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争取合法地位的斗争述论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坚持独立自主发展方针的前提下,通过与国民党谈判、反对国民党制造的磨擦及联合其他抗日党派等途径的斗争,争取自身合法地位。虽然国民党始终不愿也没有从法律层面承认中共合法,但中共在上述斗争中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保障了自身生存发展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事实上的合法地位,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对全民族抗战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并最终发展为“决定中国命运”的“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

全面抗战时期广东洋米进口述论

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之后,受战争破坏、洋米进口困难、邻省限制粮食自由流通、日军抢夺和低价购买国米等多重因素影响,广东大米输入减少,复以灾荒频仍,使本来就是缺粮大省的广东粮食短缺问题更加严重,全省米价飞涨,民不聊生,抢米风潮频发,军粮民食面临巨大困难。面对日益严峻的米荒局面,广东省政府1938—1939年上半年与中山县等县政府和潮汕等地商会一道,屡次向国民政府申请洋米免税并获批准。为缓解广东粮食问题,1939年下半年之后,国民政府不再纠结洋米是否免税,放开政策鼓励进口。与此同时,广东省政府也颁布《广东省非常时期人民购运洋米入口颁给奖章奖状办法》等条令,鼓励民间自行进口洋米。在广东省、县政府和各地商会努力下,1938—1942年分别输入448.37万、156.7万、25.9万、121.9万和27.2万市担洋米,进口数量虽然较全面抗战之前大为减少,但是对于广东民食还是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作用,从而也间接支援了广东抗战。

时局、地理与全面抗战时期的云南蚕桑业

抗战时期是云南蚕桑业发展的重要阶段。为推动后方建设,支援抗战,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云南蚕桑业发展受到国民政府、云南地方和社会各界的重视,提出了云南蚕桑复兴计划,在宜蚕区积极推广蚕桑业。但是,受云南特殊的高原山地地理环境的制约,以及“战时”影响,在较短时间内,云南蚕桑业发展的成效较为有限。

全面抗战时期党在灾荒防治工作中的社会动员——以两大红色报刊相关报道为中心的考察

社会动员是党在全面抗战时期开展灾荒防治工作时所使用的重要方法,在生产备荒和灾后救济等环节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党和政府创造性地运用了组织动员、示范动员、竞争动员和资源动员等动员方式,发动根据地的男女老幼参与开荒耕种、灭蝗、兴修水利、抢种抢收和手工业副业生产等一系列灾荒防治工作。党和政府的社会动员工作不仅保障了根据地的生产、预防了灾荒发生、减轻了灾荒的破坏,同时也在社会上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在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意义上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全面抗战时期内迁重庆的报纸及其影响研究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内迁重庆成为战时陪都,71种报纸也随之内迁。论文对71种报纸的出版时间、原出版地、迁移次数和在重庆出版持续时间4项信息进行统计并结合史料进行了分析。从时间维度看,1938年内迁重庆创办报纸数量最多,达13种;去掉停刊时间不明的38种报纸外,占内迁重庆报纸总数的46.5%的有33种报纸,在重庆持续出版时间最长的达14年。从空间维度看,原发行地在重庆地区的有57家。内迁重庆复刊/创刊的71种报纸,80.28%的报纸未迁移;迁移一次至重庆的报纸最多,有11种;迁移两次的报纸为2种;迁移三次的报纸仅有1种。报纸内迁重庆促进了重庆地区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部分改善了东西部地区报纸分布不均的格局,为抗战宣传作出了突出贡献。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党员教育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持续开展党员教育,以提高农民党员的思想认识与政治水平,引导广大乡村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和政治方向,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和中心工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在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党委、边区中央局)领导下,边区乡村党员教育以西北局高干会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乡村党员教育中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比较严重,教学方式以照本宣科为主,教育形式主要是流动训练班,教材内容艰深、枯燥无味。后一阶段,结合全党整风,较好地纠正了党员教育中存在的偏差,面向乡村党员干部的扫盲教育与政治教育取得显著效果,基本实现了巩固和发展党员的目标。

全面抗战时期的所得税改革思想

全面抗战时期的所得税改革思想遵循两条主线,即战时税的战费筹措功能发挥和现代税收理论指导下的税制改革。其中,前者是中心,且规定和支配后者。改革思想主要聚焦于征税范围、税率、起征点、减免税额等税制要素。其所呈现的特点有:核心围绕战时性、思路体现阶段性、研究倾向应用性以及持论力求务实性。提供的启示包括:修订所得税制必须在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根据实际状况动态实施,且要兼顾纳税人权利和国家财政收入。

全面抗战时期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述论

全面抗战时期,为了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以应对复杂的战争局势,中共中央明确提出要加强文化教育,使工农干部实现“知识分子化”。在这过程中,党既要克服工农干部的学习态度问题,又要解决师资缺乏这一现实难题,还面临着文化教育和政治理论教育孰先孰后的艰难选择。全面抗战时期工农干部的文化教育提高了工农干部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纠正了大革命失败后党内逐渐形成的对知识、知识分子的错误认知,并为党开展干部教育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变”与“不变”:全面抗战时期《晋察冀日报》七七事变纪念话语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借助《晋察冀日报》(原名《抗敌报》)刊登七七事变纪念相关文章,构建了特征鲜明的七七事变纪念话语体系。《晋察冀日报》七七事变纪念话语始终聚焦抗日救国的时代主题,强调统一战线的重要地位。在不同的抗战阶段,《晋察冀日报》七七事变纪念话语内涵侧重有所不同:在战略防御阶段,着重动员根据地军民积极投身抗战,坚定抗战必胜信念;在战略相持阶段,强调反投降、反分裂,以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在战略反攻阶段,力倡发展生产、实现民主。《晋察冀日报》对七七事变纪念话语的宣传,有助于激发晋察冀根据地以及全国民众投身抗战的热情,塑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光辉形象,建构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的民族记忆。

全面抗战时期《新中华报》“七七”纪念报道中的抗日话语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新中华报》在每个“七七”纪念日前后坚持刊发纪念文章,报道纪念活动,发布全国通电,将“七七事变”的历史记忆与抗日斗争紧密结合,凸显出鲜明的抗日话语。《新中华报》以“七七”纪念报道为契机,构建“七七”抗日话语,坚定抗日战争必胜信念、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民族妥协投降主义、坚持敌后抗战方针政策,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全面抗战时期党报党刊爱国主义思想传播——以《新中华报》为考察对象

全面抗战时期,《新中华报》作为面向全国的中央机关报,充分发挥宣传带头作用,积极传播爱国主义思想。《新中华报》传播国家认同观念、表达爱国主义情怀、维护抗日统一战线。《新中华报》坚持党的领导,遵循制度化传播;贯彻群众路线,深化大众化传播;聚焦宣传创新,注重多样化传播。《新中华报》对爱国主义思想的传播,唤醒了民族救亡意识、动员了全民族抗战、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培养民族复兴新人的努力——以《新中华报》的“四四”儿童节纪念为例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直为将儿童培养成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人才而努力。《新中华报》作为全面抗战时期重要的党报党刊,中国共产党借助报刊中关于“四四”儿童节纪念文章,向民众展现边区儿童教育与宣传工作的成效,强调儿童是“新社会的主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号召儿童加入抗日救亡队伍,共同努力取得抗战的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战区教育督导人员的生存状态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选派教育督导人员进入沦陷区,积极推行反奴化教育,争夺沦陷区教育权。教育部规定了督导人员的编制、任用标准、履职手续等,形成较为完善的人员选派机制。督导人员的待遇由薪金、津贴、办公费、事业费及旅费等构成,并根据抗战时势进行调整。囿于日伪的金融管制政策,沦陷区通货膨胀和交通、汇兑不便等,督导人员所得薪公各费不敷使用,生活普遍艰困。沦陷区生存环境恶劣,督导人员身心俱疲,映照出抗战时期时局之艰危和国民政府在沦陷区的乏力,但督导人员大体能够坚守信念,开展工作,为争取抗战胜利和延续文化生命做出特殊的贡献,也反映出中国人民不畏不屈的抗战精神。

全面抗战时期周恩来开拓党的对外宣传工作实践与历史贡献

全面抗战初期,由于国民党当局严苛的新闻封锁和新闻审查,以及党对外宣传渠道的缺乏,党的对外宣传工作面临“有理没处说”的窘境,国际社会对党的真实形象和思想政策主张长期缺乏客观了解。全面抗战期间,周恩来同志通过领导创建党的对外宣传管理机构、领导创办党的对外宣传媒体机构、利用其他具有对外宣传中国共产党作用的机构3种主要途径,为党的国际宣传拓宽传播渠道,有效弥补了“对外宣传中国共产党所依托实体机构不足”的渠道短板。这不仅推动了党的对外宣传工作快速发展,也为国际社会了解党的思想政策主张、党领导中国人民积极抗战客观情况和真实战绩,以及塑造中国共产党良好国际形象做出了重要贡献。

全面抗战时期徽州经济统制政策探析

抗战爆发后,徽州作为江浙皖一带最大的国统区,周边地区都沦陷为敌占区,物资交流异常困难。迫于严峻的经济形势和经济困难,徽州地方政府为了维持战争时期社会稳定以及经济的正常运行,实施战时金融统制,扩大战时生产,发展合作事业,不断加强对敌的经济封锁,并对粮食进行统制,保障军粮民食的供应,这些举措客观上起到了经济“助推器”与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不仅维系了徽州地方社会的稳定状态,也有效地支持了周边地区乃至全国的抗战。随着抗战进程的推进,国民政府为巩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逐步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抽取力度,徽州稳定的社会秩序背后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增强党性的措施及成效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党性教育培养革命与政权建设所需的干部人才。1941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对增强党性的方式,及违反党性的行为作出严格规定。随后,党中央通过开展整风运动、设立干部教育机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进一步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全面抗战时期党性教育的实施,提升了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觉悟,培养了革命急需的干部人才,为中国共产党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夺取全国政权储备了干部人才,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党性教育经验。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青年的宣传动员——以《中国青年》为中心的考察

全面抗战时期,刊物《中国青年》根据中国共产党对青年宣传动员的任务指示,采取刊发节日专辑、设立问答专题、刊载权威讲话的积极策略,向青年群体积极报道战争情势,营造坚持抗战的舆论氛围,强调建立全国青年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动员广大青年团结合作、共同抗敌,使对青年的宣传动员工作取得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以信取人的效果。《中国青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动员青年的重要舆论阵地,在全面抗战时期强化了广大青年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激发了广大青年投身抗战的积极性,推动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发展,同时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组织动员青年,开展宣传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全面抗战时期陕西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研究

全面抗战爆发后,因国民政府法令的强制规定和陕西地区棉纺织工业的发展,陕西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得以成立。作为战时陕西最重要的同业组织之一,陕西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在战时开展了诸多活动,包括协调同业,与军政部、财政部花纱布管制局等政府机构交涉等。陕西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虽然是国民政府经济统制政策下的产物,却并未完全沦为国民政府的统制工具,而是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其在活动中始终以维护同业利益为根本宗旨,为保存战时陕西棉纺织工厂的实力与促进陕西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谣言的治理及其经验研究

谣言作为一种为达到特定目的而有意捏造的虚假信息,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全面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顽固派、中国汉奸、亲日派和群众中的落后分子制造和散播政治谣言、军事谣言和社会谣言,妄图丑化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和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打造阵地,引导舆论导向;广邀记者,冲破新闻枷锁;正面回击,还原事情真相等一系列“组合拳”破除谣言,塑造了党的光辉形象,为团结带领人民取得抗战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深入总结党在全面抗战时期治理谣言的主要做法及成效,既有助于从更宽广的视域探寻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内在逻辑,也可以为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提供经验借鉴。

全面抗战时期党的组织建设及其现实启示

全面抗战时期,党根据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采取了多项组织建设措施,包括大量发展党员,吸收知识分子入党;巩固党组织,整顿党员队伍;坚持正确政策,推动干部队伍建设;多种形式开展干部教育培训等,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启示我们在今后的组织建设中应注意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新时代发展党员要更加注重质量,二是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干部队伍,三是加强干部教育培训提高干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