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对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因应

从七七事变爆发到淞沪会战结束的全面抗战初期,上海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有组织的发展阶段。国共两党对民众的抗日斗争有不同的因应。国民党充其量是顺势而为,本质上是对民众运动的管控。共产党积极推动上海民众的抗日斗争,主张对民众进行彻底的、革命式的动员。国共双方对民众运动的因应差异是这一时期片面抗战路线与全面抗战路线之对立的具体体现。

时局、地理与全面抗战时期的云南蚕桑业

抗战时期是云南蚕桑业发展的重要阶段。为推动后方建设,支援抗战,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云南蚕桑业发展受到国民政府、云南地方和社会各界的重视,提出了云南蚕桑复兴计划,在宜蚕区积极推广蚕桑业。但是,受云南特殊的高原山地地理环境的制约,以及“战时”影响,在较短时间内,云南蚕桑业发展的成效较为有限。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争取合法地位的斗争述论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坚持独立自主发展方针的前提下,通过与国民党谈判、反对国民党制造的磨擦及联合其他抗日党派等途径的斗争,争取自身合法地位。虽然国民党始终不愿也没有从法律层面承认中共合法,但中共在上述斗争中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保障了自身生存发展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事实上的合法地位,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对全民族抗战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并最终发展为“决定中国命运”的“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

全面抗战时期广东洋米进口述论

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之后,受战争破坏、洋米进口困难、邻省限制粮食自由流通、日军抢夺和低价购买国米等多重因素影响,广东大米输入减少,复以灾荒频仍,使本来就是缺粮大省的广东粮食短缺问题更加严重,全省米价飞涨,民不聊生,抢米风潮频发,军粮民食面临巨大困难。面对日益严峻的米荒局面,广东省政府1938—1939年上半年与中山县等县政府和潮汕等地商会一道,屡次向国民政府申请洋米免税并获批准。为缓解广东粮食问题,1939年下半年之后,国民政府不再纠结洋米是否免税,放开政策鼓励进口。与此同时,广东省政府也颁布《广东省非常时期人民购运洋米入口颁给奖章奖状办法》等条令,鼓励民间自行进口洋米。在广东省、县政府和各地商会努力下,1938—1942年分别输入448.37万、156.7万、25.9万、121.9万和27.2万市担洋米,进口数量虽然较全面抗战之前大为减少,但是对于广东民食还是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作用,从而也间接支援了广东抗战。

全面抗战前国立山东大学的特色生成之路

作为一所坐落在非中心城市的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办学时期探索建立现代大学教育体制,构建综合性大学框架,实现了一所地方性大学的国立化蜕变,在全面抗战前成为全国13所综合性大学之一。探讨国立山东大学的学科凝聚与特色生成的历史进程及其成因,不仅可以丰富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认知,还能深化理解中国现代史上政治与教育、现实与学术的关系。

全面抗战时期黔桂铁路的修筑与历史作用

黔桂铁路修筑于全面抗战时期,是桂越国际铁路的组成部分。由于地势险峻,缺乏资金,以及受战争局势的影响等,修筑过程异常艰难。数以千万计的中国民众为这条战争生命线的开辟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打破了日军的封锁,促进了西南边疆地区的发展。

全面抗战时期党在灾荒防治工作中的社会动员——以两大红色报刊相关报道为中心的考察

社会动员是党在全面抗战时期开展灾荒防治工作时所使用的重要方法,在生产备荒和灾后救济等环节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党和政府创造性地运用了组织动员、示范动员、竞争动员和资源动员等动员方式,发动根据地的男女老幼参与开荒耕种、灭蝗、兴修水利、抢种抢收和手工业副业生产等一系列灾荒防治工作。党和政府的社会动员工作不仅保障了根据地的生产、预防了灾荒发生、减轻了灾荒的破坏,同时也在社会上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在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意义上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全面抗战时期内迁重庆的报纸及其影响研究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内迁重庆成为战时陪都,71种报纸也随之内迁。论文对71种报纸的出版时间、原出版地、迁移次数和在重庆出版持续时间4项信息进行统计并结合史料进行了分析。从时间维度看,1938年内迁重庆创办报纸数量最多,达13种;去掉停刊时间不明的38种报纸外,占内迁重庆报纸总数的46.5%的有33种报纸,在重庆持续出版时间最长的达14年。从空间维度看,原发行地在重庆地区的有57家。内迁重庆复刊/创刊的71种报纸,80.28%的报纸未迁移;迁移一次至重庆的报纸最多,有11种;迁移两次的报纸为2种;迁移三次的报纸仅有1种。报纸内迁重庆促进了重庆地区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部分改善了东西部地区报纸分布不均的格局,为抗战宣传作出了突出贡献。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党员教育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持续开展党员教育,以提高农民党员的思想认识与政治水平,引导广大乡村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和政治方向,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和中心工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在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党委、边区中央局)领导下,边区乡村党员教育以西北局高干会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乡村党员教育中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比较严重,教学方式以照本宣科为主,教育形式主要是流动训练班,教材内容艰深、枯燥无味。后一阶段,结合全党整风,较好地纠正了党员教育中存在的偏差,面向乡村党员干部的扫盲教育与政治教育取得显著效果,基本实现了巩固和发展党员的目标。

全面抗战时期的所得税改革思想

全面抗战时期的所得税改革思想遵循两条主线,即战时税的战费筹措功能发挥和现代税收理论指导下的税制改革。其中,前者是中心,且规定和支配后者。改革思想主要聚焦于征税范围、税率、起征点、减免税额等税制要素。其所呈现的特点有:核心围绕战时性、思路体现阶段性、研究倾向应用性以及持论力求务实性。提供的启示包括:修订所得税制必须在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根据实际状况动态实施,且要兼顾纳税人权利和国家财政收入。

全面抗战时期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述论

全面抗战时期,为了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以应对复杂的战争局势,中共中央明确提出要加强文化教育,使工农干部实现“知识分子化”。在这过程中,党既要克服工农干部的学习态度问题,又要解决师资缺乏这一现实难题,还面临着文化教育和政治理论教育孰先孰后的艰难选择。全面抗战时期工农干部的文化教育提高了工农干部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纠正了大革命失败后党内逐渐形成的对知识、知识分子的错误认知,并为党开展干部教育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全面抗战时期《新中华报》的八路军形象塑造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不断发展壮大,引起日寇的畏惧以及国民党反动、顽固势力的嫉恨。日寇为消灭八路军,除了军事进攻,还不断从舆论上对其肆意污蔑;国民党顽固派为阻止八路军发展壮大,不断制造各种谣言加以诋毁,试图通过损害八路军形象从而降低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在抗战时局中的影响力。《新中华报》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之一,是党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发声器”,自觉肩负起帮助八路军摆脱诬陷困境、树立八路军积极正面形象的重任。《新中华报》从政治、军事、作风纪律和文化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客观真实的报道,树立起八路军坚持团结、积极抗战的正面形象,促进了根据地群众对八路军的拥戴,扩大了八路军在全国全世界的正面影响,推动了国内外对八路军的援助。

“变”与“不变”:全面抗战时期《晋察冀日报》七七事变纪念话语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借助《晋察冀日报》(原名《抗敌报》)刊登七七事变纪念相关文章,构建了特征鲜明的七七事变纪念话语体系。《晋察冀日报》七七事变纪念话语始终聚焦抗日救国的时代主题,强调统一战线的重要地位。在不同的抗战阶段,《晋察冀日报》七七事变纪念话语内涵侧重有所不同:在战略防御阶段,着重动员根据地军民积极投身抗战,坚定抗战必胜信念;在战略相持阶段,强调反投降、反分裂,以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在战略反攻阶段,力倡发展生产、实现民主。《晋察冀日报》对七七事变纪念话语的宣传,有助于激发晋察冀根据地以及全国民众投身抗战的热情,塑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光辉形象,建构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的民族记忆。

全面抗战时期《新中华报》“七七”纪念报道中的抗日话语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新中华报》在每个“七七”纪念日前后坚持刊发纪念文章,报道纪念活动,发布全国通电,将“七七事变”的历史记忆与抗日斗争紧密结合,凸显出鲜明的抗日话语。《新中华报》以“七七”纪念报道为契机,构建“七七”抗日话语,坚定抗日战争必胜信念、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民族妥协投降主义、坚持敌后抗战方针政策,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全面抗战时期党报党刊爱国主义思想传播——以《新中华报》为考察对象

全面抗战时期,《新中华报》作为面向全国的中央机关报,充分发挥宣传带头作用,积极传播爱国主义思想。《新中华报》传播国家认同观念、表达爱国主义情怀、维护抗日统一战线。《新中华报》坚持党的领导,遵循制度化传播;贯彻群众路线,深化大众化传播;聚焦宣传创新,注重多样化传播。《新中华报》对爱国主义思想的传播,唤醒了民族救亡意识、动员了全民族抗战、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培养民族复兴新人的努力——以《新中华报》的“四四”儿童节纪念为例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直为将儿童培养成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人才而努力。《新中华报》作为全面抗战时期重要的党报党刊,中国共产党借助报刊中关于“四四”儿童节纪念文章,向民众展现边区儿童教育与宣传工作的成效,强调儿童是“新社会的主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号召儿童加入抗日救亡队伍,共同努力取得抗战的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也论全面抗战初期川军的形象与战力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川中将士分赴南北抗日疆场,各大战役几乎均可见其身影。亦因抗战,川军形象由川省内战时期的“双枪兵”实现华丽转身,瞬息成为“卫国之师”。实际上,在出川抗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就川军形象与战力而言,呈现出来的是截然相异的两种叙事范式,一面是牺牲与奉献的宏大画卷,另一面则是饥饿与混乱的底层样态。细品全面抗战初期川军形象与战力两种不同的叙事路径,其背后原因多多,而派系因素导致的川军出川之初遭遇的种种困境则是内因之一。然随着中国抗战的持续演进,以及民族主义的高昂激荡,川军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形象渐渐定型;或者说,随着时局的变化,川军的战力已不仅仅表现于实际的战斗效能,而是一种“无川不成军”的全民族抗战救国精神。

愈挫弥坚:全面抗战初期中英借款交涉中的郭泰祺

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一年半时间内,郭泰祺以驻英大使的身份多次向英国政府提出借款请求,并展开交涉。1937年底至1938年初,由于不愿单独行动,英国两度拒绝了郭泰祺递交的借款方案。1938年上半年,郭泰祺围绕孔祥熙提出的四项借款方案,与英国展开了长时间的交涉。英国拒绝了其中的平准基金借款,但随即同意以信用贷款作为援华的替代性方法。至日本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欲完全排除英国在华权益,在郭泰祺的敦促下,英国修改了相关规定,批准了对中国的信用贷款,随后又通过了对华平准基金。在整个过程中,英国不断摇摆,借款交涉显得非常艰难。这反映了全面抗战初期,面对日本侵华的行径,尽管英国充满同情,但又担心引火烧身的心态。

全面抗战时期战地音乐教育工作考述

全面抗战以来,战地音乐逐步在我国各战区部队中占据重要地位。作为提振部队士气、调节士兵心理的重要方式,音乐在前线得到了政府、军队、社会组织的重视和发展,战地音乐教育工作逐渐走向正规。全面抗战爆发后,为进一步满足士兵对战地音乐的需求,各战区加强了战地音乐教育在人员和资金上的投入。此时的战地音乐教育工作虽存在文艺干部严重短缺、工作频频从头开始等方面的困难,但总体上呈螺旋式上升之发展态势,其培养模式和作品创作上亦逐步向专业化方向转变。

全面抗战时期周恩来开拓党的对外宣传工作实践与历史贡献

全面抗战初期,由于国民党当局严苛的新闻封锁和新闻审查,以及党对外宣传渠道的缺乏,党的对外宣传工作面临“有理没处说”的窘境,国际社会对党的真实形象和思想政策主张长期缺乏客观了解。全面抗战期间,周恩来同志通过领导创建党的对外宣传管理机构、领导创办党的对外宣传媒体机构、利用其他具有对外宣传中国共产党作用的机构3种主要途径,为党的国际宣传拓宽传播渠道,有效弥补了“对外宣传中国共产党所依托实体机构不足”的渠道短板。这不仅推动了党的对外宣传工作快速发展,也为国际社会了解党的思想政策主张、党领导中国人民积极抗战客观情况和真实战绩,以及塑造中国共产党良好国际形象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