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日本儒学化”问题——以丸山真男为中心的学术史省察

目前学界对于“儒学与日本社会”关系的研究史梳理,主要有“儒学日本化”和“儒学近代化”两种视角。而从“日本儒学化”的视角,重新梳理日本近世儒学研究史,可以发现近代以来日本学术界主流是淡化甚至否定中国对日本的影响,强调“儒学日本化”的侧面;与此相对,被认为是“儒学近代化”研究典范的丸山真男,其实却出人意料地是以承认某种程度的“日本儒学化”为前提的。战后日本学界以尾藤正英为代表的对丸山真男的批判,因为存在颇多误读,故并未动摇其基本框架;而以渡边浩为代表的对丸山真男的修正与发展,却长期被误解为是对丸山真男的否定。因此,重提“日本儒学化”这一被遗忘的常识,或能为建立完整的“儒学式近代化”构想提供些许助益。

旧邦新命 生生不已——评李承贵教授《儒学的义理与敞开》

李承贵教授的《儒学的义理与敞开》一书,以“生生”为书眼,在宏阔的思想视域里对儒学进行了细致的、体系性的研究。该书的创获有三:其一,始终保持提炼学术话语、梳理学术脉络的自觉,站在文化存续、发展与演变的高度去理解儒学。其二,将自身的研究主动融入复兴传统、弘扬传统的时代需求之中,并不断吸收学界已有的成果,有力地回应了当代儒学发展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其三,以开阔的学术格局、独到的问题意识,仔细考察、探索儒学的现代转化路径。总之,该书拓展了儒学的当代“生生”之路,或将成为后世了解我们这个时代儒学发展状况的理论资源之一。

现代性观念重建的儒学参照

发端于欧洲的现代化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迫使和推动全世界走上民族独立和现代化道路。在全球现代化过程中,西方现代性观念逐渐出现了向极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种族主义、工具理性等方向的异化,导致全球环境、安全、道德、理想失序,使人类面临可持续发展危机。中国式现代化为全球现代性观念重建和现代化提供了经验和借鉴。儒学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厚文化底蕴。历史上,儒学曾对亚洲、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的现代化产生过重要影响。儒学理论和实践建构的是一种人类生存发展方式,对应着人类生存发展的结构,也对应着未来现代化展开的结构。儒学基本原理揭示了人类生存发展的必然、应然的趋善之道;儒学价值系统蕴含的以“仁”为核心的人类普惠价值观念,儒家“礼乐文化”奠定的人类社会秩序调节功能,儒学“天人合一”宇宙观提供的整体性智慧,可作为现代性观念重建的重要参照,与其他文明一道,将人类导向善,导向和平与繁荣,导向代际的公平,导向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论泰州学派儒学叙事“事象”的原创性话语

目前泰州学派思想研究以儒学平民化、世俗化转向为主要对象,鲜少从民间讲学、以“事”行“道”的“道”叙事行为方面进行考察。要理解泰州学派民间儒学“道”叙事的原创性话语,需要借助概念——“事象”。因为泰州学派依托《大学》格物说,鼓倡以“身”为本,“身”参与进入“家国天下”连续体,而民间讲学的“道”叙事行为使人们面向这个世界并获得空间归属感,百姓日用也得以在叙事中敞开和呈现。所以“家国天下”乃空间叙事的“事象”,有别于历史叙事的家国同构和编年体时间叙事模式。它们既可指涉特定空间场所,也是具有形而上意味、虚实交融的空间之象。“事象”提供了理解中晚明民间叙事繁荣的思想基础。

论“新礼教”及其“情理儒学”哲学基础

“新礼教”是当代儒家哲学前沿的一个理论建构,旨在回应新文化运动以来对儒家“礼教”的简单化否定,建设一种现代性的儒家伦理政治的教化理论体系。新礼教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缘情制礼,以礼为教。其所谓“礼”,指社会规范(及其制度);其所谓“情”,则不仅指“情感”,而且指“事情”,即普遍的情感与它所适应的特定时代生活方式的实情。新礼教的这种理论建构,有其深层的哲学基础,尽管这种基础目前尚未在学理上充分展开。这个基础就是“情理哲学”或“情理儒学”。它呈现为一种多层级的奠基关系,即:情感存在论→情理本体论→情义伦理学→新礼教。新礼教最具独创性的思想之一,是礼教的历史形态与社会主体的历史形态之间的内在关联,由此揭明现代性的新礼教的时代特征乃是公民的“自我教化”。

大学儒学组织的运行与演变逻辑——基于大学学科发展的权力-资源理论的实证研究

借鉴克拉克的学术权力理论,选取15家大学儒学组织,采用多案例分析方法,基于学科与学科组织的发展需要资源这一事实,以学科资源定义权力和权力主体,界定掌握学科资源的政府、院校、教师、社会四类权力主体,揭示影响大学儒学组织发展的基础逻辑。结果表明,政府-院校-教师之间呈现明显的权力等级结构,儒学组织所拥有的学科资源与其结构-功能之间存在对应关系,权力主体通过配置自己所掌控的学科资源,将学科资源投入儒学组织,决定了儒学组织的发展阶段。

齐文化、齐法家与儒学因素、法家之“法”(齐法家笔谈之三)

与三晋法家相比,齐法家比较开明和温和,原因主要在于齐文化对近邻邹鲁之地儒家文化的接受,这也是作为法家主流的三晋法家在齐地难以施行的主要原因。但三晋法家在齐地也有一定的影响力,《管子》中法家篇章呈现出来的复杂情况就是证明。根据三晋法家影响的不同程度,可以把《管子》齐法家篇章分为三种不同类型。齐法家思想是齐鲁地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重要内容。齐法家深受儒家的影响,这不仅是因为地缘因素,也是因为齐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更容易吸纳儒家思想。从思想发展的角度来看,齐法家并不排斥儒家。也许法治的真谛并不是惩罚和畏惧,而是正义和宽容,这是齐法家带给我们的启示。法家对“法”的论述及实践,推动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发展,子产铸刑鼎在中国法律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法家的法理论有着过度推崇、维护权力及对社会治理的复杂性估计不足的缺陷,造成秦的暴政,使秦帝国不足十六年而亡。法家的“法治”虽然在某些形式上与现代法治相似,但在本质上却背道而驰。

经学儒学关系论

由于四部分类法与经学始于汉武帝独尊儒术说的影响,在经学与儒学的研究中,一直存在儒学为子学,非经学的认识。孔子开创的儒学是阐发五经常道的君子儒的儒学,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不过是先秦汉初儒学发展的结果,经学与儒学的本质完全相同,四部分类法的以儒学归于子部不能成立,说明儒学与经学都是阐发五经元典常道的学说,二者不存在经子之分。

论蒙培元的儒学情感理性思想

蒙培元先生的儒学情感理性思想的核心是“情即理”,它既不是情感加理性,也不是符合理性的情感或情感与理性的混合体,而是情感本身自有理。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传统理性概念的理性思想,能够真正将中国哲学的理性思想与西方哲学的理性思想区别开来。蒙培元先生所首创的儒学情感理性思想是他对中国哲学和哲学最为重要和最为独特的贡献,这一思想从新的视角揭示了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本质的精神特质,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转化开辟了新的道路,树立了新的范例。

论荀子的“帝王之术”及其政治儒学特质

荀子“帝王之术”意指“圣王”主导的按照蕴涵权力与利益因素的政治逻辑来处理政治事务的方法和策略。荀子的“帝王之术”奠基于性恶论,关涉复杂的政治生活,体现了鲜明的政治儒学特质。首先,荀子“帝王之术”的主体“圣王”凸显了一种强烈的具有政治现实主义色彩的“政治家”立场,绝非温良恭俭让的道德家形象。其次,荀子“帝王之术”谋求治国能力的提升,强调“圣王”必须具备政治思维,懂得以利害眼光来分析政治生活并懂得如何利用手中权力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具有根据客观事实准确判断的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杀伐决断能力以及高明的领导和掌控能力。最后,荀子的“帝王之术”落脚于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圣王”应始终重视军事力量与经济实力的根本地位,并努力调动百姓的积极性以实现国家富强。荀子“帝王之术”就是依托“圣王”以“政治”的方式来实现帝王之业,既体现了荀子政治儒学思想的本质特征,更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儒学。

能而不为:儒学中的意志无力问题

意志无力是一个来源于西方的伦理学概念,西方更加关注“知”,主要是从知而不行来理解,而儒学则更加关注“能”,以能而不为来概括。这与二者面临的不同问题相关:西方是为了弥合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与世俗当中知而不行现象之间的裂隙;儒学则是为了杜绝人们以能力不足为借口而拒绝践行仁义。能而不为虽然与知而不行之间存在差异,但是它同样可以归结为意志无力,因为知而不行本身就预设了“能”,能而不为也包含了“知”,二者具有高度的统一性。更为重要的是,能而不为不仅强调了能知,而且强调了能为,并且突出了能感,从而更加全面地反映了意志无力。儒学以能而不为讲意志无力,实际上是强调人们承担责任的合理性,反对人们以能力不足为借口来逃避责任,因而,能而不为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蕴。人们不仅要为他者承担责任,而且具有完善自我的道德责任。儒学讲能而不为不仅丰富了意志无力的内容,而且推动了道德认知向道德行为的转化。

“生活即教育”:生活儒学的教育现象学——儒家教育哲学的当代转化问题

教育现象学是对教育的现象学反思。依据生活儒学的生活现象学,“生活即教育”。“生活”意指前主体性的“存在”,以回答“存在者何以可能”的问题。不仅教育活动是一种生活样态,而且从“成人”的教育宗旨来看,作为存在的生活就是教育。所谓“成人”,即“主体性何以可能”的问题。按照“生活的本源结构”——“在生活并且去生活”,首先是生活给出了主体,然后是主体选择自己的生活。因此,不论施教者还是受教者,都是“在生活”中生成的教育主体,他们都在“去生活”中发挥其教育主体性。但“在生活”的教育现象乃是“他者教育”,包括受教者方面的受他者的教育和施教者方面的对他者的教育。而“去生活”的教育现象本质上是“自我教育”,这是主体自由意志的选择,意味着“教育自由”;而这种意志自由的实现,则指向“教育权”。教育权的本质是“自我教育权”,即主体“去生活”的自由权利。

张謇“实业儒学”思想述评

张謇身为近代著名的民族实业家之一,不仅仅是中国近代化、工业化的先驱人物,更是经由传统儒学熏陶,投身实业的典范人物。他不仅将传统的“工商末务”观念转变为“国以农工为本”,强调“实业赅农工商”,而且由实业“及教育,又及慈善”。他认可儒学的基本价值和道德规范,强调“立人之道,以义以仁”,呼吁资本与劳工的和解以及对贫富问题的调节。张謇所体现的儒学与实业的结合,说明“实业儒学”作为儒学发展的一种形态是值得探讨和践行的。

浅析现代新儒学的知识化自安问题——从冯友兰、牟宗三对“儒学”的“哲学”界定说起

经由牟宗三的批评和随后而来的反批评,冯友兰与牟宗三的学问分别被指为“脓包哲学”“癔症哲学”,现代新儒家“同室操戈”,本应作为“共识”的“儒学”似乎被弄丢不见了。不过究其实,冯友兰和牟宗三都有志于通过“讲道理”来为儒学在世界文明史中争得一席之地。他们认为,面对社会生活的沧桑巨变,用语言文字把传统儒学的那些“常道”合逻辑、合知识地表达出来以说服人,成了现代新儒学的“第一义”,否则儒学在这个时代里便无法自安。在此共识下,牟宗三哲学是“至高无上的教”的一个现代流露,冯友兰哲学是众多“知识性的学”中的一个现代成员,两者的差别就是“烟酒咖啡”与“菽粟布帛”的差别,虽不同,但却都是生活、生命之所需。有此生命、生活,中国哲学的现代性转化便能开辟出自己的道路,而现代新儒学的未来也才真实可期。

论马一浮的内圣外王思想与现代儒学的走向

马一浮全盘继承了传统儒学以“内圣外王”为其基本宗旨的理论传统。然而面对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现代新儒学对“内圣外王”的追求所遭遇的巨大困难,马一浮以其对原始儒学的彻底回归,独树一帜地强调了以六艺之学为内圣外王之学的基本内涵,并以内圣涵摄外王,从而重建了以体认自性为中心的内圣外王之学。马一浮的这种内圣外王观不仅正好回避了现代新儒学所面临的从“老内圣”如何开出“新外王”的难题,为现代儒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以精神境界的完满和超越为主要价值追求的未来走向,而且对于寻求一条中国式现代化如何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实现真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可行路径,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宋元明清时期湖南西部地区儒学教育的发展及影响——以湘黔滇古驿道湖南段碑记为考察中心

湘黔滇古驿道湖南段的碑记数量众多,其中儒学类碑记资料十分丰富。这些儒学碑记详实记录了湘黔滇古驿道湖南段各政区儒学教育的发生与发展历程,揭示了以驿道为中心的文化输入对驿道沿途政治文化发展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尤其是儒学传播对边徼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对丰富与拓展驿道文化、儒学南传以及边疆治理研究等有重要意义。

杨昌济是现代新儒学的倡导者

杨昌济一生始终不离儒家这个根本,即使在国外留学时期,也经常教导他的弟子或晚辈,要认真研习儒学。他在1914年10月发表的《劝学篇》中根据宋代儒者借助佛教东传的潮流创造宋明新儒学的经验,预言在西学传入中国的大潮中,儒学也将出现一种新形态。1915年他又明确提出,如今西学东渐,谁能如宋儒一样融会贯通确立一新学派?我们说,杨昌济是现代新儒学的倡导者,是因为他不仅最早分析了创建儒家新学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且提出了如何创建的方法,这就是“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他所著《论语类钞》就是在哲学伦理学方面援西学入儒的典范。

儒学的身体转向及其文明史意义--重思晚明儒学中的泰州学派

以儒学身体观为线索,从文明史和儒学史的交互视野,可以看到儒学在晚明时代发生了一次“身体转向”,即从以心为本转到以身为本,这种转向不只是内容上的修补,更是结构上的变革。由此可见以王心斋为核心的泰州学派在儒学史上的独特意义,及其在现代性叙事中的文明史意义。从“心本”到“身本”的结构转换,与西方文化中从意识到身体的转换有类似之处,但二者也有差别。从以身为本的一体感应论逻辑中,可以发现关于现代性的另一种叙事,即关于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儒学方案。

金代真定府儒学初探

经过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梳理,金代真定府儒学发展表现为金统治者对儒学政策的调整和真定儒士对理学的传播。金代真定府儒学兴盛的原因,与当地的经济恢复和民族融合、官办学校恢复与私学发展、科举重地与文化昌盛有关。金代真定府儒士在政治生活中践行儒学,对金代政治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孔府门窗隔心图案的儒学思想探析及创新设计应用

孔府是中国仅次于明清皇帝宫室的最大府邸,因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建筑本身被浓厚的儒教道统与宗法礼学所影响,隔心作为视觉中心是孔府建筑装饰构件之一门窗中最富于装饰性的部分,为各阶层古人提供了展示各种审美的直接机会,同样也映照着孔府独特的儒学痕迹。通过调研孔府门窗隔心,寻找儒家美学的实践佐证,分析隔心图案的隔心构成、图案样式、构图类型及空间比值,丰富明清古建筑小木作研究的资料的同时总结其艺术特征和儒家思想的符号化表达,提出儒学思想下新中式家具的设计原则,以此为依据进行新中式家具实践,以期为新中式家具设计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