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杏雨书屋藏737号吐蕃天下都僧统愿文研究--兼谈吐蕃僧官制度

日本杏雨书屋藏737号文书是一件佛教发愿文。文中的发愿者天下都僧统和上(尚)是吐蕃佛教最高僧官,藏文称佛教宗师,总管吐蕃全境佛教事务。此僧职见于多件吐蕃时期的碑铭和敦煌汉、藏文书之中。吐蕃僧官制度源于中原地区,创立于赞普赤松德赞时期,属于汉藏交流的产物。吐蕃佛教宗师来到敦煌的时间,应为唐德宗贞元到唐文宗开成(786-836)年间,此行目的是到河西地区处理佛教事务并礼佛。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被刺杀之后,吐蕃僧官制度仍然得以延续,教法住持成为吐蕃瓜州节度使辖区最高僧官。

从《金石萃编》卷30《敬史君碑》看东魏、北齐的僧官制度

《金石萃编》卷 30《敬史君碑》反映了东魏、北齐的僧官制度 ,它不仅证明了文献记载的僧官名称 :中央僧官沙门统、州级僧官“都统”、郡级僧官“郡维那”、县级僧官“县维那”、寺中僧官“寺主”和“法师”不误。而且碑文补文献记载之不足 :每州的“僧官”、“沙门都”的设置都不止一人 ,州级设有僧官“大律师” ,州郡也设有僧官“都维那” 。

清代山西五台县的僧官制度

僧官制度是中国封建统治者管理汉传佛教事务的重要措施。清王朝对地方僧官机构及人员的设置在《清会典》中有制度性规定。山西省五台县的僧官制度具有特殊性,与《清会典》中的规定并不一致。在定义"僧官"一词的基础上,首次分析了五台县特殊的僧官制度,并得出了清代地方僧官机构与行政体制并非简单对应关系的结论。

《中国僧官制度史》序

谢重光和白文固二君是近些年活跃于佛教史研究领域的优秀中青年学者,主要致力于中国佛教寺院经济和教团史的考察,功底扎实,治学谨严,学术成果累累,已引起海内外学界的注目.他们二人合著《中国僧官制度史》一书,在出版之际,约我作序,表示了对我的信任和尊重.但我的专业在中国哲学,近些年也研究一点中国宗教,只不过对传统宗教和道教稍有涉猎,对佛教则仅有粗浅的了解,于僧官制度更不在行,不是合格的作序者,故当辞之以让高明.无奈谢君恳切相约,难以拂其好意,诚所谓恭敬不如从命。

论魏晋南北朝僧官制度及其当代启示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发展迅速,成为一支统治阶级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僧官制度正是封建统治者为了加强宗教管理的产物。僧官制度不仅加快了佛教本土化进程,而且增强了僧尼自我管理的能力,在佛教参与社会活动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对当前国家宗教政策的制定和宗教管理工作的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吐蕃占领期与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僧官制度

敦煌地区自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陷蕃之后,有两个半世纪实际上处于独立或半独立的状态。其间经历了蕃占时期(781—848年)、归义军张氏统治时期(848——914年)和归义军曹氏统治时期(914——1037年)三个阶段,还有一段公元905年后一度建立“西汉金山国”的插曲。这两个半世纪的敦煌僧官制度既有中原内地的影响,又有明鲜的地方色彩,它是我国僧官制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据所见敦煌遗书,碑刻、题记,结合传世僧俗文献,对之略作考索、整理,以为方家深入研究之助。

明代藏区僧官制度探究

明王朝时期在藏区实行僧官制度,对藏传佛教的兴盛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尽管由此给明王朝带来一些不良的后果,但僧官制度对促进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的和谐、维护地方和平和民族团结,起到积极的作用。

南北朝佛教僧官制度初探

佛教在中国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佛教仍对中国社会产生显著的影响。佛教自汉末传入中国,经过汉魏两晋的发展,不断壮大,形成了组织化的佛教僧团,在社会上的影响越发显著。政府开始注意到佛教的巨大力量,并逐渐对其实施正式的管理,在南北朝建立和实施完整的僧官制度。文章对佛教僧官制度的源起、具体设置逐一进行了探析。

中国南朝尼僧僧官制度之产生缘由探究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到两晋南北朝时期迎来第一个发展高峰。为有效地统制和管理日益增长的僧尼信众,一套佛教僧官制度应运而生。至南朝时期,已建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包括中央、地方、基层三级的僧官系统和僧务管理建构。刘宋一朝更创造性地设立了独立于男性僧侣的尼僧僧官以实行尼僧自治。它肯定了古代妇女对佛教在华传播和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这在整个中国佛教史上是别无他例的。作者仅就尼僧僧官制度产生的缘由发表见解。

论明代僧官制度

明代僧官制度是朱元璋加强中央集权的产物。僧官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一整套完整的系统。僧官在管理佛教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僧司衙门配合礼部做好全国的佛教管理工作。明代僧官制度与世俗官僚制度相适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中古佛教僧官制度和社会生活》

作者谢重光，《中国中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之一，商务印书馆2009年6月出版。本书结构上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谈的是晋——唐暑期的僧官制度，即晋至五代部分，主要是对学界关于僧官始创时间及白衣僧正问题的讨论作了一些回应。中篇讨论的是寺院经济问题，有怀海教规改革与禅宗对南方山区开发的研究。下篇讨论中古佛教与社会的关系，事涉到唐宋暑期福建的民俗佛教——以闽西定光佛信仰为中心，以及晋唐时期士族与寺院关系的内容。

北魏僧官制度的渊源、发展及特点

北魏道武帝时期,初设监福曹为中央一级僧务机构。面对僧团扩大、僧务渐繁的趋势,文成帝改僧官道人统为沙门统。孝文帝改监福曹为昭玄寺,并增设副职都维那,标志着北魏僧官制度的最终定型。北魏僧官制度的机构沿革、人员增改等历程,使其形成了机构设置完备、皇帝直接敕任、管理简朴化的特点。

僧官制度:作为佛教中国化的特征

中国历史上僧官制度的创立,不仅创新了印度佛教中国化路径,而且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本文探讨了僧官制度设立的意义、初衷、前提与准则。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回顾、梳理,本文指出中国佛教僧官制度的设立,是历史上佛教中国化进程的必然产物,既体现印度佛教对于中国社会的认同与适应,更是其转化为中国佛教后能够不断发展的基石。据此,本文从历史上僧团组织形式、寺院经济模式构造,分析了僧官制度设立的必要性。此外,本文亦依据宗法制度有关“皇权”与“教权”的秩序差别,探讨儒家依周礼主张“皇权至上”与以人为本的“人文政治”理念,对佛教僧官制度设立所依据的“政主教从”秩序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宋代僧官制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僧官制度作为中国佛教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结合的产物,是中国政教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是中国僧官制度演变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宋代宗教管理机构官僚化倾向加剧,僧官制度逐渐沦为官僚机构控制佛教的工具。同时宋代僧尼冗滥局面空前绝后,僧官制度世俗化倾向加剧,影响了僧官体制的有效运行。这一结果是宋代社会阶级结构变化、专制统治加剧以及宗教政策官僚化等多种因素造成的。本文在搜集整理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从宋代僧官制度与政教关系研究、宋代僧官职位设置及隶属机构研究、宋代僧官选授与赐封制度研究等角度,对宋代僧官制度研究的学术史进行梳理,旨在描述宋代僧官制度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政治控制下的信仰——中国古代僧官制度综论

僧官制度作为中国佛教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色,已经有不少学者进行过相当深入的研究。文章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探讨了僧官制度的存在背景及其在政教关系中的作用。

僧统罢废 僧录命职——发展变化的唐宋僧官制度

僧官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特殊的职官制度，它的研究包括僧署及相应的憎职方面的内容。有文献可考者，寺院基层僧职的出现可追溯到西晋时期或更早些①。

中国古代的僧官制度

历经五代十国半个世纪的战乱纷争，宋太祖赵匡胤建立了统一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北宋王朝，大兴文治，崇佛重教，广度僧尼，强化佛门的社会教化功能。到北宋真宗年间，全国寺院有四万余所，僧尼人数四十五万八千八百五十五人。与此同时，中央和地方僧官体系也迅速恢复、重建，趋于完备。

中国古代的僧官制度

在中国古代，朝廷对佛门事务的管理，经历过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过程，从无到有，渐臻成熟、完善。 随着佛教的大规模传播与发展，僧尼数量的激增，以及寺院僧团组织的规模化，东晋十六国时期创建的僧官制度便应运而生。该制度是中央朝廷管辖之下的上下有序的管理系统，以监督管理僧伽事务。

从僧官制度的设立看佛教中国化

佛教产生于古印度,作为一种与当时居于正统地位婆罗门教抗衡的沙门思潮,早期未能得到统治阶级的青睐,没有形成强大统一的社会力量。因此,古印度王朝的统治者很少干预佛教内部事务,任其自由发展,没有设立僧官制度[1]。中国佛教建立在印度佛教的基础上,适应了中国社会的需要,形成了鲜明的本土化特点。中国佛教既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又与社会存在着难以割裂的紧密联系。

论宋代中央和地方僧官体系及其特征

论宋代中央和地方僧官体系及其特征游彪僧官制度的研究是探讨佛教寺院僧尼等级结构等问题的一个必要环节。虽然宋代僧官体系有沿袭隋唐僧官制度的痕迹，然而，宋代僧官也有其特色，在中国古代僧官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笔者试图对唐宋僧官制度的发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