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党锢之祸”起因新探

"党锢之祸"是东汉末年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从某种程度而言,党锢事件影响了之后的历史走向,魏晋南北朝的士人气象亦由此而定。因而"党锢之祸"成因的研究对于深入了解后汉末年的政治史颇具意义。而且,党锢事件的爆发并非由宦官一手促成,士大夫阶层本身亦有问题。"党锢之祸"主要由以下三个方面造成:一是东汉皇权与地方士族的冲突;二是宦官集团对党人集团利益的侵犯;三是党人"错误"的政治理念。

东汉末经学的衰落与党锢之祸

东汉中后期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官办经学刚刚达到了它的荣华和声誉的峰颠,就急剧地跌落下来,一蹶不振;政治统治刚刚达到繁盛、强大的顶点,就危机四起、险象丛生、摇摇欲坠。事情来得那样突然,从表面看,似乎个人的爱好,皇帝的短命等偶然因素在扮演历史主角的角色,起了决定作用。实际情况如何呢?我们来分析下这个问题。

“党锢之祸”的现实利益与儒家文化的特质

东汉后期爆发的"党锢之祸"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宦官迫害文人的政治事件,在延续近二十年的"党锢之祸"中,清流士大夫几乎被一网打尽。"党锢之祸"的爆发是当时各种集团政治利益的冲突、文化冲突和士风影响的结果。

党锢之祸对汉末文学的影响

党锢之祸对汉末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许多文人被卷入其中,有的被迫害至死,有的被禁于乡里多年;其次,由于政治迫害,文章著述成为了许多文人的人生寄托;再次,评议时政之风促进了个体意识的发展,党锢之祸使得汉末的士风走向狂妄,这些导致了汉末文人多狂放不羁;最后,党锢之祸和随后的战乱使得士人谈论的内容转向以人物评鉴为中心,这直接影响了后来古典文论的发展。

试论东汉后期士大夫集团势力的膨胀与党锢之祸

发生在东汉桓帝、灵帝时期的党锢之祸,其根本原因是士大夫集团势力的膨胀,形成了与专制皇权相颉颃之势,最终导致它与专制皇权之间矛盾的激化。

从焚书坑儒和党锢之祸看秦汉士人的言论犯罪

焚书坑儒和党锢之祸中的士人皆因诽谤朝廷、散布妖言而被治罪。诽谤、妖言是秦汉时期言论犯罪的主要名目。由于士人的文化特质和社会地位,言论是他们干预政治的独特方法,当士人的言论超出了统治者所允许的范围时,就构成了犯罪。统治者的压制又影响了士人以言论参政的积极性,削弱了王朝的生命力。

20世纪以来的党锢之祸研究综述

文章对20世纪以来史学社会科学化背景下的党锢之祸研究进行了一次仔细梳理,认为以往的研究中文化本质论时常沉渣泛起,社会科学化的研究局限在社会结构分析与地缘因素分析上。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应该继续在社会科学化的道路上前行,继续重视结构分析与地缘分析,同时引入制度史的视角,充分考虑历史主体行动自由的可能性限度。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充分重视生活在具体社会关系中的历史主体,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党锢之祸:”一场不可避免的悲剧——读《后汉书·党锢列传》有感

东汉末年,宦官政治空前腐败,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批有良知的士大夫则与宦官集团作了坚决斗争,而宦官集团对士大夫阶层进行了残酷镇压。在这场斗争中,虽然得到人民支持的士大夫阶层是正义的,在力量对比上也一度占据优势,但由于政治经验缺乏、斗争策略错误以及思想观念陈腐,最终导致斗争的失败,使“党锢之祸”成为一场不可避免的悲剧。

论东汉后期的党锢之祸

东汉后期的党锢之祸,在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这一范围内,其镇压规模和残酷程度是我国历史上罕见的,也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和影响。本文拟就这一事件发表一点粗浅看法,以求教于同志们。产生党锢之祸的原因任何历史事件的产生原因。

论东汉党锢之祸

东汉中叶以来危机四伏,皇帝又“多不 永年”,形成了宦官与外戚轮流专权的局 面。到了桓帝时期,宦官擅权的情况更为严 重,代表地主阶级正统势力的李膺、陈蕃等 官僚,与以郭泰、贾彪为首的大学生和儒生 联合起来,共同抨击宦官的残暴统治。于 是,在延熹九年(公元一六六年)和建宁二 年(公元一六九年),宦官利用皇帝这个傀 儡,寻机向党人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残酷迫 害活动,史称“党锢之祸”。党人的“杀身以求仁”的悲剧,历来受到封建史学家的同情和赞叹。建国以后,不少学者把这次党争仅仅视为“内讧”或“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之争”。作为历史科学只停留在对历史现象简单的的描绘是不够的,应该认真地进行阶级分析,区别对待,对各种历史现象做出本质的分析。只有这样,历史才能真正起到借鉴的作用。因此,有必要研究东汉末期为什么会出现大规模的党人斗争?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这次斗争?本文就此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党锢之祸与东林党争

党锢之祸和东林党争分别为东汉末年和明朝末年两大救世悲剧。两大历史事件遥隔千余年,其间,士人们的救世行为和所遭受的残酷打击颇多相似之处。究其原因,主要缘自士人们的自身局限;士人们不具备独立的社会主体地位;士阶层特有的清高和自傲,不易与其他阶层平等相处;长期受儒家思想的熏陶,较多迂腐和呆板,缺乏机变处理复杂政治事务的能力;与皇权的激烈对抗。

李固与后汉党锢之祸

本文试图从梳理东汉著名政治家和文人李固与东汉党人的关系中,探寻李固对党人的影响,借以揭示东汉“党锢之祸”的发生原由及其产生的影响,从而展示汉末乱世给士人带来的深刻影响及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与气节。

东汉末年的士人政治——关于党锢之祸的历史解读

东汉后期,政治开始趋于腐败,社会渐显动荡,经济亦逐渐走向不平衡,土地大量集中于豪族、权臣手中,士人阶层在专制的压迫和权势的诱惑下开始走向分化。发生在东汉桓帝、灵帝时期的党锢之祸是东汉末年士人参政的集中体现。

从学生运动看大学生人格精神——以汉朝“党锢之祸”和近代“五四运动”为例

学生运动向来被当做推动社会进步,解放群众思想的活动,从中国古汉代的"党锢之祸"、宋代"太学学生运动"到近代的"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纵观千年,学生运动促进了改朝换代和社会的进步,甚至影响了历史的变迁。但是学生的思想过于激进以至于多数以悲剧告终。本文选取了古代汉朝的"党锢之祸"和近代"五四运动"这两种分别代表古代和近代两个时期的学生运动,从历史背景出发,分析大学生的人格精神和大学生的历史使命。

东汉走向灭亡的开始两种视角下的党锢之祸

古文里,党多半是个贬义词。《论语》里说:“君子不党。”后人解释,互相帮忙隐瞒恶行,这叫作党。锢的本意,是把金属熔化,堵住空隙。引申为禁止的意思。所以,党锢字面的意思,就是禁止结党谋私的人做官。实际上,东汉末年那些被指称为党人的士子,当然不会承认自己结党营私。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自己志行高洁,胸怀天下,坚决与那些集中了世界上一切邪恶的宦官做斗争。整个事件,就是那些奸诈小人对自己诬陷与迫害。

略论东汉党锢之祸——与唐振常先生商榷

唐振常先生在《派性考略》（下文简称《考略》，载1979年《社会科学战线》第一期）一文里，列举我国历史上四次最大的党争，详细地考察了派性的形成、表现及其后果，是最近值得注意的一篇文章。兹就东汉党锢之祸提出一些看法，以与唐先生商榷。 一、党锢诸人是派性集团吗？ 《考略》根据其派性形成的理论，谓东汉党锢诸人是“共同利益的结合”，他们与宦官的矛盾，为“政治权力的争夺”，是为了“求得政治上的上升，经济上的多得”，是由于“宦官子弟多为地方官，挡住了士子的前程”。

从“因师获印”之议看党锢之祸

东汉时期皇权逐渐强化,皇帝重用近臣(多为外戚、宦官),士大夫在朝廷只是受命办事,被边缘化。但由于察举制和征辟制的实行,东汉中后期逐渐形成了士人阶层。日渐强大的士人阶层对"不亲接"的地位开始不满意并和皇权逐渐产生了冲突,周福"因师获印",党议兴起;"因师获印"所导致的党议是士人阶层为获得朝廷核心权力而和皇权产生的冲突加剧的表现,是士人阶层在经过向皇帝上书争取核心权力不成功后以党议的方式对皇权的施压。随着士人阶层在赦后杀人,与皇权的冲突逐渐加剧,从而导致了党锢之祸的爆发。党锢之祸是东汉儒学取士、士人阶层强大和东汉专制的皇权体制之间的矛盾而导致的士人阶层和皇权之间冲突的结果。

东汉党锢之祸

东汉中叶以后,外戚与宦官的争权夺利愈演愈烈。桓帝时期,以李膺、陈蕃为首的官僚集团,与以郭泰为首的太学生联合起来,结成朋党,猛烈抨击宦官的黑暗统治。宦官依靠皇权,两次向党人发动大规模的残酷迫害活动,史称'党锢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