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健康危机背景下文旅领域职业教育的研究综述

本文主要对旅游职业教育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文献综述,找到其发展脉络,力求对其进行一个全面而系统的文献梳理。在对研究文献的梳理上,笔者从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等方面对旅游职业教育的发展史进行了一次整理,然后对其国内外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理论综述。最后,本文提出了旅游职业教育研究中现存的问题,并对在公共健康危机背景下,我国旅游职业教育的研究前景进行了展望。

浅议公共健康危机频发下的制药企业社会责任

探讨在公共健康危机频发的现状下制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途径。分析目前全球性的公共健康危机及由此带来的药品可及性问题,结合制药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对我国制药企业如何应对国内公共健康威胁提出建议。

公共健康危机下的专利强制许可——对我国《专利法》第49条的修改建议

公共健康危机下的专利强制许可是我国《专利法》第三次修改中一个重大的问题。但这次专利法修改建议稿在强制许可的提起主体、颁发理由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文章通过比较国际条约、国外立法和国内立法,分析了问题所在并提出了修改方案。

我国解决公共健康危机的法律策略探析

对我国解决公共健康危机的国内法律策略进行探析,提出八种解决措施:强制许可、平行进口、专利权的例外、对限制竞争行为的控制、BOLAR例外、禁止反向支付、对传统知识和遗传资源予以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医药专利审查制度——"事先同意"法律制度。其中前四种措施是国际社会上一直以来倡导的主要措施,后三种是新的解决公共健康危机的法律措施,其创新点在于:第一,呼吁将禁止反向支付纳入法律,并与BOLAR例外相结合使用,促进仿制药品的尽快上市;第二,将公共健康、医药品专利以及传统知识和遗传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三者紧密相连,通过对传统知识和遗传资源予以知识产权保护来应对发达国家的医药品专利;第三,"事先同意"法律制度是巴西提出的一种旨在保护公共健康,应对医药专利的新的法律制度,该制度规定凡是涉及医药品专利的申请都必须经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国家公共卫生监督局的公共审查,并且国家公共卫生监督局有是否授予专利的最终决定权。

公共健康危机频发下制药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

为更好应对国内公共健康危机事件,稳定社会和谐秩序,需要进一步强调、唤醒和执行制药企业的社会责任。本文针对制药企业在公共健康危机中的表现与不足进行针对性分析,提出制药企业社会责任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制度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同时在公共健康这一公益目标下地方政府对制药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化的引导作用也十分重要。

基于危机管理理论的H7N9型禽流感等公共健康危机事件应对探讨

各类公共健康危机事件频发引发人们对其如何应对的探讨,危机管理理论为其提供了科学有效的理论依据,公共健康危机事件应对可以从危机的预防、准备、确认、控制、解决和总结6个方面开展。当前的实际工作中,应该重点加强危机的预防和危机事件应对总结。

试论平行进口的相关理论及其对缓解公共健康危机所起的作用

平行进口,是指在国际贸易中,第三方在未经知识产权持有人许可的情形下,将在一国市场经知识产权持有人本人或经其许可合法销售的产品进口至另一国销售的行为。它集中反映了国际货物买卖与知识产权保护之间的冲突,是跨国知识产权保护最有争议的问题。平行进口与权利用尽问题相生相随,对于缓解日益紧张的公共健康问题,它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

公共健康危机事件下健康信息素养文献综述

健康信息素养有助于增进人们对健康信息的获取和使用,提高人们在健康危机事件下积极、理性的应对行为。通过文献调研方法,搜集了公共健康危机事件下健康信息素养相关的研究工作,从健康信息意识与需求、健康信息的获取行为、健康信息的使用行为等角度系统梳理了相关研究的进展和发现。最后,指出了国内健康信息素养研究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个人数据在治理公共健康危机中的使用——对欧盟抗击新冠疫情中个人数据使用的评析

新冠疫情在全世界蔓延后,各国都面临着监管人员流动、追踪并切断传染链条等重大任务。个人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是防治疫情的有效手段。然而,欧盟各国在抗疫中对个人数据的使用还十分审慎。实际上,从现行法角度看,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已经为在跨国公共健康危机下收集和使用个人数据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从应然法角度看,个人数据作为人格权要素和财产权客体,其支配权也不是绝对的,需在公共利益和社会现实的框架内行使。无论是欧盟日前抗疫,还是中国日后防治公共卫生危机,都应有效利用现行法已经提供的法律工具,在保证公民基本权利的前提下,发挥大数据技术对防治公共健康危机的作用。

公共健康危机下“丧文化”的网络传播特征及其影响

“丧文化”是新媒体空间中兴起的后亚文化,以颓丧为自我表征的群体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仅借助网络积极传播防范疫情的信息,还在现实场域中宣传健康知识,引起了网络热议和学术界的关注。研究将公共健康危机下“丧文化”群体在数字空间的传播分享状态作为研究对象,探析此次“丧文化”的内涵转向、传播特征和影响,以期为新媒体空间的文化传播提供借鉴。研究发现“丧文化”隐喻着从安全情境下的自嘲式发泄到公共健康危机下自主性抵抗的精神转向,其传播特征可从传播速度、传播内容和传播情绪三方面进行归纳。需要注意的是,“丧文化”虽然在网络空间中具有一定积极影响,但其负面影响仍然值得继续探究并改进。

公共健康危机视域下药品试验数据专有权保护研究

目前,药品试验数据专有权保护作为国际保护新趋势,是超出TRIPs协议标准的更高标准的TRIPsPlus保护,然而,其高标准保护要求也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带来了一些挑战。通过对公共健康保护与药品试验数据的关联问题进行分析,探讨了公共健康危机视域下药品试验数据专有权保护面临的药品试验数据法律属性模糊、药品试验数据保护范围规定不完善、药品试验数据强制许可配套措施缺位、缺少平衡药企私益与公益的制度设计等挑战,并对美国和欧盟的药品试验数据专有权保护进行分析借鉴,由此提出药品试验数据专有权保护的制度设计。

浅谈解决我国公共健康危机的法律措施

近年来,我国公共健康的情况不容乐观,各种大范围流行病发生概率升高、慢性病人群增加,整体健康情况可以说遭遇到了严重的危机,急需从法律层面通过法律措施来抑制我国公共健康的恶化情况,凭借强制手段扭转这一局面。本文对我国公共健康法律措施出台的背景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应的法律措施。

公共健康危机背景下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改革路径——以国际经贸规则中的可持续发展原则为视角

近年来的新冠疫情凸显了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缺乏有效应对公共健康危机的机制的现实,以及在整体的利益平衡关系中偏向了主要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私人部门的问题。而国际经贸规则领域中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其可包容公共健康的理念,以及存在可用以平衡“公私”利益的成熟的规则实践,从长远角度对解决国际知识产权的制度问题有着很高的借鉴价值。在可持续发展原则的视角下,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可考虑:在条约中明确引述可持续发展理念目标;明确跨国公司在知识产权领域的“社会责任”;与其他同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领域的条约标准相衔接并与相关国际组织展开合作;针对突发的公共健康等公共危机规定“例外措施”;防止可持续发展原则被发达国家用以“胁迫”发展中国家。

公共健康危机的信息设计与传播策略——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准确有效传达信息对个体和组织进行行为决策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危机传播的关键环节。新冠肺炎是一场遍及全球的公共健康危机,如何有效传递疫情信息、并处理好信息传播中的问题成为备受各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以往文献,并分析近年健康危机事件,认为传播疫情信息要考虑真实、科学和充分性,以及表达内容和形式的清晰度,并且还要体现持续性和差异化,以及可能造成的伤害等原则。本文按照疫情发展的初期、中期和后期阶段性特征,从疫情信息设计和传播效果两方面,提出信息传播路径和策略。

西式快餐、肥胖与公共健康危机——基于行为经济学偏好理论的实证分析

1989～2006年17年间,中国居民肥胖率大幅上升,西式快餐迅速普及。本文以行为经济学的偏好理论为基础,提出了西式快餐迅速扩张的理论解释和个人肥胖成因的理论模型,并利用CHNS数据对该理论模型进行了验证。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个人对水果等低热量食品的偏好每增加一个等级(共六个等级),其肥胖指数(BMI)就会减少0.06;个人对西式快餐等高热量食品的偏好每增加一个等级(共六个等级),其肥胖指数就会增加0.07。这意味着麦当劳、肯德基等西式快餐的普及对中国居民肥胖率的上升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全球公共健康危机、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与WTO多哈宣言

2 0 0 1年WTO多哈部长会议通过了《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多哈宣言》 ,明确了WTO成员政府采取措施保护公共健康的主权权利 ,就TRIPS协议和公共健康领域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澄清。全球公共健康危机引起全球舆论对知识产权保护合理性的探讨 ,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已经偏离了其促进技术创新和维护分配正义的价值目标 ,对公平与权利进行重新安排 ,是 2 1世纪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实现利益平衡的基准。

公共健康危机的知识产权法应对

知识产权与公共健康在制度层面可以概括为促进与阻碍双重关系,在权利层面可以类型化为承认、冲突与合作三种形态。传统观点或者认为知识产权与公共健康权是承认关系,主张不得以公共健康权为由限制知识产权;或者认为二者是冲突关系,继而提出反药品专利模式、强制许可模式、知识产权豁免模式三种应对公共健康危机的方案。但这些方案均只能治标。中国应辩证看待知识产权与公共健康的关系,采用标本兼治型方案,构建体系化的药品专利链接制度与科学化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依此,既可回应知识产权正当性危机,也可应对公共健康危机。中国方案以分配正义为基本底色,以治标为先、治本为要为基本思路;对之可从理论基础、制度根基、实践路径三个维度进一步予以完善。

公共健康传播中的危机信息与风险治理研究

公共健康传播中的危机信息演变不仅体现在媒体对危机报道所产生的认知风险,而且也体现在智媒时代的个体赋权使得危机信息的风险传播进一步强化,从而恶化舆论引导环境上。危机信息报道形成“脱域”下的风险传递,而危机传播的信息演变充塞着公众的情绪传递与对抗焦虑。因此,政府需要做好信息识别,科学把握舆情趋势;公众需要做好风险认知,提前研判心理情绪,建立舆情风险与信息风险的双重识别机制;媒体需要强化信息倾向报道,放大正向报道效应以实现风险社会的科学治理。

公共健康危机对健康行为的长期影响——来自SARS和COVID-19的证据

本文利用SARS冲击及1998-2005年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和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公共健康危机对健康行为的影响。分析发现,SARS冲击后家庭中与健康行为相关的支出发生了长期的变化,并且经历SARS冲击后公众健康行为支出长期变化的地区在COVID-19大流行中具有更少的确诊及死亡人数;异质性分析发现,SARS冲击对与健康行为相关支出的积极影响主要发生在收入较高、信息较多及风险厌恶程度更高的组别。本研究对于我们全面总结COVID-19危机的影响并为下一次可能的危机做准备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