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肺排毒汤联合甲泼尼龙治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患者临床观察

[目的]探讨清肺排毒汤联合甲泼尼龙治疗临床2~4级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CIP)患者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方法]将30例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所致免疫性肺炎的恶性实体瘤患者以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给予甲泼尼龙治疗;联合组给予清肺排毒汤联合甲泼尼龙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临床-影像-生理(CRP)评分、影像学疗效评价、卡式功能状态(KPS)评分、中医证候积分。[结果]治疗后,两组的CRP评分均下降,联合组比对照组下降明显(P<0.05);两组的影像学表现均改善,联合组有效率为86.7%,对照组为66.7%,但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的KPS评分均升高,联合组比对照组升高明显(P<0.05);两组中医证候积分均减少,联合组比对照组减少明显(P<0.05)。[结论]清肺排毒汤联合甲泼尼龙可改善CIP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生活质量,且疗效优于单独使用甲泼尼龙治疗。

非小细胞肺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研究进展及中西医结合治疗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主要包括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抗原4(CTLA-4)抑制剂和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配体1(PD-1/PD-L1)抑制剂,为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带来显著的治疗效益。但是,在增强机体抗肿瘤免疫反应的同时,ICIs产生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s),包括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CIP)。虽然CIP临床发病率较低,但在一些严重病例中可能导致免疫治疗的延迟或终止,甚至危害生命。本文拟从CIP的临床表现、病理特征、生物学机制、易感人群、诊断与鉴别诊断以及中西医结合治疗等角度进行总结,以期更加清晰地认识CIP。

NSCLC患者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临床特点及其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治疗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发生ICIs相关性肺炎(CIP)的潜在危险因素,以早期识别CIP高危患者。方法回顾性选取2020年1月-2023年6月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ICIs治疗的728例NSCLC患者,其中CIP 47例。以47例CIP为CIP组,选取141例非CIP的NSCLC患者作为对照组。收集两组患者临床资料及第1次免疫治疗前实验室检查结果、CT影像等,应用FACT医学影像系统软件对患者CT影像进行肺气肿定量评估,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CIP发生的危险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上述危险因素对NSCLC患者发生CIP的预测价值。结果47例CIP患者中,男40例(85.1%),年龄40~65岁25例(53.0%),不良事件通用分级标准(CTCAE)分级3级肺炎28例(59.6%),主要影像学分型为网格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白蛋白(ALB)低(OR=0.889,95%CI 0.808~0.979,P=0.017)、靶向治疗(OR=9.204,95%CI 1.678~50.486,P=0.011)、抗血管生成治疗(OR=0.056,95%CI 0.020~0.161,P<0.001)、低衰减区域百分比(LAA%)高(OR=1.227,95%CI 1.053~1.430,P=0.009)是CIP发生的独立影响因素。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联合上述4个影响因素预测NSCLC患者发生CIP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888(95%CI 0.838~0.939),敏感度为0.894,特异度为0.801。结论血清ALB低、接受一线靶向治疗、LAA%高是发生CIP的独立危险因素,接受抗血管生成治疗是CIP发生的保护因素。采用上述4个变量建立的预测模型可较好地预测NSCLC患者发生CIP的风险。

肿瘤患者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的特征及临床结局分析

目的研究接受PD-1/PD-L1抑制剂治疗的肿瘤患者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checkpoint inhibitor-related pneumonitis,CIP)的发生率、危险因素、治疗转归以及其他临床结局。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2021年在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肿瘤科接受PD-1/PD-L1抑制剂治疗患者1084例的临床资料。根据患者是否发生CIP分为非CIP组(998例)和CIP组(86例),将发生CIP的患者分为G1~G4级,其中G1~G2级归为低级别CIP组(69例),G3~G4级归为高级别CIP组(17例)。利用卡方检验、二元Logistics回归、Kaplan-Meier生存分析等方法,总结CIP的发病率、危险因素、治疗转归以及与免疫治疗效果和无进展生存期(PFS)的关系。结果CIP发生率为7.93%(86/1084),其中高级别CIP的发生率为1.57%(17/1084),CIP的致死率为0.09%(1/1084)。二元Logistics分析结果显示,影响CIP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史(OR=3.018,P=0.036)、胸部放疗史(OR=2.605,P<0.001);而年龄≥65岁患者高级别CIP发生率显著高于年龄<65岁患者(P=0.021)。CIP组与非CIP组患者的肿瘤客观缓解率(ORR)、疾病控制率(DCR)、PFS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86例CIP患者中有50例(58.14%)停止免疫治疗,36例(41.86%)继续或者重启免疫治疗;有1例(1.16%)患者发生呼吸衰竭死亡,其余患者经过停药、激素治疗、免疫抑制剂治疗等均得到缓解。结论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病史或接受过胸部放疗的肿瘤患者接受PD-1/PD-L1治疗后CIP发生率较高;高龄患者更容易发生高级别CIP。CIP患者经过积极治疗可以获得良好的预后,并且部分低级别CIP患者可以重启免疫治疗。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病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风险列线图的构建与验证

目的:分析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病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CIP)的风险因素,构建列线图模型,并对模型的准确度进行验证。方法:选取2020年1月—2023年7月江西省肿瘤医院收治的162例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病人作为研究对象,根据1年后随访是否发生CIP将其分为发生组(52例)与非发生组(110例)。采用单因素分析免疫治疗1年后发生CIP的影响因素,通过Logistic回归法分析免疫治疗1年后发生CIP的独立影响因素,并建立风险预测列线图模型。采用ROC曲线下面积(AUC)和校准曲线评估预测模型的区分度和校准度,依据模型构建护理策略。结果: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病程、吸烟史、胸部放疗史、肺部基础疾病史、肺炎家族史、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分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病人CIP发生有影响(P<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病程[OR=1.657,95%CI(1.193,2.301)]、吸烟史[OR=3.319,95%CI(1.333,8.260)]、胸部放疗史[OR=2.746,95%CI(1.089,6.923)]、HAMA评分[OR=1.123,95%CI(1.042,1.210)]是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病人发生CIP的主要影响因素(P<0.05)。预测模型AUC为0.824[95%CI(0.753,0.895)],说明模型区分度良好;敏感度为0.731,特异度为0.791,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病人发生CIP有较好的预测价值。列线图的校准曲线的理论值和实际值有较好的一致性(P>0.05)。结论:病程、吸烟史、胸部放疗史、HAMA评分均是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病人发生免疫治疗相关性肺炎的影响因素,基于上述危险因素所建立的列线图模型能够较为准确地预测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病人发生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的风险,便于医护人员尽早发现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病人CIP的发生并采取针对性的治疗措施,有效减少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病人CIP的发生。

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疗效相关性分析

目的:探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治疗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发生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CIP)的发生情况和免疫治疗疗效的关系,分析接受ICI治疗的NSCLC患者的预后相关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3月至2023年3月在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接受ICI治疗145例N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将患者分为CIP组和非CIP组,随后将发生CIP的患者分为轻度(1、2级)CIP和重度(3、4级)CIP两个亚组,通过Kaplan-Meier法比较生存曲线,分析CIP的发生及严重程度对于患者PFS及OS的影响。通过单因素及多因素COX风险比例回归模型分析与PFS和OS相关的预后因素。结果:145例患者中有26例患者出现CIP,发生率为17.93%,重度CIP发生率为3.45%。CIP组患者PFS明显长于非CIP组患者(12.3 vs 7.6个月,P<0.05),CIP组与非CIP组的OS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6.2 vs 15.8个月,P>0.05)。亚组分析显示,轻度CIP和重度CIP相比,PFS(12.2vs 12.9个月)及OS(16.1 vs 17.8个月)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CIP[HR=0.55,95%CI(0.33,0.90),P=0.02]、免疫疗程>6个[HR=0.51,95%CI(0.31,0.85),P=0.01]是影响患者PFS的有利预后因素,免疫疗程>6个[HR=0.4,95%CI(0.18,0.88),P=0.02]是影响OS的有利预后因素。结论:CIP的发生率为17.93%,CIP的发生与PFS的延长密切相关。免疫疗程>6个是影响NSCLC患者PFS、OS的有利预后因素。

轻中度与重度PD-1/PD-L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的临床和CT特征比较

目的探讨轻中度与重度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相关性肺炎的临床和CT特征的差异。方法选取2018年9月至2021年9月在浙江省肿瘤医院接受PD-1/PD-L1 ICI治疗且发生ICI相关性肺炎的21例患者为研究对象,依据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发布的不良事件评定标准5.0版将ICI相关性肺炎患者分为轻中度14例和重度7例,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特征(主要包括ICI治疗至肺炎发生时间、原发灶病理类型、放疗史、免疫治疗方式、临床症状等)和CT特征(主要包括CT分型、病灶密度、病灶位置、有无胸腔积液等)。结果临床特征比较发现,轻中度组女性、无症状患者占比以及BMI均明显高于重度组(均P<0.05);两组患者在年龄、ICI治疗至肺炎发生时间、吸烟史、原发灶分类、原发灶病理类型、放疗史、ICI类型、免疫治疗方式、免疫治疗线数、胸闷气急、咳嗽咳痰、发热、呼吸衰竭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轻中度组CT分型为机化性肺炎型、病灶位于肺外周、病灶两肺未对称的占比均明显高于重度组(均P<0.05);两组患者在病灶密度、小叶间隔增厚、病变分布、胸腔积液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轻中度与重度PD-1/PD-L1 ICI相关性肺炎患者的临床特征和CT特征存在明显差异。

非小细胞肺癌免疫治疗后导致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的研究现状

近年来,随着靶向治疗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等新药在非小细胞肺癌治疗领域的广泛应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生存期和生活质量均有了显著提升。其中,PD-1/PD-L1抑制剂是临床最常用的ICIs。然而,免疫相关的毒性一直是限制ICIs临床应用的重要因素。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肺炎(CIP)是PD-1/PD-L1治疗中一种重要的毒性。基于循证医学数据,CIP的相关危险因素包括高龄、性别、吸烟状态、鳞状细胞组织学类型、既往肺部疾病、既往胸部放疗以及联合使用其他有肺部毒性的药物。PD-1/PD-L1抑制剂诱导非小细胞肺癌患者CIP的机制较为复杂,研究结果显示,可能的机制主要有T细胞亚群紊乱、部分细胞因子失衡以及其他潜在机制等。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的影像学研究

近年来免疫治疗在肿瘤治疗方兴未艾,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肺炎(CIP)是肺部最常见的免疫相关不良事件。CIP影像学对临床诊疗有重要指导意义。本文重点就CIP的常见影像表现、影像组学及人工智能影像学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CT表现与临床特点分析

目的探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checkpoint inhibitor-related pneumonitis,CIP)的CT表现及临床特点。方法回顾性分析宁波市第二医院34例CIP患者的胸部CT图像及临床资料,总结CIP的胸部CT表现及临床特点,按肿瘤发生部位分为肺癌组22例,其他恶性肿瘤组12例,比较两组患者的CT表现差异。结果CIP临床症状以咳嗽(70.59%)及呼吸困难(52.94%)多见,肺癌组CIP发生时间114.5(41.50,281.50)d比其他恶性肿瘤组144(55.75,226.25)d更早,时间跨度更大。嗜酸性粒细胞计数仅在其他恶性肿瘤组中有明显升高(P=0.009)。激素治疗后18例患者好转,8例稳定,8例进展或死亡。CT征象以磨玻璃影(70.59%)及实变影(76.47%)多见,影像学模式以机化性肺炎(47.6%)为主,与原发肿瘤类型无关,部分可出现结节样肉芽肿性反应。与肺癌组比较,其他恶性肿瘤组更易表现为对称性浸润(58.33%)分布。结论CIP患者的临床症状无特异性,相对于其他原发恶性肿瘤患者,肺癌患者更易发生CIP且治疗后难缓解,易发展为重症。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的发病机制及预测标志物的研究进展

目的近年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治疗恶性肿瘤中取得了飞跃性进展,可使多种恶性肿瘤得到长久缓解,包括曾经被认为用传统治疗方案难以取得良好临床缓解的恶性肿瘤。然而,免疫治疗会引起特定的毒性反应,称为免疫相关不良事件。免疫相关性肺炎是免疫治疗的不良事件之一,严重影响免疫治疗的疗效,甚至危及患者生命。因此明确免疫相关性肺炎的发病机制,发现有价值的早期识别免疫相关性肺炎的生物标记物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本文重点对免疫性肺炎的发病机制、潜在的预测标志物以及目前面临的新挑战进行综述。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的临床特点及CT表现

目的评价CT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CIP)诊疗中的作用和意义。方法回顾性分析本中心21例经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过程中发生CIP患者的详细临床资料及影像学特点。结果21例CIP患者男15例,女6例,用药至发生CIP的中位时间为3个月(0.6-13个月),CT表现:3例累及一侧肺叶,18例病变累及双侧肺叶,对称分布者15例,非对称肺分布5例。影像学分型:机化性肺炎10例,非间质性肺炎模式6例,过敏性肺炎模式4例,急性间质性肺炎模式2例;21例CIP的临床分级及影像分级存在中度相关r=0.557,P=0.009<0.05。结论CIP临床症状及CT表现不典型,CT结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史有助于早期发现及诊断,为确定治疗方案提供依据。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的研究进展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被广泛应用于多种恶性肿瘤的治疗,但由ICIs诱导的免疫系统过度激活也会导致T细胞对自身抗原进行攻击,临床上出现一系列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s)。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CIP)是一类少见但有潜在致命危险的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发生在肿瘤免疫治疗任何时间。临床医生应了解CIP的机制及特征,及早识别并正确处理。本文就CIP的流行病学、生物学机制、临床特征、诊断及治疗等进行综述。

PD-1抗体治疗肺癌出现白癜风样皮肤反应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一例

肺癌是世界上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GLOBOCAN 2018数据显示,2018年约有1810万例癌症新发病例和960万例癌症死亡病例;其中,肺癌是发病率最高的癌症之一,也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1]。按照组织病理学分类,肺癌可分为小细胞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cell lung cancer,NSCLC)[2]。NSCLC约占肺癌的85%~90%。腺癌是最常见的亚型[3]。>60%的新诊断NSCLC患者在确诊时已出现局部或远处转移,从而失去手术机会。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已发展为晚期NSCLC患者的一线治疗方法[4]。

外周血及肺泡灌洗液中IL-2、IL-10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的预测价值

探讨外周血及肺泡灌洗液中白细胞介素-2(IL-2)、白细胞介素-10(IL-10)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CIP)中的预测价值。方法 选择2022年1月-2023年12月晚期肺癌患者26例为观察组,接受规范化疗及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选择该时间点普通健康受试者26例为对照组,收集外周血及肺泡灌洗液。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测定IL-2及IL-10;同时化验C反应蛋白、血淋巴细胞计数、乳酸脱氢酶;绘制ROC曲线,分析外周血及肺泡灌洗液IL-2及IL-10在CIP中的预测效能。结果 观察组IL-2和IL-10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外周血中表达水平高于肺泡灌洗液(P<0.05);观察组C反应蛋白、血淋巴细胞计数及乳酸脱氢酶高于对照组(P<0.05);相关性结果表明,晚期肺癌CIP患者外周血及肺泡灌洗液中IL-2和IL-10与C反应蛋白、血淋巴细胞计数及乳酸脱氢酶呈正相关性(P<0.05);ROC曲线结果表明,外周血及肺泡灌洗液IL-2及IL-10在CIP中的预测灵敏度和特异度高于单一指标(P<0.05)。结论 外周血及肺泡灌洗液IL-2和IL-10在晚期肺癌患者中表达异常,且与C反应蛋白、血淋巴细胞计数及乳酸脱氢酶水平存在相关性,二者联合测定能提升CIP预测效能,可为后续诊疗提供依据。

中国肺癌患者真实世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的流行病学分析

背景和目的:临床研究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checkpoint inhibitor-related pneumonitis,CIP)在程序性死亡[蛋白]-1(programmed cell death-1,PD-1)和程序性死亡[蛋白]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ligand-1,PD-L1)抑制剂引起的免疫相关不良反应(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irAE)致死原因中排第一位,而真实世界CIP的流行病学情况缺乏大宗人群研究报道。本研究旨在了解中国真实世界中肺癌免疫治疗的CIP发病率,并进一步总结其特征、治疗现状和转归。方法:回顾并收集2019年1月—2021年9月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和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首诊肺癌且接受了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ICI)治疗的患者基本临床信息,以及CIP患者肺炎的发生时间、等级、治疗方案和转归。总结CIP在研究队列以及各亚组CIP的发病率、发病特点、危险因素以及CIP患者接受免疫抑制治疗的临床现状以及转归。结果:共纳入2031例免疫治疗患者,CIP发生率为7.2%(147/2031),重症率为2.6%(52/2031),致死率为0.4%(9/2031)。其中CIP人群中重症率为35.4%(52/147),死亡率为6.1%(9/147)。与非CIP患者相比,CIP多见于男性、老年(>65岁)、联合治疗、晚期二线免疫治疗的患者。在各亚组CIP发病率的对比中,男性、老年(>65岁)、鳞癌、联合治疗、抗PD-1单抗组、晚期一线及二线治疗的患者发病率更高。真实世界CIP的中位发病时间为免疫治疗后148 d,具有双高峰的特点,即免疫治疗后60~90 d及150~210 d是发病的双高峰时间段。CIP发病还具有一定的季节性,秋冬季高发。治疗的患者均使用了糖皮质激素作为一线治疗;本研究中CIP的免疫抑制治疗率为76.2%,治疗后97.9%轻症CIP患者能预后良好,81.2%重症患者能在治疗后有较好的预后,有17.3%重症患者因CIP死亡。结论:真实世界肺癌患者免疫治疗时总人群CIP发生率为7.2%,重症率为2.6%,致死率为0.4%;其中CIP人群重症率为35.4%,死亡率为6.1%。CIP中位发病时间有双高峰特点,且秋冬季高发;男性、老年、鳞癌、联合治疗、抗PD-1单抗组、晚期一线及二线治疗的患者CIP发病率较高。大部分CIP患者经过免疫抑制治疗后转归良好。

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对晚期肺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的预测价值

目的探讨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及炎症相关指标在晚期肺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CIP)发生中的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2月至2021年11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行PD-1/PD-L1抑制剂治疗且行淋巴细胞亚群检测的77例晚期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是否发生CIP,将其分为CIP组(11例)和非CIP组(66例)。比较两组患者的淋巴细胞亚群水平、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淋巴细胞/单核细胞比值(LMR)和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PLR)的差异,并采用ROC曲线评估各指标对CIP发生的预测价值。结果随访期间,11例患者发生了CIP,发生率14.3%。CIP组患者的基线NLR高于非CIP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两组患者的淋巴细胞亚群水平、LMR和PLR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ROC曲线显示,NLR对CIP预测的AUC为0.718(95%CI:0.502~0.933),截断值为4.50,敏感度为75.8%,特异度为72.7%。结论晚期肺癌患者免疫治疗前NLR可作为CIP预测指标,但淋巴细胞亚群、LMR和PLR与CIP的发生无明显相关。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的临床观察及文献复习

目的:观察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checkpoint inhibitor pneumonitis,CIP)的发生率、症状及影像学表现,并探索其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03月至2020年12月在青岛市市立医院接受免疫治疗的60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总结CIP的发生率,观察其临床症状和影像学征象,并对CIP患病组和未患病组的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探索影响CIP发生的危险因素。结果:60例患者中,5例发生CIP(3例G_(1),1例G_(2),1例G_(4)),发生率8.3%,1例死亡,死亡率1.7%。CIP发生中位时间2.1个月(2~9个月)。临床症状主要包括呼吸困难、咳嗽、发热和胸痛。影像学表现各异,共同点是多个病例出现磨玻璃密度影、小叶间隔增厚,分布区域位于支气管血管束周围或胸膜下区。合并肺部基础疾病可能为CIP发生的危险因素。结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发生率较低,临床症状及影像学征象无特异性,无明确诊断标准。目前临床诊治经验少,严重者可危及生命,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至关重要。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发病及治疗的中医思考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是恶性肿瘤患者免疫治疗的常见不良反应,目前机制尚未明确,治疗效果不理想。本文结合免疫治疗药物的中药化属性、免疫治疗相关肺炎易感人群的特征及其临床表现等,探讨免疫治疗相关肺炎的中医病机及治法。免疫治疗药物的中药属性为性阳热、升浮,味辛,归肺、脾、胃、肝经,易伤阴而生内热。免疫治疗相关肺炎的病机以肺之气阴两虚,或肺肾两虚,兼有肺中痰瘀阻滞络脉,络脉不通为主。治疗原则包括扶正与通络;扶正以益气养阴及补肺益肾为主;通络以化瘀通络、祛痰通络为主。本文探讨免疫治疗相关性肺炎的发病及治疗的中医认识,以期为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肺泡灌洗液中T淋巴细胞亚群及血清炎症因子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的关系

目的探讨肺泡灌洗液(BALF)中T淋巴细胞亚群及血清炎症因子与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并发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相关性肺炎(ICIP)的关系。方法选择2018年1月至2022年4月郑州市中心医院收治的经过免疫治疗的60例NSCLC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患者是否发生ICIP分为ICIP组和无ICIP组,每组30例。另根据ICIP严重程度将ICIP组患者分为1~2级组(n=21)和3~4级组(n=9)。收集所有患者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病史、吸烟史、肿瘤组织学类型、临床分期、突变状态、治疗方案、ICI类型、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行为状态(ECOG PS)评分等资料;检测所有患者BALF中T淋巴细胞亚群CD3^(+)、CD4^(+)、CD8^(+)水平,并计算CD4^(+)/CD8^(+);采集所有患者纳入研究24 h内的外周静脉血,检测血清中白细胞介素(IL)-6、IL-8、IL^(-1)0水平。采用Spearman法分析BALF中T淋巴细胞亚群及血清炎症因子水平与ICIP严重程度的关系。结果ICIP组与无ICIP组患者的年龄、性别、COPD病史、吸烟史、肿瘤组织学类型、临床分期、突变状态、治疗方案、ICI类型、ECOG P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ICIP组NSCLC临床Ⅳ期患者占比显著高于无ICIP组(P<0.05)。ICIP组患者BALF中CD4^(+)、CD4^(+)/CD8^(+)水平显著低于无ICIP组,CD3^(+)、CD8^(+)水平显著高于无ICIP组(P<0.05)。ICIP组患者血清中IL-6、IL-8、IL^(-1)0水平显著高于无ICIP组(P<0.05)。3~4级组ICIP患者BALF中CD4^(+)、CD4^(+)/CD8^(+)水平显著低于1~2级组(P<0.05),BALF中CD3^(+)、CD8^(+)水平及血清中IL-6、IL-8、IL^(-1)0水平显著高于1~2级组(P<0.05)。ICIP严重程度与CD4^(+)/CD8^(+)呈负相关(r=-0.567,P<0.05),与血清IL-6、IL-8、IL^(-1)0水平呈正相关(r=0.426、0.478、0.390,P<0.05)。结论NSCLC并发ICIP患者存在T淋巴细胞亚群CD4^(+)、CD3^(+)、CD4^(+)/CD8^(+)、CD8^(+)及炎症因子IL-6、IL-8、IL^(-1)0水平异常,CD4^(+)/CD8^(+)、IL-6、IL-8、IL^(-1)0等指标可能有助于临床评估ICIP严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