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稹《归田》诗中的“陶君”

元稹写有《归田》一诗,题下注云“时三十七”:陶君三十七,挂绶出都门。我亦今年去,商山淅岸村。冬修方丈室,春种桔槔园。千万人间事,从兹不复言。(冀勤点校:《元稹集》,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87页)杨军《元稹集编年笺注·诗歌卷》、周相录《元稹集校注》、吴伟斌《新编元稹集》均主张“陶君”指陶渊明,“挂绶出都门”指辞彭泽县令归隐。

元稹打“虎”:透视唐代监察御史的职责

唐代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春天,诗人元稹从京城长安赶往梓州,梓州在今四川省三台县。梓州是剑南东川节度使驻节的地方,是一个道的行政中心。唐后期的道相当于我们现在省的级别。这不是他最终的目的地,他的最终目的地是泸川县,在今四川泸州。他的这个行程所经过的就是我们都知道的“蜀道”,一路上高山大川,向来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说法。他为什么千里迢迢跋山涉水要到这个偏远小县呢?

论元稹五过百牢关之情感迁变

元和四年到元和十二年期间元稹五次行经百牢关,在行经百牢关这一时期积郁于胸中的情感得以抒发,以百牢关为节点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这一时期元稹诗歌情感的迁变。元和四年出使东川时元稹的诗歌情感体现为仕途得意时的欢畅,元和五年到元和十年经历接连被贬之后诗歌情感逐渐转变为经历宦海沉浮后的幽怨,直至元和十二年再一次行经故地时回首九年间的经历,巨大的落差与变故使其诗歌中流露出对于人生无常的悲叹。

元稹商於古道行迹及相关诗歌的多维书写

元稹一生三次经过商於古道并有诗纪行。其商於诗作中既有蓝田、蓝桥驿等人文地理意象,也涉及秦岭、辋川等自然地理意象。这些诗作可以呈现诗人古道羁旅的行迹路线,勾勒出古道地理概貌;展现诗人记录景致、吟咏四皓、题壁留诗和寄诗酬赠等丰富的诗歌活动;反映出诗人达观的人生心态、昂扬的政治热情、寄情怀人的思念关切和面对年华流逝与物是人非的人生之悲。其行迹及诗作皆具备丰富的文化内涵。

元稹《莺莺传》张生形象新解

元稹的唐传奇《莺莺传》,主要讲述寒苦书生张生发迹之后抛弃没落贵族小姐崔莺莺的故事。当今许多人批评张生是位十足的负心汉,就连作者元稹也因《莺莺传》张生一角被质疑人品,但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下,张生抛弃崔莺莺,真的算是始乱终弃的行为吗?本文就作家元稹的生平经历、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回归文章本身来进行探讨,以期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视角,引起对“张生”形象的重新审视。

论元稹诗歌对《庄子》生死观的接受

中唐多数士人的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倾向,往往儒释道兼修,以儒家的济世情怀为立身之本,以佛道作为困顿中的自我调节,元稹同样如此。据学者统计,现存元稹诗歌中对《庄子》典故化用多达87处,远超其他来源的典故[1],可见《庄子》对元稹思想价值体系的建构有重要影响。生死观是《庄子》哲学体系中极为重要,也极具特色的模块,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元稹诗歌中对于《庄子》生死观的接受,也是他在对《庄子》的接受中体现得最为显著的部分之一。

元稹诗在明代的接受起伏及其原因——以唐诗选本为考察中心

明前、中期200余年间,重要唐诗选本对元稹诗选录极少,影响最大的《唐诗选》仅录1首。至明后期,诗学审美趋于多元化,元稹诗的价值重新被挖掘,其中《唐诗镜》最具胆识,选元稹诗121首,居中唐第三。明前、中期,诗学家多评元稹诗为“淫言媟语“”鄙俚浅俗”,元稹诗因不符“雍容温和”审美观念而遭到排斥,这与统治者倡导“和而正”的文学思潮密切相关;明代后期弊政丛生,士人盛世理想逐渐破灭,更重视性情的自由抒发,元稹诗歌的“真性情”被陆时雍等人肯定,渐受推崇。

论元稹与白居易佛教接受之差异

元稹和白居易都是中唐时期笃信佛教的典型诗人,接受和学习佛理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人生道路和文学创作.由于他们与佛教接触的渊源相异和个性上的差异,导致他们的佛教接受在功利观和生命意识方面也有所不同.相较之下,元稹苦苦执迷于功名但却可以看淡生死;白居易可以洒脱对待功名富贵,视其为浮云,却又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难以超脱生死所赋予的厚重枷锁.

元稹涉佛诗创作及诗人思想试析

元稹一生对佛禅始终保持着尊重崇敬的态度,不论是在政治中心的长安城,还是贬谪之地,他都频繁游寺,广交僧友,这些也是构成他涉佛诗的重要部分。元稹与僧寺的交往是双向的过程,诗歌中既有对僧寺的刻画,也体现佛教对自身的影响,展现了诗人在生活、仕宦上的不同侧面。这些涉佛诗表现出元稹对世人与自身的告诫,对生命的虚无感以及个人仕隐两难的抉择,透露了他的思想与人生态度。考察元稹涉佛诗的书写,对解读元稹其人性格、思想大有裨益。

别集整理的失范之作——评《新编元稹集》

2015年三秦出版社出版了《新编元稹集》,有学者对之评价甚高,但翻检该书之后,却发现校勘并不"精细",笺注并不"科学",引用可谓"广博"但过于芜杂,正误丝毫也不"谨严",编年"详"则有之而"实"则未必,而且,违背基本学术规范之处触目皆是。

《元稹集》辨伪与辑佚

现行《元稹集》的主体是北宋宣和年间辑录刊刻的,南宋、明代及近现代续有辨伪补辑,但其中仍有一些伪作未经甄辨,也尚有一些作品未被辑录。经考辨,发现疑伪之作9篇,未辑佚文9篇(包括残篇)。

对元稹《仁风李著作园醉后寄李十》及《琵琶歌》两诗系年的考辨——兼向杨军先生及卞孝萱先生献疑

《元稹年谱》与《元稹集编年笺注.诗歌篇》是百年来元稹研究领域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但对《仁风李著作园醉后寄李十》及《琵琶歌》两首诗歌的系年上,都出现了情况不一的失误,从诗歌本体解读,采取互证之法,考出正确的系年。

元稹诗文编年新说──《元稹年谱》疏误商榷

列举《元稹年谱》误编、漏编以及编年不确的诗文约１５首（篇），标示《年谱》编年疏误诗文，全面引述《年谱》编年理由，扼要指山《年谱》编年疏误所在，并列举笔者的编年新说及其理由，从而比较客观地表述元稹诗文创作的本来面貌，为正确理解元稹诗文原意提供可信的材料和依据。

元稹的家庭──《元稹年谱》疏误拾芥

谱主的家庭情况历来是年谱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年谱作者必须关注的重要环节。《元稹年谱》在元稹家庭问题上诸如与继配裴淑结婚的时间地点、儿子元荆亡故的年龄、女儿降真及樊究竟谁是她们的母亲等方面存在种种疏误，应当根据第一手材料加以辨说，从而还元稹以历史的本来面目。

翔实博洽 后出转精——评周相录著《元稹年谱新编》

元稹研究的许多问题最终都牵涉到其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出版周相录所著的《元稹年谱新编》在元稹事迹补正、作品系年、辨订伪作、辑录佚作诸方面集数十年学界研究之大成,发人之未发,详备可靠,对于元稹研究乃至唐代文史研究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元稹诗文编年补正──《元稹年谱》疏误商榷

本文共列举《元稹年谱》误编、漏编以及编年不确的诗文编年计 32首 ,在标示《年谱》编年疏误诗文之后 ,先全面引述《年谱》编年理由 ,然后笔者扼要指出《年谱》编年疏误所在 ,列举笔者的编年补正及其理由。从而比较客观地表述了元稹诗文创作的本来面貌 。

《元稹集编年笺注》序

元稹是以其理论和创作开一代新风的作家。元稹高度评价杜甫正确处理继承与革新关系的艺术实践 ,他是确立杜甫“集大成”历史地位的第一人。元稹关于倡导新乐府运动的议论 ,切中时弊 ,他反对依傍古人的主张 ,具有理论创新意义 ,其新乐府诗是直接受其创新理论指导的产物。元稹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 ,其悼亡诗情真意切 ,哀婉动人 ,大量的艳情诗抒写男女悲欢离合的真情实感 ,哀艳缠绵。历史地看 ,它们极大地开拓了爱情诗的题材领域和艺术天地 ,值得重视。《元稹集编年笺注》是元稹作品的第一个笺注本 ,在学术上亦达到较高水准 ,它的问世将推动元稹研究的深入开展。

再谈元稹诗集整理中的问题——杨军《也谈》一文商评

杨军《也谈元稹诗集整理中的问题》一文,不以材料为立论的依据,而是采取绕圈子、打纡回战、指东道西、移花接木、信口开河等非学术研究方法,以对《元稹诗集整理中的若干问题》一文进行所谓的"答",所以,其之所"答",均是无以接受材料之检验的。同时,该文还犯了许多有违于古代文学研究的错误,文章亦对其进行了一一点评与指出,有利于参考。

也谈元稹诗集整理中的问题——答王辉斌

王辉斌撰文对《元稹集编年笺注(诗歌卷)》的校勘、注释、编年及集评进行了全方位的批评,其中不无可取;但王文的主体内容却是站不住脚的;或无中生有,或持论不坚,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这样缺乏学术内涵而又心理失衡的学术批评对学术研究的开展并无助益。

元稹百年研究综述

五四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前是现代意义上元稹研究的开创期。建国后的研究范围渐渐涉及元稹的品格与《莺莺传》,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是此时最重要的成果。"文革"时元稹研究曾一度停滞不前。新时期至八九十年代,涌现一批成果,但90年代的成果中有一些精品。新世纪初,学界主要关注元稹生平、节操、创作及理论等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