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危机背景下的产业政策

作为经济政策三角形的第三边,产业政策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样,在经济学领域一直争议不绝。本次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后,从金融领域到实体经济,产业政策的作用得到充分彰显,并表现出战略性、系统性和追求长效性的特点。产业政策实效性的提高可依赖多种途径,包括:增进产业政策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配合,践行政策的经济性原则;强化市场化辅助功能,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构建核心产业链,提升本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规避贸易摩擦,营造良好的国际市场环境;寻求全球联动性产业政策实施的可能性,拓展产业政策的战略视野;完善政府管理体制,减少政府干预的效率损失。

全球性危机的反向解析——论全球性危机的积极价值取向

美国"次贷危机"引起人们对全球性危机的重新思考,马克思、恩格斯对经济危机的认识,后期否定了危机与革命的内在联系性。一百多年全球化发展历程表明,全球化在促进世界经济跳跃式发展的同时,其遵循的市场经济规律必然伴生着全球性危机这一次要矛盾。全球贫富分化、全球生态危机、全球军备竞赛等问题确实危及人类安全。但任何矛盾都是对立统一的,对全球性危机也可以从促进世界安全上作出积极的价值取向。只要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认识全球性危机,破除对全球性危机的单性思维,就能使全球化更加健康和谐的发展。

全球性危机背景下的产业政策

张凤超撰文指出,产业政策的细微之处正是其魅力之处,宏观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间接性,导致政策效果的可控性有所局限,政策乘数作用的充分发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实中的一些＂其他因素＂．甚至包括诸如“人们的预期”此类难以驾驭的因素.

全球性危机根源及克服途径刍论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科学技术蓬勃发展，人类在改造自然界的大实践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也带来负面效应，酿成全球性危机，给人类的生存发展造成巨大障碍和灾难。建立起人类与自然界和谐发展；实行科技发展社会伦理化标准；坚持社会持续性发展；建立国际新秩序等来整治和逐渐根除全球性危机，才能使人类臻于真、善、美的理想境界。

全球性危机让人类学会谦虚

对目前金融危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美国经济学家布兰查德（Blanchard）和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同事还保持着相当的乐观情绪，他们认为美国没有机会重演1930年代的大萧条，因为人们已经从那段痛苦的经历中吸取教训了。布兰查德长期研究宏观经济，他写的宏观经济学教材畅销全球，在学术界亦享有很高的声誉。但这次他的话有点太不“谦虚”了，就连素以乐观派自居的哈佛大学曼昆（Mankiw）教授（同样也是研究宏观经济）都觉得他的话说过头了，“没有机会”这样的字眼在他看来，显然有悖于经济学家的职业素养。事实上，经济学界对大萧条还远远没有达成共识，对那段历史的研究并没有形成有广泛说服力的解释。

新一轮全球性经济衰退与中国经济

自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经济全球化深刻影响了各国的产业结构、经济模式、法律法规以及文化生活。产品制造的全球合作,各国的经济也因此进入了一个互相关联的全球体系,全球性经济衰退将不可避免地对全球各个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旦出现全球性经济衰退,将对全球、整个产业链和市场产生负面冲击。当前世界各国缺乏短时间内建立替代性产业的能力,这将引发链式反应,对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和谐共处:应对全球性危机的重要理念

"和谐共处"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形成的应对理念。由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爆发的危机具有全球性的特点,因而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形成的"和谐共处"理念,其思维、观念具有全球性、全局性、时代性,它不仅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理念,而且还是应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其他全球性危机的重要理念。

民粹主义的反向运动与全球性危机

回顾2011年,有两件全球性的危机值得深思。一方面,中东北非地区的＂阿拉伯之春＂尚未结束;另一方面,欧债危机让欧洲国家的领导纷纷下课,以＂占领华尔街＂为代表的占领运动则持续刺激着欧美国家。时隔3年,金融危机的政治后果开始显现。概言之,＂阿拉伯之春＂让中东北非的民粹主义政权纷纷倒台,而金融危机则让西方民粹主义运动开始抬头。

山火频发已成全球性问题

2023年4月末至今,加拿大艾伯塔省、新斯科舍省以及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先后爆发了大规模山火,目前已经演变成为一场蔓延全国的超级山火。在地球亿万年的发展史上,山火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山火是区域生态系统新旧更替的一个重要助力。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日益加剧,山火在全球范围内爆发的频率和强度也越来越高,目前已成为一项全球性危机。山火频发还产生了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加剧全球气候变暖。目前全球森林火灾每年都向大气中排放约15亿吨二氧化碳,据科学家预计,未来随着山火爆发频率和强度的增加,全球林火碳排放还会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为打破全球气候变暖与山火频发间的这种恶性循环,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森林保护和管理,减少因山火引发的温室气体排放。

应对全球性危机需要作出全球性反应--对话斯蒂格利茨

本文是德国广播界和出版界知名记者格瑟克·冯·吕布克与美国当代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对话，译自《未来源自危机》（德国黎曼出版社2009年版，中文版即将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一书。对话围绕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气候危机的原因和未来趋势展开，严厉批评了美国政府和华尔街的不负责任，批判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以及全球化的不利后果，并探讨了斯蒂格利茨之前曾提出的积极变革全球经济和环境治理的一些重要设想。

全球性环境危机与中国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立法完善

刑法是保护环境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人类社会面临全球性的环境危机的情况下,世界各国的环境刑事立法方面出现了刑法调控范围扩大化、处罚严厉化、处罚方法多样化和以预防为主的趋势。为了治理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中国1997年修改刑法之后规定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但是,由于立法价值的偏离,中国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存在着一些缺陷,应借鉴世界环境刑法的立法经验,并结合中国环境治理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必要的修改。

全球性制度危机及中国改革探索对世界的贡献

当今世界,人类社会面临的最严重危机不是经济危机而是制度危机,无论是全球治理层面还是国家治理层面,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制度变革远远落后于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新制度供给严重短缺。在全球性制度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逐渐被世界认可。文本重点研究的问题包括:世界制度危机的表现和根源;中国的制度到底有哪些鲜明的特点和优势;我们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的底气何在;中国的发展和改革探索对世界范围的制度危机有哪些贡献。

根源与出路:反思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性危机——俄罗斯学者访谈

新冠肺炎疫情自暴发以来,引发了一系列全球性危机。俄罗斯学者围绕新冠肺炎疫情的本质与现象、影响与变化、问题与出路三对关键词,深入思考了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全球性危机的根源、新冠肺炎疫情对重塑世界政治新秩序的影响以及后疫情时代全球化发展的新方向。他们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全球性危机,表面上看是医疗卫生问题,而实质上是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所致,是资本主义体系本身固有矛盾在新条件下的爆发,是全球资本霸权对全球发展的灾难性威胁,其性质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系的系统性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国际社会本已非常尖锐的矛盾,宣告了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政治旧秩序的失效,必将引发构建国际政治新秩序、改组无力的国际组织等一系列行动,使各国达成真正的团结以应对全球性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全球性危机表明,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时代已结束。

失业——全球性危机

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昂塞纳最近指出,失业已成为全球性危机。除经济正处在繁荣上升的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外,失业浪潮几乎波及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改善就业形势的前景也不令人乐观。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全世界失业的现状,产生的原因、造成的影响和采取措施解决就业难题,本刊组织了这次采访,约请本刊日内瓦、华盛顿、巴黎、波恩的特约记者以及国内的经济问题专家撰写有关报道。

全球性危机背景下的产业政策

张凤超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撰文指出，产业政策的细微之处正是其魅力之处，宏观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间接性，导致政策效果的可控性有所局限，政策乘数作用的充分发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实中的一些“其他因素”，甚至包括诸如“人们的预期”此类难以驾驭的因素。而产业政策针对性的作用机制，

年末国际金融动荡会引爆全球性危机吗？

现实与历史 北半球2014年年末进入隆冬时，位于北半球的俄罗斯经济也面临一股寒潮：在西方联手制裁与国际原油价格下跌的双重压力之下，卢布直线下跌。12月15日当天，还上演了卢布对美元汇率暴跌13％的一幕。卢布一年内已经贬值50％。俄罗斯央行16日凌晨紧急宣布，将基准利率由10．5％直接提升至17％，至此，俄罗斯央行已经对外汇市场进行了8次干预。

全球性道德危机与道德重建——麦金泰尔道德哲学意蕴

作为当代西方道德伦理学家的麦金太尔,一直以来都关注着社会伦理道德理论研究与现实状况。本文正是对其在道德危机领域的研究做了简单的梳理,对其关于当今全球性道德危机产生的根源及其重建进行了归纳与概括。

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的制度原因及社会根源

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的制度性原因是国际货币体系存在主要以美元作为世界通币,而美元却有美国按其国内需要而发行的制度缺陷;但深层次根源是美国在政治经济制度上长期对外推行全球性扩张、对内奉行扩张性超前消费政策,靠不断创造美元流动性来补偿其扩张政策产生的巨额赤字开支。日积月累,引发美元贬值、国际通货膨胀,最终导致全球型经济危机发生。金融衍生品加速了危机的进程。

人类世生态危机与“地球系统治理”——基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反思与回应

在人类世境遇下,面向日益加剧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地球系统治理”的倡导者试图凭借新兴的社会技术力量,在不同治理规模上调节和把控人类对地球系统的干预。尽管“地球系统治理”在全球制度建构方面具有一定的参考性,但是因其隐含的技术崇拜和威权主义倾向,未能对造成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政治经济根源展开分析,而无法成为全球性生态危机治理的首选方案。对此,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出发回应“地球系统治理”,不仅可以补充对资本主义作为全球性生态危机驱动力的结构性批判,还可以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治理方案。从当下来看,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基础的全球性生态危机治理的中国方案,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旨在以对话、协商和合作的方式,在人类世境遇下实现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有效治理。

泰国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

本文深入研究泰国应对2009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本文提供的经验性证据表明，财政政策不如货币政策有效。减税比政府支出更加有利于增进产出。保持低估的汇率并不能产生增大产出的效果。持续的经济复苏需要有世界贸易量的增长和经营信心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