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政前期中国国民党党治与宪政问题争论综述

国民党的党治存在时间和结束训政、实施宪政问题,是1949年以前有关党治理论和制度研究中争论最激烈的两个问题。

党治基层: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新中国党建国家和党治国家的历史与现实,在基层治理中体现为党治基层,这是理解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逻辑起点。近年,通过区域化党建、派驻“第一书记”、开放式党建、智慧党建及“三有一化”等党治基层创新行动,党加强了基层组织建设、提升了基层治理绩效,同时也导致边界不清、行动困难、高成本运行等问题。对此,需要以公共价值创造为引领,以政党自身的“治理转向”为途径,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

从“宪政”到“党治”——孙中山“再造民国”思想转换透视

本文是对有着"国父"之称的中华民国肇创者孙中山为什么在创立民国后会逐步离弃其原先创建"议会制民主政体"的理想和诉求,进而效仿苏俄体制,发起以建立"党国"政体为目标的国民革命,实现其"民国再造"思想变化演进的一个初步透视和探析。孙中山思想转换的过程划分为:(1)"二次革命",重举"革命"大旗;(2)东京组党,舍民主向往集权;(3)结束"护法",走向"师俄"之路;(4)联俄容共,践行"以党造国"四个阶段。文章分别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对孙中山本人的思想演进过程和主要特征,以及在这一时期各个阶段中对国家政体的重新思考作一厘清。孙中山在早期从事反清斗争时,把在中国实现英、美等国议会民主制作为奋斗目标。然而,民国以来的政治现实的黑暗,不仅把孙的梦想击得粉碎,也使孙中山改从集权政治中寻求新的出路,而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榜样"效应,更使孙中山直接走上了"以党造国"、"以党治国"的社会改造路径。

广义民主、人民民主、党治民主——当代中国本土民主的由来

当代中国存在一种本土民主的观念,这种观念经过了从理想到实践,从革命到建设的演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主观念依次呈现为三种类型,即作为理想原初形态的广义民主,作为开国政治承诺的人民民主,以及作为现实变通选择的党治民主。广义民主其实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那是一种没有国家暴力的,完全自由、平等的联合体,这只能作为一种终极的理想而存在。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年代创造的民主观念,意味着各阶层人民联合起来,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过一种更高级的民主生活。但这种民主存在操作上的困难,实践中的解决方式是强调先进分子的领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民主成为需要实现的目标,现实中运行的则是另一种民主,那就是党治民主。在党治民主中,有各种不同的民主内容,如确认民主、咨询民主、维权民主、问责民主等,它们都是执政党治理国家的辅助性工具。从党治民主到人民民主,是一种性质上的变化,意味着人民在民主生活中的主体性地位不断增强,在目前的阶段主要表现为激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过程。

国民党治下的文网与鲁迅的钻网术——以1933-1935年为核心

鲁迅1933—1935年的杂文创作状况、风貌，与这三年国民党治下的文网以及鲁迅独特的钻网术密切相关。国民党政权在抗日战争前的文化统制，始于1927年，全面加强于1930年代，并以1934—1935年成立专门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展开工作而达至顶峰状态。鲁迅在这三年中的杂文创作格局及其文集的编法，都与当时文网的发展过程相关。

国民党治下的文网与茅盾的文学活动——以1933-1935年为中心

1933—1935年是国民党统治下的文网制度日益健全并对左翼文学发挥较大禁锢效用的三年，也是左翼作家茅盾的文学地位日益稳固并对左翼文学发挥重要影响作用的三年。在既有的茅盾研究中，学界对后者多有关注，而对前者与后者之关系欠缺必要的审视与论析。这种缺失，不仅不利于深化对中国现代文网史的研究、对茅盾与文网之关系研究，而且不利于深化对此期茅盾的文学形貌、文学特质的深层次研究。鲁迅曾说：评论者若不了解1933—1935年的文化政策的大略，“就不能批评近三年来的文坛。即使批评了，也很难中肯。”在这一意义上，深入论析茅盾1933—1935这三年间的文学活动，将国民党治下的文化政策纳入考察视野，就不仅重要而且必须。

管党治党的成功密码——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形成的原因分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严治党、铁腕反腐,从作风抓起,以上率下,经过全党4年多的努力,党的各级组织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意识明显增强,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得到坚决落实,使得党的纪律建设全面加强,腐败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

党·政·军三者之博弈——从长沙《大公报》看北伐时期国民党党治模式的基层运行

国民大革命过程中,国民党的党治模式从广东一隅推向南方数省,在此前后随着国民党内权力结构的持续变化,"以党治军""以党统政"等党治原则逐渐被修改。长沙《大公报》在北伐期间的大量报道,以舆论的角度呈现了湖南地区党政军三者之间的博弈,展现了党治模式推广过程中多种矛盾的交织,以微观视角再现中国近代历史的复杂面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严管党治党的理论与实践——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论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刻把握国内国际发展大势,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等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探索和实践,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新思想、新论述、新要求,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

《时代公论》(1932-1935)与国民党的“党治”

在"九一八"后的"国难"危机下,南京中央大学法学院的一些教授创办了《时代公论》杂志,探讨中国政治出路问题。他们认为在中国政治未上轨道之时,造就一个可以"决断"和有能力的政治力量,是中国政治的关键,于是主张国民党的"党治"独裁。国难会议期间,他们提出了由"党治"过渡到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时代公论》的主张体现了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态度。

试论国民政府训政党治的制度危机

南京国民政府的训政党治本身是个矛盾的运作体,其党治实践对孙中山党治理论的某些背悖,造成正统传承上的危机;党治体制内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和人治军治现象,违背党治原则;在推进“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过程中,党治作为一种权威主义的治国模式因缺乏民主内涵而陷入全面的制度危机。

胡汉民的“党治”思想论析

胡汉民的“党治”思想产生于孙中山逝世之后，“三民主义连环性”是这一思想的理论基础，一党专制是这一思想的核心与实质。它与戴季陶主义和蒋介石的独裁主义是不同的。

强化从严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和政治担当

中石油新一届党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央企业党的建设工作座谈会和专题推进会部署,按照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大力加强和改进企业党的建设。去年,中央巡视组对中石油开展专项巡视,反馈的问题实事求是、切中要害,对我们既是工作上的"把脉会诊"。

打造“四个工程” 全面从严治党治警

湖南公安队伍有7万多民警,党员民警占大多数,这么大一支队伍,学好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抓好从严治党至关重要。贯彻落实好从严治党,具体到公安机关,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在践行＂从严治警就是最大的从优待警＂的理念时,把从严治党贯彻落实到公安队伍建设的各项具体工作中。

坚持把基层农发行全面从严管党治行引向深入

江苏分行党委贯彻执行总行党委从严治党工作部署，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积极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

国民党大陆统治时期“党治”演变述论

通过对国民党大陆时期党治的全面考察,可以认为大陆时期国民党党治是政党政治的一种特殊形态,是国民党中政会制,地方自制、地方与中央均权制的自然发展的结果。

管党治党必须严字当头——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管党治党必须严字当头＂。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刻、内涵丰富,对我们当前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了新要求。严字当头,就是要把严的要求贯穿到党建各个环节、全部过程,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

管党治党的又一利器 深入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之际,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以下简称《问责条例》）,这是我们党深刻总结实践经验、不断扎紧制度笼子的又一重要创新成果。《问责条例》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聚焦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聚焦党内问责工作,释放出有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强烈信号,是第一部专门规范党内问责工作的基础性法规,在党的制度建设史上具有开创性、里程碑式意义。

压紧夯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在淮委2017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水利部2017年水利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部署,安排淮委2017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下面,我就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中央和水利部党组的决策部署,扎实推进淮委2017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讲三点意见。

挺起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大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举措,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巨大成绩,政治生态环境为之一新,党风政风民风为之一变,干群精神状态为之一振。全面从严治党,各级党委决不能置身事外,必须把党章党规党纪挺起来、立起来、严起来,履行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