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色情制品单纯持有行为入罪化之检视

通过刑事立法规制儿童色情制品犯罪责任链“顶端”的制作行为和“中间”的传播行为,基本已获共识,但处于责任链“底端”的单纯持有行为的可罚性则存在疑问。主张单纯持有行为入罪的可罚性根据包括市场理论、引诱理论、倾向理论和隐私理论,通过对入罪理由的检视和反思,可以发现单纯持有行为与儿童性虐待之间的规范性因果关系模糊且不确定,将其入罪可能导致刑法面临“越界”风险和“过载”风险。通过行政处罚及相关配套措施规制单纯持有行为,可在坚守刑法谦抑性和最后手段性的同时,预防和阻止儿童性虐待行为的发生。

法益保护原则视阈下儿童色情制品持有入罪论

儿童色情业已成为一个严重侵害儿童权利的世界性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各主要国家在刑事法律中,纷纷将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儿童色情制品的行为纳入刑法调整对象之外,对儿童色情制品持有行为进行刑事规制。法益保护原则一直是我国刑事立法的基本指导原理,以法益保护原则视角分析,在我国儿童色情制品持有行为犯罪化具有正当性,应通过刑事立法将儿童色情制品持有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

美国网络儿童色情物品持有罪的立法变革

儿童色情影像的存在不仅对受害的儿童造成极大的身体和心灵的伤害,更是同样地对社会的伤害。而持有儿童色情物品,等于支持了儿童色情业的市场。每一个儿童色情制品,无不是对儿童性虐、猥亵与损害的活生生的写照。因此,许多国家的儿童色情法意图摧毁儿童色情的市场,因为它本身是对儿童的虐待。为铲除儿童色情市场,惩罚网络儿童色情持有势在必行。美国很早就制定了儿童色情防治法,现已形成完备的立法体系。相比而言,我国尚未有儿童色情防治法,也没有专门负责网络儿童色情犯罪防治的部门。

网络游戏中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与调查措施——来自美国禁止“虚拟儿童色情”的启示

网络游戏中的虚拟儿童色情虽然没有对真实的未成年人造成实际损害,但是却对未成年人产生间接伤害,并对社会公众产生道德伤害。但是,禁止虚拟儿童色情会产生言论自由和保护未成年人两种价值相互冲突的问题。美国法围绕着是否禁止虚拟儿童色情的问题产生了激烈的争论。联邦最高法院最终确立了禁止虚拟儿童色情的合宪性,并确立了二元制的管理模式。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的立法提出了完善的建议。

网络儿童色情强制报告制度——基于中加两国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的比较性分析

作为先发式保护机制的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被诸多国家与地区所采用,我国《反家庭暴力法》也引入了该制度。但相较于同属家庭法融入该制度的加拿大,我国现有的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构成要素尚存有瑕疵。与此同时,面对近年来随着后网络时代新浪潮裹挟而日益泛滥的互联网儿童色情问题,我国目前的法律规范体系应对力度不足,可以借鉴相对较为完善的加拿大网络儿童色情强制报告制度,从而推动我国网络儿童色情强制报告制度的初步构建。

论网络儿童色情犯罪的特征及防治

网络儿童色情犯罪是一种新型犯罪,它与传统色情犯罪相较,具有自身特征:犯罪成本低、效益高;犯罪人网络特征是“虚幻”的;惩治极其困难;具有极强的社会危害性等。当前,网络儿童色情犯罪在全球已泛滥成灾,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西方主要国家纷纷采取措施予以打击,网络儿童色情犯罪得以遏制。我国与西方主要国家相比,在网络儿童色情犯罪打击防治方面还存有较大差距。需立足本国,借鉴西方国家的一些先进经验,对现有的防治措施予以不断完善。

论网络儿童色情的危害

互联网的到来，开启了信息时代的繁荣，当然这柄双刃剑并不只是简简单单的就给人类带来方便。它所本身所具有的隐蔽性，广源性，使他也成为了犯罪的温床。由于网络本身的隐蔽性和跨地域性。可能会涉及到司法管辖权的争议，加重了侦查与规制的难度。因此也需要加大打击网络儿童色情的国际合作，西方国家在打击网络儿童色情成熟的措施，也值得我们去借鉴学习。

增设持有儿童色情制品罪:法理根据与条文设计

对儿童色情制品的持有予以处罚的根据在于,其为制作、传播儿童色情制品的行为提供帮助,构成对儿童的性剥削,从而侵犯了儿童身心健康的发展权。增设持有儿童色情制品罪具有手段上的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能够通过比例原则的审查。在条文设计上,成立本罪需要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但无须具有“牟利目的”,且法定刑的设置不应重于传播淫秽物品罪。重点是对本罪构成要件的理解,“儿童色情制品”是存储儿童性行为等信息数据的介质;“持有”是主体与儿童色情制品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根据内容的不同,将儿童色情制品分为三种类型,每种类型设定相应的入罪数量,以此作为“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

我国网络儿童色情犯罪防治的现状与对策

网络儿童色情犯罪是一种新型犯罪,我国在防治上还存有相当缺憾:立法不完善;打击网络儿童色情方面,有关职能部门与学校、家长彼此缺乏沟通、协作;职责交叉重叠,内耗较严重,打击不力。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改变现行的防治状况,如:依靠广大网民监督、检举网络儿童色情网站;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加强与相关部门间的信息沟通,建立长效配合工作机制等。

网络儿童色情制品的认定与治理

网络儿童色情制品业已成为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和扰乱网络空间秩序的世界性难题。儿童色情被视为一种对儿童的性剥削与性侵害,其入罪的范围比成人色情制品入罪的范围更广。除了刑事规制外,应构建起一个融合法律保护、家庭保护、教育系统、互联网企业等多重综合防护体系,才能有效防范网络儿童性侵害者,保护儿童的网络合法权益。

美国和日本儿童色情犯罪规制比较研究

在刑事法领域中,美国和日本向来都是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代表国家,为其他国家所学习效仿。在儿童色情制品规制方面,两国规制的强度和密度,各自位于光谱的两端:美国法对儿童色情的打击面过宽,有不当限制宪法言论自由之嫌;日本法则相对较窄,对儿童权利之保护略显不足。两国儿童色情立法态度的不同,根源在于两国性文化存在差异,并由此形塑了不同的立法理念。在儿童色情规制与儿童权利保护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有必要比较美国和日本两国立法规范的差异,分析两国不同立法思维的形成,检视两国立法规制的优劣,以期甄别利弊、扬长避短。

儿童色情制品犯罪的刑法规制

儿童色情制品是对儿童性剥削的一种形式,世界范围内多数国家都单独对儿童色情制品犯罪进行立法。目前国内刑法将此类犯罪归于淫秽物品犯罪之中,模糊了儿童色情与成人淫秽之间的界线,出现了儿童色情制品犯罪难以被认定的困境。刑事法律是社会保障的最后一道屏障,在刑事立法中完善儿童色情制品犯罪的相关内容对保护儿童健康成长十分重要。在法律层面,应当引入儿童性剥削概念,确定儿童色情标准,明确儿童色情制品的犯罪概念和行为,从而为儿童真正构建起最后一道防线。

网络儿童色情犯罪的刑法预防、识别与治理

随着网络智能化更多地深入未成年儿童生活的方方面面,儿童暴露在网络中的风险也日益增加。网络隔空猥亵儿童罪、儿童色情制品犯罪现象更加严重,网络性引诱和软色情更多作为引流工具而蔓延化,但我国目前对网络儿童色情的性剥削本质认识还不够,与成人色情没作区分,对于持有、浏览儿童色情和性引诱行为等还没有刑法明确规定,无法起到提前预防、阻止儿童色情危害结果发生的作用。需要重视儿童性剥削的风险和危害,积极完善刑事罪名预防性立法体系、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对该类非接触型犯罪的识别作用、构建伤害救济-信息保护-教育预防等综合治理体系等,从预防、识别、治理三维度防控儿童非接触式网络色情犯罪,更好地配合国家整治未成年网络环境行动,阻止该类犯罪的蔓延。

我国网络儿童色情犯罪的预防与治理——以“儿童邪典片”为切入点

美国You Tube"儿童邪典片"事件引发对儿童软色情暴力全球性关注的同时,也对司法界有关儿童网络色情犯罪的预防、监管和治理问题予以警示。分析儿童邪典片中各方刑事责任并对照我国现状,针对现阶段网络儿童色情犯罪立法体系不完善、职能部门职权较差,网络内容分级法律制度缺失等问题,应借鉴英美日三国的防治办法,依据儿童利益最大原则,从立法体系、网络内容分级制度及网络防治机构设置等方面加以完善,并建立家庭和学校的协作机制。

网络儿童色情制品犯罪之刑法规制

通过对国际条约和英美等国的立法考察,明确网络儿童色情制品的界定范围及立法规制模式。针对我国立法层面对儿童性权利保障的缺失,认为应明确网络儿童色情制品犯罪侵犯的客体利益,改变将网络儿童色情制品与淫秽物品混为一谈的立法态度。在相应的体系安排上,则应明确网络儿童色情制品的概念界定、确定相关犯罪的范围界限、依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不同程度设计相应的量刑标准,从而更为有效地打击网络儿童色情制品犯罪。

加拿大《互联网儿童色情报告条例》译评

加拿大《互联网儿童色情报告条例》是由加拿大总督根据《关于互联网服务提供者互联网儿童色情制品强制报告法》第12条之规定所批准颁布的条例,其于2011年12月6日生效。目前,《关于互联网服务提供者互联网儿童色情制品强制报告法》和《互联网儿童色情报告条例》是加拿大儿童保护领域之强制报告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对该《互联网儿童色情报告条例》出台背景及意义进行介绍的基础之上,对其内容进行译评,以期为当前我国法律实践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非法持有网络儿童色情制品犯罪的立法探讨

非法持有儿童色情制品行为是指明知涉及儿童色情内容的图片、视频而故意私藏、携带、保存等,且数量较大的行为。该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存在刑事立法的必要,并可在我国加入的相关国际条约、我国儿童保护立法变更及相关持有型犯罪立法中找到立法依据与参考。增设该罪名时需考虑刑法条款的整体性,对涉及淫秽物品关联犯罪的条款同时做出修订。

比较法视角下儿童色情治理的刑法议题

刑法治理儿童色情的国际共识、网络儿童色情案件的激增、《未成年人保护法》禁止儿童色情规定的出台,表明我国强化并周延实现刑法对于儿童色情的规制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在比较法视角下,尽管各国在儿童年龄的认定、儿童色情的定义、规制行为的范围上各有差异,但区分儿童色情制品与一般淫秽物品是普遍立法选择,旨在贯彻保护儿童性自主权利以及身心健康等个人法益的刑事政策。我国目前综合治理儿童色情制品和一般淫秽物品的立法模式以及将色情等同于淫秽的立法规定,在宏观上未能体现出刑法规制儿童色情的特有目的,在微观上弱化了对儿童色情的打击力度。未来立法应对二者予以区分治理,明确儿童色情规制的范围并扩大对持有行为的规制。

域外网络儿童色情犯罪的规制状况及启示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网络儿童色情犯罪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问题,而我国并没有针对网络儿童色情犯罪的单独立法。域外对网络儿童色情犯罪的法律规制体现在发达国家的立法及有关国际公约中,可以对我国规制网络儿童色情犯罪提供如下启示:在刑法中设立色情犯罪的独立罪名,完善刑法中年龄和性别规定的缺漏,明晰儿童色情制品持有者(观看者)的法律责任,完善对性犯罪者的社区矫正与强制治疗,完善现有的网络相关行政法规,在民法中设立个人隐私数据的被遗忘权。

网络儿童色情制品犯罪治理的刑事挑战与应对

网络儿童色情制品犯罪可以分为制作型、传播型和持有型三种类型。我国刑法采取有限区分保护模式,以“淫秽物品”的定义作为儿童色情制品的判断标准,仅在刑事处罚中采取从重处罚措施,对儿童性权利的保护具有附随性,存在持有型儿童色情制品犯罪尚未入罪和网络儿童色情制品强制报告制度不健全等不足。基于犯罪治理的需要,我国应当在刑事立法上确立全面区分保护模式,将持有儿童色情制品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细化网络儿童色情制品强制报告制度,并扩大刑事禁止令在网络儿童色情犯罪预防领域的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