障制度、不确定性、信贷约束以及地区差异都是居民储蓄率的重要决定因素,但这些因素对城镇与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户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研究——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CHFS数据库,构建了2013、2015、2017以及2019年我国30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对农村家庭储蓄率受数字金融发展的影响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降低了农村地区家庭储蓄率。对不同地区而言,由于中、东部地区较西部地区的经济和金融发展更为完善,故数字金融的发展对于西部农村家庭的影响可能更为显著。对不同教育程度的农户而言,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有生存性消费,在家庭通过数字金融进行投融资的时候则更多地影响到了家庭储蓄率。

超高储蓄率弊大于利

最近,一项“中国储蓄率世界第一”的数据再次引发社会关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日前表示,中国最近几年储蓄率在50％左右,居世界第一,但居民储蓄率只是20％左右.储蓄高主要表现在政府和企业,而非居民.造成这个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体制存在缺陷.另有专家指出,企业储蓄率高暴露出在一次收入分配中,企业回报多,劳动者回报少的痼疾,致使消费不振,加剧了经济结构失衡.将更多政府和企业收入转化为普通居民的“收入”成为当务之急.

国民储蓄率为何东亚高而拉美低

国民储蓄率为何东亚高而拉美低杨慧芳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缓慢，８０年代更是拉美“失去的１０年”，唯有东亚一枝独秀，成为世界经济强有力的增长极。１９９５年，墨西哥的金融经济危机大概是最能戏剧性地证明储蓄率在反映经济状况方面所发挥...

未婚家庭成员人数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家庭中未婚成员人数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我们发现:首先,家庭未婚成员人数的增加显著地提高了家庭储蓄率。其次,分性别研究表明,尽管未婚男性和未婚女性成员人数对家庭储蓄率都有正向影响,但未婚男性的影响程度比未婚女性更大。进一步分年龄段的研究表明,家庭为未婚成员所作的储蓄具有明显的生命周期特征:16-30岁、31-40岁未婚男性和16-30岁未婚女性人数都对家庭储蓄率有正向影响,其余年龄段的未婚成员人数对家庭储蓄率无显著影响。最后的面板分位数回归显示未婚家庭成员人数对低储蓄率家庭的影响更大。

人口结构变化对消费结构及储蓄率的影响分析

利用1995年、2002年和2007年的CHIPS(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s)数据实证分析了家庭人口结构变化对城乡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和储蓄率的影响。家庭收入、规模大小、户主年龄和家庭不同年龄人口占比等家庭人口结构变量对消费结构和储蓄率都有一定的影响。就消费结构来说,如教育支出方面,老年家庭明显低于年轻家庭;医疗保障支出方面,老年家庭明显高于年轻家庭。同时,研究表明我国城镇和农村家庭的户主年龄与储蓄率略呈U型结构,也就是说我国家庭微观储蓄率与经典的生命周期假设不一致。进一步探讨了未来家庭人口结构变化对中国家庭储蓄率和经济结构的影响以及相关政策涵义。

二次人口红利视角下国民储蓄率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使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和年龄结构变动等因素对储蓄率的影响,为二次人口红利中储蓄红利的实现提供实证支持和政策建议。分析结果表明:(1)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提高了我国的国民储蓄率。(2)如果不考虑时间效应,少儿抚养比提高会减少国民储蓄率,如果考虑时间效应,则结果相反;而老年抚养比的提高无论是否考虑时间效应,都会增加国民储蓄率。(3)二元经济制度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正在弱化,我国的居民储蓄具有很强的动态效应。建议:应建立积累制的养老制度、疏通投资渠道、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和适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

真实储蓄率(GSR)——衡量生态城市的综合指标

探讨了生态城市的基本内涵,以计算苏州市1991～2001年真实储蓄率(GSR)的时间系列为案例,开发了以GSR衡量生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方法.对中国的6个城市进行了评估和比较,得出其年均GSR大小排序为苏州23.6%,广州18.9%,宁波14.7%,烟台13.1%,扬州11.7%,三明7.9%.GSR考虑了经济活动带来的自然资源损耗、环境污染损失和长期的环境影响,可以作为衡量生态城市的综合性指标之一.

老龄化、预防动机与家庭储蓄率——对中国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证研究

老龄化对微观储蓄有生命周期消费效应和预防效应两方面影响,对我国家庭的净效应尚不明确。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4年面板数据,分析了家庭年龄结构与储蓄率的关系,显示老龄化对我国微观家庭储蓄率的净效应为正,说明家庭由于老龄化产生的预防动机大于生命周期消费模式对储蓄率的负效应,我国以此收获第二次人口红利。老龄化对家庭是否选择储蓄和储蓄规模都有显著正效应,说明第二次人口红利同时体现在微观储蓄的参与决策和数量决策上。以上结论在对不同类型储蓄和消费的回归中均稳健。此外,老龄化虽提高了各收入阶层、区域和城乡家庭的储蓄,但对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和农村、中西部家庭影响更大,间接印证了老龄化对微观储蓄率的正效应源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预防动机。

我国居民储蓄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十分关注储蓄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关系,认为在较低人均资本水平下,较高的储蓄率有利于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我们利用Granger影响关系检验发现,在我国现阶段不存在储蓄率对于经济增长的显著正向影响,但存在实际GDP水平值对储蓄增量的显著反向影响。因此,较高的收入增长是储蓄提高的主要原因,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平稳导致了储蓄率对实际GDP增长率的正向影响减弱。

非农就业与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实证研究

农民就业的非农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中发生的最重要变化之一。本文使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6),从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等两种形式出发,考察了非农就业与农户储蓄率之间的关系。研究显示:在对非农就业行为的内生性进行控制的情况下,外出务工、非农经营等非农就业行为显著的降低了农村居民储蓄率;并且外出务工对农户储蓄率的影响程度明显大于非农经营;此外,外出务工、非农经营导致农村居民教育、医疗支出的明显上升,但对基本生活费支出的增长效应相对较小。本文相关的稳健性检验也支持了上述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