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向自我:中唐文儒的危机应对与儒学转型

中唐文儒应对时代危机的理论运思,打破了盛唐之时的思想沉闷,在王权失坠、礼学退潮的趋势之下,文儒以"回向自我"为理论革新的起点,重新思考确立"华夷"边界、稳定"华夏"之族群内涵及由修身而及家国天下的可能性,并最终展现出修身与及物两大面向兼顾而各有侧重的局面。在此过程中,韩愈首倡的"道统"意识日益凸显,而《孟子》之影响亦逐步增大。因为中唐文儒在心性、性情、群己以及生死诸问题上的深度运思,中唐的思想也由此呈现出新局面。

中国近代“国学”的儒学转型与“东学”

中国的"国学"即中国固有之学,儒学也属于"国学"。中国近代儒学的转型,是指从传统尊崇"三纲五常"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而回归人性的转型。关于转型的原因,一是近代国学者大多在留日期间,既阅读日本近代著作,也阅读大量的日本翻译的西方著作,进而受到近代西方思想与日本近代思想的影响;二是因儒学自身的调整与转型,特别是对宋明理学的反思与批判。中国近代"国学"中儒学的转型,与章太炎构建"真儒术"对抗近代日本的"国体论"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说章太炎促进了中国近代儒学的转型。比章太炎更加激进地反对各种伪儒术的是鲁迅、周作人等,他们在中国近代儒学的转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儒学转型与民间社会的新维度

新世纪以来的"国学热"彰显出民间的热情与活力,自下而上的传递路径也大不同于以往的文化运动。伴随着国学的热潮,草根性的儒学呼声和日常生活形态的实践活动也方兴未艾、势头强劲,民间性、民间社会和民间儒学一时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如何理解体系化的知识儒学和实践性的生活儒学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民间社会的传统记忆与现代性的社会变革之间的张力,如何恰当处理返本与开新的内在矛盾,成为新时期儒学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从儒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思想学说的体系化及其制度化的社会保障方式一直是儒家能够居于中国文化之核心的关键因素,同时,其下化于民间社会、落实在日常生活状态中的弥散效应,又有效地保证了理论的实践性和思想的穿透力,所以,无论是"大传统"还是"小传统",于儒家而言均不缺乏。但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传统的儒学形态已不复存在,其上下交融的情形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所谓"民间"的意味已经大不同于以往。所以,儒学的当代转化所面对的不是要回到传统意义上的民间社会去,而是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来重新理解与培植现代性的公共土壤,以期能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扎下根来。

石介与唐宋之际儒学转型

唐宋之际的儒学转型历来为学界所关注,但学人的研究大多集中于韩愈、李翱等著名学者身上,对宋初时期的“三先生”则一笔带过或较少提及,尤其是石介。生于这一时期的石介一方面继承韩愈等人的道统学说,宣扬儒家圣人之道,推崇《周礼》《春秋》,上接传统儒学;另一方面则在此基础上,对气、性等学说予以发展,启示后世理学,为唐宋之际的儒学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

船山历史观与儒学转型

儒学是一种入世的学问,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儒学的理论是单一的。恰恰相反,儒学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几次致力于神圣与凡俗合一的努力。两汉儒学与宋明理学,都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具体表现在对"内圣外王之道"的阐述上。笔者认为,以王夫之为代表的明清之际的批判思潮,在一种新的社会和文化条件下,表现出极强的理论创造能力。他们的本意旨在发展儒学以救世,但结果却是提出了传统儒学框架难以容纳的新思想。船山历史观就是这个新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里,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传统儒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新走向。

“教化观念与儒学转型学术座谈会——暨《教化儒学续说》新书研讨会”会议综述

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主办的“教化观念与儒学转型学术座谈会——暨《教化儒学续说》新书研讨会”近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与会学者围绕儒学宗教性问题、儒学教化的特质与结构、儒学教化的方法与效果、教化儒学的价值与定位等话题展开了深入研讨。北京师范大学李景林教授指出,从古到今,儒学都是在不断的“转型”或重建的过程中存在,“儒学转型”这个话题很有讨论的意义。

康有为在儒学近代转型路上的三个失误

民国初年儒家文化命运的变迁聚焦于孔教运动。这场运动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和鲜明的文化民族特征,但领导这场运动的康有为"纳儒入教"的做法严重背离了儒学的人文传统;而其"一教独尊"以及自觉不自觉地与皇权政治的结合又严重背离了"民主共和观念已深入人心"的现实。儒学"创造性转换"终以失败告终。

儒学现代转型的三个向度——以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为例

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主要代表人物,构成儒家文化现代转型的三个向度:梁漱溟着眼于儒学思想与乡村改造的结合,致力于儒学的社会化;熊十力以唯识学和西方哲学为阶梯,强调儒学形上之维的敞开,推进了儒学哲学化的思辨进程;马一浮认为西学冲击下的中国学术正处于末世,因而以存留读书种子的心态倾心儒学的精英化。

周敦颐与儒学的第二次转型——兼论周敦颐系宋明理学之理论奠基人

周敦颐对于宋明理学具有理论奠基的意义,为儒学第二次转型指引了明确的理论取向,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就纯理论层面而论,周子有三个方面的贡献:从"五经"转向"四书",从"人格天"转向"义理天",以及确立"诚本"。

吴国武:《经术与性理——北宋儒学转型考论》

北宋儒学转型的核心及其最终成果自然是理学的形成,因而讨论北宋儒学的转型,实际上即是在讨论理学在北宋的出现。具体地说,即是讨论理学所得以出现的政治、思想、学术等方面的背景,以及理学形成时期的历史轨迹与面貌。相对于南宋时的成熟形态而言,北宋时期的理学更多地处于形成阶段,基本的形态与话语还在经受淬炼,与时代背景的勾连更为深密和复杂,因而在研究上一方面需要注意从成熟形态的理学那里所获得的印象,另一方面也需要克服一般性的研究方法所造成的整齐划一,也就是警惕方法本身所具有的对历史资料的简择和对知识话语的编织。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儒学现代转型之思——以冯契先生的“智慧说”为例

冯契是20世纪下半叶为数不多的将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哲学进行融会贯通从而建构了极具原创性哲学体系的专业哲学家。他从马克思主义的视域出发,把个体作为群体性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本体论基础,把自由人格的联合体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终极目的,并以自觉和自愿的统一来阐释规定自由的本质,以平民化自由人格取代传统儒家的“圣人”作为现代社会的理想人格追求。这些思考不仅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会通研究具有典范意义,也是儒学现代转化之思的根本方向。

晚清儒学新变与“新小说”的国家想象

20世纪初"新小说"的国家想象,是现代小说的重要开端,更是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叙事的一个重要起点。这既与西方现代性的传入有关,更是晚清儒学突围的结果。公羊学朴素进化论与西方进化论的化舍,改变了中国小说的传统时空结构,三代、桃源叙事转向了指向未来的"新中国"的想象。政治小说在引入西方政治理念的同时,以文明和道德的理想主义重构了现代国家的符号体系。"华夷之辨"与民族国家意识的相互激发,在"新小说"建构民族国家认同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新小说"东方式的国家想象,渗透着对现代性的反思,揭示出儒学现代转型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所在。

早期社会主义文学想象的儒学渊源——以蔡元培和《新年梦》为中心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展开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最初构建。蔡元培及其乌托邦小说《新年梦》,是现代儒学与"社会主义"对话的重要开端。空想社会主义与儒家大同乌托邦的化合,西方革命思潮与公羊学革命思想的沟通,儒家知识人的国家想象发生了深刻转向。通过中西乌托邦思想的深入对话,中国知识分子塑就了一种东方的美学人文主义,展现出积极建构人类主体性与乌托邦理想的力量,其中包含着儒学和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独特贡献。

康有为今文经学与儒学的政治转向

康有为今文经学在中国近代思想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引领了时代潮流。康有为今文经学利用西学、西政对儒学进行重构,"尊中""尊儒""通经致用"成为他一生中矢志不移的追求,康有为致力于儒学的政治建构,客观上促进了儒学的近代转型。

马克思主义儒学阐释与儒学世界化——兼及《儒学与全球化》的中文版

21世纪以来国际儒学研究与传播发生重要转型,中国学者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儒学阐释(马儒)与"儒学世界化"为中心的研究取代"新儒学"研究,成为新的焦点。秘鲁学者佩雷斯的《儒学与全球化》是这一转型的代表作之一,该书充分肯定中国儒学在全球化时代所具有的文化价值,认为历史实践证明西方学者的"韦伯命题"所提出的儒学思想不利于现代化的观念是错误的,分析了儒学世界化的可能性。但也要看到,转型理论观念呈现多元性,其中法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朱利安"他人文明论"及欧美日本等学者的儒学世界传播新特性,新实践等观念都有独立的阐释重心。总体而言,转型后的儒学研究与传播是将儒学作为有全球化信仰特性予以价值认证,不同于传统"中国学"或是"东亚学"。特别是"中庸之道"的思维方式被认为有全球化思维特性与实践价值。

传统的“社会儒学”怎样进行现代转换

韩星撰文《社会儒学的逻辑展开与现代转型》指出，近代以来，传统儒家所依托的整个社会基础都发生了动摇和坍塌，从经济基础到生产方式，从政治组织到人际关系，从个人修身到社团组织，都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史无前例的变革。同时，很多人以简单的直线进化论来看中国历史和儒家，认为儒学是农耕社会的产物，现在我们进入了工商社会，儒学已经过时了；还有人说儒学不能适应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型，不能适用于现代工商社会，等等，不一而足。

现当代儒学之“开放心灵”析论

“开放心灵”建设是儒学现代转型的重要任务之一。总结现当代儒家学者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儒家心灵观念系统开放性不足的症结是:否定传统儒学心灵观念建设的高明成就,会丧失儒家文化的主体性;保守传统儒学心灵观念建设的高明成就,会导致儒家心灵的封闭性。为化解这一症结,我们应在肯定传统儒学心灵系统之卓著成就的同时,将传统儒学对绝对无限心之实存或潜存的先天认定转化为追求心灵无限性的后天理想,以有限性心灵为基础实现心灵功能、兴趣、对象、视域、境界的开放。

抒情传统遭遇性别政治:《红楼梦》与文学典范的近现代转移

《红楼梦》将"有情之宇宙"确立为中华美典,同时将"理想世界"(乌托邦)与现实世界的二分作为文学结构的原型,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学典范的古今之变。相比曹雪芹"补情"作为一种"审美导向",晚清"补天"话语代表了"问题导向"的新的美学思潮。以王国维、吴宓、牟宗三、余英时、高友工等人的红学阐释为线索,对照近现代文学转型可见,抒情传统与性别政治的遭遇,呈现为纯直无曲之境界与平等自由之乌托邦、温柔敦厚之情教与神魔同在之现代性的传承与转换,也将情理之辨置于文学现代性诸多冲突的核心。生命以情胜与宇宙以理彰,深刻地体现在中国女性小说乃至文学典范的转型之中。

唐代中后期的“以理言道”“言意之辨”与诗文观念

“理”本是先秦两汉思想世界中的基本语词,唐代中后期儒者对于“理”的再次聚焦,在延续先秦两汉以政治生活为核心问题域之旧传统的同时,亦强化了“理”统合、会通的思想功能。“以理言道”的认知新风与“道”之虚化及“理”成为思想方式的核心范畴,乃是此时期颇易体察的文本现象。“言意之辨”在此风习形成的过程中,既是作为助缘的方法,也因之被再度问题化。唐代中后期的知识世界呈现出以“理”论文的明确倾向,作为人生态度及理念的“理”与一般的“理”成为文本书写与诗文观念的重要内容,而“陈言之务去”及“与造化争衡”的共识化则是“理”范畴化对于唐代中后期文学影响的另一明证。

康有为援《易》入政与儒学的现代转型

易学思想对康有为建构的维新变法思想具有统摄作用,其政治主张与学术活动都与此密切相关。综观康有为一生,研习易学、阐发易理并将易学之“变易”精神贯穿始终是其矢志不移的追求。康有为援《易》入政以服务现实政治的需要、重释易学以重塑孔子权威并建构其维新变法理论是其易学新解的特色,是对传统易学思想的创新与发展,为易学未来发展提供了又一种可能方向,客观上促进了儒学的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