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格化管理对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

加强网格化管理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基于2018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网格化管理对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网格化管理显著提高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意愿,并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网格化管理能够通过强化以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积累,从而缓解劳动力外流所带来的社会资本流失的负面影响,进而提高村民的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进一步讨论发现,网格员队伍的专职化建设能够提高网格化管理的实施效果。村域异质性分析发现,网格化管理在人口规模较小和有社会组织的村庄,能够对村民的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发挥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

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中农民的“涣散”及凝聚力提升

村级公共事务的治理是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关键环节。当前作为治理主要主体的村民在公共事务的治理上存在难以形成一致集体行动的“涣散”现象,表现为经常性缺席民主管理活动、对公共事务治理缺乏心理认同以及没有行之有效的组织保障。这主要是村民与集体之间利益联系弱、集体经济未能份额化到个人以及村民之间存在多个关系网络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提升村民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凝聚力需要有政治力量作为组织行动保障、有完善的集体行动规则和程序制度、内部利益需要类型化和份额化以及规范村庄内部的关系网络等。

从“地方公务委让”到“地方合作治理”--中国地方政府公共事务治理的逻辑演变

本文试图从明清以后的历史脉络中,重新审视中国地方政府公共事务治理的逻辑。清代西湖自主管理体制体现了行政指导下的地方自主治理和官、吏、绅合作治理的地方治理传统;而当代杭州"社会复合主体"城市公共事务治理改革,也体现了地方治理传统在当代的延续与演变。中国地方公共事务治理的内在逻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行政集权与社会分权、"亦步亦趋"与"惠及乡里"。中国地方治理的历史传统与逻辑是中国走向未来地方政府与社会协同治理模式的起点,也是实现官民合作治理公共事务的基础。

农民理性与民主:现实面相、作用机理与影响效应——基于湖北5个村庄公共事务治理实践的调查

理性是民主的一大前提。依据湖北5个村庄1 152份有效问卷数据和半结构访谈资料,归纳了农民多元理性叠加和民主不均衡生长的现实面相,运用定量分析方法探寻了农民理性对民主的作用机理和影响效应。研究显示,农民理性的构成要素是交易理性、个体理性、公共理性和关系理性,其中前三者对民主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农民的经济理性和政治理性同时对其政治行为产生了积极影响,农民的理性化和对多元理性的包容有助于民主质量的提升。其现实价值在于如何强化农民理性对民主的影响效应。

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制度创新——重庆市丰都县农村“三会一评”制度析论

重庆市丰都县在深入分析全县农村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制定并推行了旨在推进村公共事务治理的“三会一评”制度,有效提高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加快了农村经济发展,促进了农村民主制度建设,实现了农村和谐社会关系的建立,具有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相结合、利益表达渠道通畅、系统性和约束性强等特点。它实现了我国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制度创新,从理论上说体现了一种“融合主义”,对提高我国公共事务治理水平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跨域公共事务治理制度演进研究

近年来,我国跨域公共事务不断凸显出来,其产生有内在和外在的原因,内在成因主要是跨域公共事务本身的特性,如公共性、外部性和区域性;外在成因有市场化、区域化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影响等。而传统行政管理下的治理制度对跨域公共事务的治理出现大面积失灵,为了实现跨域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良好奏效的制度显得极为重要。跨域公共事务治理制度应形势的需求,在多种动力机制的推动下,沿着"传统行政管理下的治理制度——区域公共管理下的治理制度——跨域治理下的治理制度"的路径不断地演进,其演进可分为自然演进和选择性演进两种类型。

合作治理——公共事务治理的新逻辑

合作治理,是继统治、管理、服务逻辑之后治理公共事务的新逻辑。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基于公共事务治理价值目标、主体、机制等层面的变化,合作治理应运而生。它强调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间结成合作伙伴关系,对公共事务进行自组织地治理,将是公共事务治理的理想逻辑,于公共管理领域将日益凸显,成为大势所趋。

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中政府与农民关系错位的调适路径分析

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中关键要坚持的就是"政府主导、农民主体"这一原则。但在实践中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导致在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中出现了政府主导失当与农民主体缺位的现象。为此,必须对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间的关系进行理顺和调适,采取必要的矫正措施,以使其回归到各自的位置上。

基于非正式规则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路径探索——以江西省Z村为例

从非正式规则的含义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现状出发,分析了江西Z村征地利益分配中非正式规则的表现、作用及其运作逻辑。乡政府对非正式规则的默许、村民的个体理性思想、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等为非正式规则的利用提供了可能性,Z村利用非正式规则解决征地利益分配中的矛盾为农村公共事务治理提供了经验。

中国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三重失灵”成因

新世纪以来,中国很多农村地区出现了＂发展悖论＂现象：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长、农业生产增收、硬件设施不断改善的同时,村容环境、农田水利、人文环境、生态环境等公共事务却呈现普遍衰败的景象。中国农村治理危机的实质,是在农村社会结构深刻转型及农村体制急剧变迁背景下,公共事务治理从＂集体化＂转向＂个体化＂,导致中国农村集体行动能力全面衰落。

民族村庄公共事务治理的困境与对策研究——基于W村串户路硬化和茶叶进村两起事件的调查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公共事务和公共品的供给也将是其重要构成内容。在空心化、原子化较为严重的少数民族村庄,公共事务治理及公共品的有效供给离不开村民。建立在案例分析之上,提出了当下民族村庄公共事务治理的三困:组织动员之困、基层正式组织建设之困、传统治理力量“定性”之困。针对研究发现的困境所在,提出开发本土动员资源,提供公共事务主体参与度、加强基层权威建设,发挥党建治村的优势和加强基层文化建设的拙见。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公共事务治理的转向研究——以群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例

新时代,中国进入发展转型关键期、改革深化阶段,对当前我国宏观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公共事务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质上也是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在公共事务服务领域的具体实践和探索。高质量发展是解决当前公共事务服务供需矛盾的有效途径之一,对维护公共利益,规范政府行为,实现依法、依规行政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公共事务治理必须以人为中心,突出人的主体地位,注重公平正义,正确处理政府、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并将依法治国的理念落到深处,继续推进开放多元的现代治理逻辑建构,确保国家治理与人民幸福的相向而行,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高效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数字治理新实践:虚拟公共空间何以促进村民公共事务参与——基于乡村微信群的实证分析

农村公共事务治理面临“村民缺位”的重大挑战。随着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全面覆盖,以乡村微信群为代表的乡村虚拟公共空间的出现为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带来了新的转机。基于OLS、KHB和2SLS等实证方法,采用扬州市微观调研数据,探讨了虚拟公共空间对村民公共事务参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虚拟公共空间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村民公共事务参与;虚拟公共空间主要通过增强村干部信任和管理透明度对村民公共事务参与产生间接影响;虚拟公共空间的生成方式(行政内嵌型和自发内生型)并不会造成虚拟公共空间影响程度的显著差异。为理解数字技术发展对乡村基层治理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为提升村民公共事务参与水平提供了政策启示。

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

返乡农民工是助推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力量。本文将道路修建作为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表征,实证考察了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提高了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相比于未外出的留守村民,返乡农民工更愿意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长期返乡农民工、返乡五年以上的农民工和主动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更强。治理机制分析发现,外出务工经历能够通过强化返乡农民工对村庄的生活依赖提升其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但也会通过弱化他们对村庄的农业生产依赖降低其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村容村貌整治、公共服务供给和基础设施配置更好的村庄,外出务工经历能够对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发挥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

基于科层的合作:乡村公共事务治理体制变革的思考

传统的科层治理是以政府集权、自上而下的层级授权以及压力型体制为特征的治理模式,本质上是自上而下的纵向控权。从乡村治理层面来看,科层体制是自上而下的条线性结构,拥有唯一的权力中心,是以实现政府意图为目的的总体性治理。合作治理则是以政府放权、社会力量参与、扁平式合作体制为特征的治理模式,其权力的去中心化使得治理以满足各参与方的诉求为目的。科层与合作两种治理体制在乡村治理实践中都存在难以克服的治理困境。一方面,科层体制自上而下的刚性运行、技术理性等特征使其激励动员能力不足。另一方面,合作体制中参与方因身份地位、利益诉求、行动动机的不同,基于共同理解的共识难以达成,合作中的搭便车现象难以避免,各主体的集体行动缺乏强有力的外部激励。科层与合作的治理失灵亦是乡村治理行政化与乡村集体行动能力弱化的根源所在。从乡村场域来看,公共事务治理应构建基于科层的合作治理体制。本文通过对Y市G区乡镇体制改革成功案例的理论考察,认为乡村有效治理需要在科层框架内构建合作治理体制,从优化乡村治理资源配置结构、实施公共性为导向的制度安排、政府与社会主体良性互动三方面实现乡村合作治理的体制创新。

中国公共事务治理能力的强与弱——中央、地方与社会的关系视角

当代中国拥有强大的国家能力,但是,在公共事务上,不同领域的治理能力有明显的强弱差别。本文发现,治理能力强的领域,通常具备两项条件,一是采用地方分权,一是鼓励社会参与;反之,治理能力弱的领域,通常限制社会参与,或者,既实行中央集权,又限制社会参与。其原因是,公共事务治理需要协调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需要协调三者之间的目标冲突,其主要的协调机制即“纵向约束机制”,只有在地方分权和社会参与的条件下,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整体知识与公共事务治理:理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五年规划

本文基于中国五年计划(规划)的实践,从国家治理的角度重新考察为何需要国家发展规划这一具有广泛争议的基础性问题。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经济运行所依赖的信息是分散的,中央计划面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国家计划是低效率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五年计划已经转变为运用整体知识的公共事务治理规划,形成了通过发展规划推动公共事务治理的机制。中国的实践表明,发展规划成为有效率制度安排的领域是基于整体知识的公共事务治理,而不是基于分散知识的微观经济活动安排。

乡村振兴过程中公共事务的“精英俘获”困境及自主型治理--基于H省L县“组组通工程”的个案研究

"精英俘获"困境是当前乡村振兴过程中公共事务治理出现的突出问题。按照制度、关系、资源、身份四个分类标准,可以将"精英俘获"分为操作无章型俘获、关系网络型俘获、资源匹配型俘获、身份优待型俘获等四种类型。基于H省L县"组组通工程"的个案观察来看,"精英俘获"已经成为乡村振兴过程中公共事务治理出现公共利益受损、公共性不足的肇因。自主型治理意在打破"精英俘获"的限制,通过自上而下提高国家自主性和自下而上推动基层民主治理的有机结合,确保地方各层级权力运行体现公共性,该模式可以成为破解乡村振兴过程中公共事务"精英俘获"困境的可资尝试。

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寻求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的平衡

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后,完全由政府主导的乡村社会,开始向政府放松管制的农村自治体转变。农村公共事务的治理需要农民的参与。目前农村建设的制度设计没能给农民参与提供足够的保证。问题集中体现在: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中未能让农民有效参与,政府的过多干预阻碍了村民自治能力的形成。农村公共事务有必要在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中找到平衡的制度设计,即推动公共设施建设的村民参与,基于促进农村治理能力的政策创新,走向更为公平的资金配置。

退出、呼吁与地方公共事务治理:一个分析性框架的建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巨大的成绩,却在公共事务领域遇到诸多治理难题。对此,经济学家常常依托"用脚投票"机制,在地方政府竞争框架下展开解读;而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则依托"用手投票"机制,强调政治社会过程中的各种力量及其作用机制。借助赫希曼的"退出—呼吁"理论,本文构建了一个融合这两种机制的理论模型,以图捕捉其作用的条件。基于该模型,进一步把地方公共事务治理视为一个社会各部门共同参与、联合生产的过程,详细剖析了"用手投票"机制发挥作用的三条机理路径。基于面板数据,本文还以因特网普及率作为"用手投票"能力的代理变量,对呼吁机制在约束地方政府腐败行为方面的作用进行了初步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要理解中国改革成绩与问题并存背后的原因,需要同时考虑退出和呼吁机制,相关制度设计应维持两者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