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数字治理赤字:表现、成因与中国的应对

随着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当前全球数字治理体系远不能满足国际社会对全球数字治理的需求,全球数字治理赤字已然显现。全球数字治理赤字集中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器物、制度及理念等治理基础的供给赤字,主要表现为全球数字鸿沟进一步拉大、制度建设缺失严重、主导理念严重滞后;二是治理运作中的效果赤字,主要表现为数字霸权主义、数字保护主义和数字帝国主义。全球数字治理赤字的形成来自治理环境、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的共同作用。面对严峻的全球数字治理赤字,中国挺膺担当,通过深化数字基础设施、数字贸易和数字人才合作来提升全球互联互通水平和弥合全球数字鸿沟;通过主动创设治理机制、先行探索治理规范以及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规则对接来提升全球数字制度建设水平;通过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数字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全球数字治理理念方面贡献中国智慧。

数字主权与全球数字治理

数字主权是国家主权在数字领域的自然延伸,同传统主权一样表现为国家在数字领域的对内最高管辖权和对外独立自主权。数字主权大体包括网络主权和数据主权两个方面。就网络主权而言,应当坚持网络空间的“和平”和“日常”属性,强调一国基于国家主权所享有的管辖权、管理权和规制权;就数据主权而言,应当探索平衡、适度的跨境数据流动监管路径和方法,在维护数据主权与发展数字经济之间求得最优解,有望推动全球数字治理正向发展,对其的异化和滥用则可能诱发监管过度扩张、加速西方国家对华“数字脱钩”。作为因应,中国在国内层面应当坚持数字主权的国家属性和“防御”属性,探索更加平衡、适度的监管方法和路径;在双边层面应当对“等效监管”要求作出更加灵活有效的应对,包括考虑主动进行“逆向”充分性认定;在多边层面应当探索确立以主权平等为基础的全球数字治理模式,并充分利用有关区域性机制。

WTO电子商务谈判与全球数字治理体系的完善

WTO电子商务谈判将为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的完善带来新的多边框架。各方在WTO框架下就数字贸易便利化、电子交易便利化、网络安全等议题所达成的实质性的、统一的诸边(多边)协议,将为全球数字贸易和电子商务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新的规则框架和制度性保障。但各方在电子传输关税和数字税、跨境数据流动和数据本地化、源代码保护和源代码中的算法公开等方面的争议、分歧,以及大国间的规则之争、模式之争,不仅会影响WTO电子商务诸边谈判进程和协定的签署,还会影响WTO电子商务协定数字规则的广度和深度。作为世界第二数字经济大国、第一电子商务大国,中国应在继续推动WTO电子商务诸边谈判尽快达成高标准、平衡、包容的数字贸易、电子商务国际规则的同时,继续以更高标准的数字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协定为载体提高中国在全球和区域数字治理及规则制定中的制度性话语权,继续以制度型开放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全球数字治理的内涵、价值取向及其面临的困境

数字全球化在数字全球的流动中既有可能使全球获得收益,也有可能因各国对数据及其相关权益的认识不同以及数据的特殊性,而引发更大的矛盾与冲突。鉴于此,数字全球化客观上要求进行全球数字治理。全球数字治理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依靠数字(数据)的治理”和“针对数字(数据)的治理”。数据技术的“异化”问题已经使人类处于一个风险社会之中,为了克服数据技术的异化和走向全球善治,全球更需要的是“针对数字(数据)的治理”。然而,各国的治理手段和治理目标相去甚远,因此,从价值基础来看,全球需要寻找“最大价值公约数”;从价值取向来看,全球需要共同协调实现数据安全的路径,并通过“猎鹿博弈”来实现全球数字治理的正和博弈。在当前情况下,全球数字治理面临着诸多困境,但最根本的困境就在于信任赤字和认知固化。各国相互之间难以协调一致也是因为信任赤字和认知固化。

全球数字治理的中国方案:挑战、逻辑与应对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发展,促使人类从工业文明转向数字文明新阶段。随着文明数字化与数字文明化融合程度加深,数据安全、算法风险、人工智能伦理、数字监控等问题丛生。寻索应对数字化风险挑战的有效方案,是21世纪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也是人类共享数字文明的前提要求。在实践中,西方数字治理通过“政治结盟”制定数据流通、数字技术、数字贸易等行业标准,意图构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数字范本”和“数字模板”。稳固数字盟友的全球霸权,谋求独断性超额垄断利益,以数字治理之名行数字统治之实,难以为破解数字治理共识缺失、治理规则碎片化等难题提供可行方案。全球数字治理的中国方案立足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根基,倡导自觉参与的治理主体关系、“数字合作”的治理思维、“数字共识”的治理指向、“数字正义”的治理目标;基于共商共建协调差异性数字治理诉求,围绕德法兼治制定公平性数字治理规则,善用数字红利防范频发性数字安全风险,抓住数字机遇弥合扩大化的数字鸿沟等;基于共同意志和共性利益的数字治理契合点,寻求破解数字治理挑战的实践路径。它基于数字治理正义的理论逻辑与现实探索,为应对全球数字治理挑战贡献了数字文明的新智慧和新方案。

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的重构与中国因应

全球经济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和全球数字贸易的持续增长对现有规则基础上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协定正在成为全球数字治理及规则制定的重要载体。文章基于TAPED数据库的数字贸易条款异质性分析和Python的文本相似度分析发现: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的适用范围越来越广;规则的标准和约束性越来越高;规则的融合趋势越来越显著;美式数字规则、规范在区域和全球数字治理体系中的扩散、内化程度越来越高;中国已签署的区域贸易协定的数字规则广度和深度与CPTPP、USMCA、DEPA相比还存在较大差异。为此,中国有必要以更高水平、更具约束性、更具可预测性和可执行性的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协定为载体,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及规则制定。

全球数字治理碎片化的表现、成因与应对

目前全球数字治理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特征,其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治理主体、方式和涉及的子议题。具体来说,虽然有多元行为体的参与,但在国际层面仍没有达成合作的共识;虽然有多种治理方式,但基本是对抗的;虽然涵盖了诸多子议题,但缺乏共同的核心议题。全球数字治理之所以出现碎片化,除了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自助体系、逆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以及理性选择的驱动等普遍性因素外,还在于数字资本主义与数字社会主义之间的较量,风险社会失控的可能性以及数字安全的泛在性等特殊性动因。这不仅拉大了各国间的地缘政治张力,加剧了国际数字贸易结构的失衡,还进一步引发了国际媒体对真相的扭曲。在此背景下,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持续推进数字技术的发展;强调消费者主权,联合欧盟共同反抗美国企业主权的无限扩张;加快建设数字丝绸之路,积极构筑数字治理共同体。

全球数字治理:分歧、挑战及中国对策

数字化发展离不开数字治理,大国数字治理博弈是科技之争、规则之争,也是主导权之争。目前,全球尚未形成统一的国际规则和各国相互协调的数字治理体系,各国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选择不同的数字治理模式,使得全球数字治理呈现碎片化、分裂化特点。各国数字治理的立场分歧主要体现在数据自由开放与保护、数字安全、价值理念、执法方式等方面。美欧各自主导了全球两大数字治理体系,并力图推动其成为全球范本,给我国数字治理带来了全新挑战。要明确我国数字治理的总体思路、发展方向与指导原则,大力提升国家数字治理能力水平,推动数字领域高水平开放,积极参与双/多边数字治理规则谈判与国际合作,形成适合我国当前发展并引领未来的数字治理体系与政策框架。

全球数字治理的中国方案:背景、内涵及路径

数字全球化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引发全球性数字治理难题。中国政府总结国内数字建设经验,提出了全球数字治理的中国方案。中国全球数字治理观以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为基本目标,坚持“以人为中心”和“基于事实”的价值基础,以秉持多边主义、兼顾安全发展、坚守公平正义为基本原则。为实现全球数字治理的目标与价值,中国政府倡导和参与了一系列全球数字治理实践,为推进全球数字治理进程,打造“数字命运共同体”做出了积极贡献。

全球数字治理视域下数字贸易国际规则探究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区别于传统模式的新兴业态,成了新一轮国际竞争的关键领域,并带动了数字贸易的出现和发展。数字贸易与传统贸易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为此,建立和完善数字贸易规则已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新议题。当前,处于数字全球产业链不同地位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数字贸易诉求,构建融入全球数字治理体系并且包容性更强的多边数字贸易国际规则至关重要。在此过程中,需要提升数字治理水平,积极寻找各国贸易利益融合点,提高规则包容性和议题多元性,营造自由便利的贸易环境,减小数字鸿沟,不断向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迈进。

风险感知视角下的全球数字治理

全球数字治理正在由“问题导向”向“风险导向”转变,这源自于数字技术发展的迅猛态势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强以及数字风险的全球化趋势。数字风险无法被完全量化,风险感知成为塑造国家数字战略和具体行动的主要因素,数字发展水平的参差以及战略重点的偏向构成了同一风险领域的不同风险感知。风险感知的强弱偏差会阻碍治理共识的达成,放缓全球数字治理的脚步。风险是无限的但全球资源不是无限的,全球数字治理的关键在于准确感知风险,对于不同强度的风险采取差异化的治理措施,对于不同类型的风险采取针对性的治理方法。将概率推算(定量)与直觉判断(定性)的方法相结合,运用科学的“感官”让数字风险“可见”,再经由专业的全球数字治理机构全面评估风险的概率与后果,选择最需要预防的风险和必须要接受的风险。凝聚国家对数字风险的共识,在保持创新发展和降低风险的平衡中实现良好的全球数字治理。

全球数字治理:发展、困境与中国角色

伴随着全球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国际社会面临的风险与挑战也在不断增加,全球数字治理已成为全球治理的前沿议题与重点工作。在经历了早期纯科技性质的协调之后,国际社会先后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框架、数字税改革、区域性数字合作等领域取得了若干成就。中国在这个过程中积极引领和参与相关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贡献。不过,受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影响,全球数字治理在基础、规则、方式、主体和客体等五个层面均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对当前的全球数字治理困境有客观理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在根本理念、制度平台、科技创新、前沿应对等层面发力,不断为全球数字治理提供新的实践成果与理论指引。

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的发展趋向及中国方案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博弈的复杂性、长期性将不断加剧,呈现出单边化、差异化和碎片化等发展趋向。国家主权双重性的促动、国家利益需要的塑造以及国际社会结构的影响等多重因素,共同塑造了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的发展趋向。中国需要加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治理方案,在国内层面加强数字法治建设,为深度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提供有力支撑,在国际层面积极倡导“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包容性全球数字治理秩序。

全球数字治理挑战、制度竞争与中国方案

数字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风险和挑战。“数字鸿沟”不断扩大、数字霸权主义抬头、全球经济社会潜在风险不断增加、全球数字治理制度竞争等严重阻碍着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这些挑战和风险亟须国际社会合作,加强全球数字治理。无论是美国的“数字霸权”还是欧洲的“数字主权”,都因基于私利而遭到国际社会的抵制。作为世界第二大数字经济国,中国坚持数据主权,大力推动数字技术发展,积极开展数字技术国际合作,为全球数字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同世界各国一道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完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大国战略竞争时代全球数字治理新态势及中国的应对方案

当前,国际关系进入大国战略竞争时代,伴随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国际数字领域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焦点领域,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供应链、数字规则以及数字意识形态等层面的国际竞争持续深化。在此背景下,全球数字治理不断推进,并呈现出多方竞争国际数字领导权的新态势。为有效应对这一新态势,中国需要在引领开放性全球数字治理的深入推进、筑牢参与全球数字治理的实力基础、构建双边多边结合的国际数字合作网络以及统筹国际数字治理中的发展与安全等方面进一步着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数字治理风险及其应对

数字化转型为人类社会提供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治理制度碎片化、集体行动困境以及数字权力分配不均等全球数字治理风险。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公平正义的根本原则超越了数字霸权,以合作共赢的实践要义谋求数字发展,以开放包容的价值理念兼顾多主体诉求,为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数字治理新秩序提供价值遵循。应对全球数字治理困境,应当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全球数字治理的实践指南,通过重塑制度规范,营造全球数字治理共同体;推进数字合作,践行多边主义原则;促进文化交流,凝聚价值共识。

构建全球数字治理新秩序的现实困境及中国方案

随着数字经济贸易的繁荣与数字全球化的发展,全球数字风险也急剧增加。由于各国数字治理模式差异显著,难以有效化解全球数字风险,因而构建全球数字治理新秩序成为各国的迫切需要。当前,全球数字治理面临着多边机制失灵与规则供给不足的治理赤字、南北国家数字鸿沟扩大的治理失衡、数字霸权与数字保护主义抬头的治理乏力三重困境。为应对全球数字治理困境,中国需从顶层设计、规范再造、基础建设与理念更新等方面着手,为构建全球数字治理新秩序提供中国方案。

数智时代全球数字治理的现代性困境与中国战略选择

基于“数智”时代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融合叠加效应,人类社会正在向高阶数字文明新形态加速演进。数字文明新形态的建构要求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向“数智”领域深度拓展。全球数字治理作为协调不同治理主体参与数智全球化的规则制度,面临着数字资源与共同性财富分配不均衡、数字治理壁垒增多、技术理性压制价值理性的多重现代性困境。受西方数字帝国主义国家挟制的全球数字治理在形成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基础上,推动了数字资本权力的垄断扩张,这显示出数字帝国主义霸权统治从内部规定着全球数字治理的深层逻辑。以“数智”全球化为契机,数字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将在“利益—责任—价值”共同体建构的三重维度,变革全球数字治理体系,推动全人类创造数字文明新形态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指向了超越数字帝国主义统治与霸权治理逻辑的多元数字文明发展的未来理想图景。

全球数字治理:理论问题、价值目标和治理工具

全球数字治理主要是指“针对数据的治理”,但也包括“依靠数据的治理”,因而数据既可能是治理的对象也可能是治理的工具。由于全球数字价值链前端、中端、末端的问题存在着重大差异,因此全球数字治理必须要针对不同阶段、不同端位的问题运用不同的工具和不同的手段。全球数字治理不可能依据某一种理论就形塑出完善的制度,应对全球数字治理的复杂性将是多种理论、多种工具的混合使用。鉴于此,全球数字治理无论是理论、工具还是制度、机制等,在可预见的将来都是碎片化的,各国在其中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机会主义。

中国数字平台治理的逻辑建构与路径

数字平台治理是当前社会治理的新兴领域,市场垄断、信息把关、数字伦理等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基于各自的历史脉络与制度传统,不同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差异化的治理模式。总体来看,美国更强调市场竞争,欧盟则注重立法监管,英国立法与执法并重。中国的数字平台发展迅速,对应的治理模式正处于变迁、探索的过程。本文主要从智慧监管理论视角出发,分析常态化监管下中国数字平台的治理理念、治理主体与治理工具。当前,政府部门、平台企业与社会力量三方共治体系逐渐成形,立法、司法、行政力量、技术过滤等治理方式日趋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