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技术类公共品供给的等次分析与供给模式探索

文章依据公共财政学关于公共品的分类方法,针对我国当前农业技术类公共品的供需特点,分析了农业技术类公共品的等次划分和等次转化的依据,提出了提高公共品供给效率的政策措施,并对供给模式进行了初步探索。

政策激活自治:农村公共品有效供给的实践路径——以人居环境整治为例

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一些村庄在政策的牵引下,动员村庄精英和普通村民积极参与公共品供给的民主实践,从而激活了村庄潜在的治理能力,实现了公共品的有效供给。这种现象可称之为“政策激活自治”。公共品供给政策的灵活性、以村干部为核心的组织动员能力以及以小组为单位的内生性治理能力构成了政策激活自治的政策、组织和社会基础。基于公共品分类的视角可发现,政策的牵引效应主要作用于与农民关系紧密、投入较少的建设项目上,而对与农民关系松散、投入较多的公共项目作用有限。政策激活自治的存在,启发我们在公共品供给中掌握政策统一性和灵活性的平衡,区分不同项目与农民的利益链接,通过适当的政策激发村民参与的积极性。

公共品性质、技术适配与基层治理有效

农村公共品可以分为标准化基本公共品、非规则基础性公共品、非规则发展性公共品三种类型,通过公共品性质辨析可以构建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不同适应模式,进而提升资源下乡的治理效能。基于对宁乡市D镇“三三制”村级公共品供给模式调查发现,农村公共品的“共域公给”导致了民主协商空间和民主监督空间消解。通过分类供给与确立责任边界、创设组织架构与打造治理平台,广泛组织动员群众参与到基层民主治理中来,不仅提升了村庄公共品供给效率,也实现了基层治理能力的提高。基于此,现阶段,要实现资源下乡背景下基层治理有效,一是要将以县为主的公共品供应模式变为乡镇统筹的竞争性适应模式,以解决项目资源不均衡分配与供需间的错位;二是要将治理成本包干主体下移,扭转国家资源下乡中基层治理能力的弱化趋势;三是要重塑新型治理模式,通过资源输入和制度输入解决传统代理人体制中代理人失控乱象,实现基层治理有效。

环境公共品视角下的农村重金属污染治理研究--以湖南省石门雄黄矿砷污染治理事件为例

从环境污染治理行为的公共品本质出发,结合湖南省石门县的雄黄矿砷污染治理的案例,揭示了环境公共品存在搭便车、外部效应、供给异质性和非市场交易性这四个特征,由此造成了政府唯一供给,内部化政策缺失,农村环境管理弱势,市场参与不足等农村重金属污染治理过程中的难点问题。最后针对农村重金属污染治理问题的公共品特性,从促进环境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发展、完善环境公共品的政策法规、促进环境公共品的供给公平和增加环境公共品供给的市场支持等四个方面,提出了治理农村重金属污染的对策建议。

公共品提供与税收遵从关联性研究——基于实验经济学机制设计

以纳税人公共品行为决策实验为基本框架,根据个体异质性偏好和信息框架效应,考察公共品私人供给、告知公共品用途和他人纳税信息等因素对税收遵从行为决策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引入公共品私人供给对税收遵从行为影响不显著;而告知公共品用途和他人纳税情况,显著提高被试税收遵从水平。

毗邻效应、区域公共品供给与城市群污染治理——基于沈阳经济区资源环境状况的思考

在城市群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引擎的同时,雾霾、流域治理、污染物排放等区域环境问题不断出现。与单一城市的污染治理不同,城市群由于各城市距离较近,经济发展基础趋同,存在"毗邻效应"。通过制度类区域公共品供给可以实现城市群环境政策整合,其效果将远大于单一城市环境政策效果的加总。制度类区域公共品的有效供给作为长效机制,将促进各城市根据自身的要素禀赋条件差异进行分工和合作,有利于解决城市群环境污染问题,实现各城市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公共品私人供给对村庄凋敝治理的影响——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钟摆式迁徙"导致村庄出现多维的凋敝景象,严重阻碍了村庄的持续发展。为村庄供给公共品作为乡村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是改善村庄基础设施条件,缓解凋敝现象的有效途径。然而,我国村庄出现凋敝现象的范围较广、情况严重,仅由政府为其提供公共品,因财政有限,政府供给经常出现失灵现象而难以达到有效治理凋敝现象的目的。借助私人的力量为村庄提供公共品可有效弥补政府财力不足的缺陷,出于利他或利己的供给动机,私人供给者均可能为村庄提供公共品。基于此,从公共品供给行为、供给氛围两维度探索私人供给者为何以及如何为村庄提供公共品,并建议充分借助农民创业的力量为村庄提供公共品以实现对凋敝现象的有效治理。

我国区域公共品提供不足与过剩并存的原因分析

我国区域公共品的提供目前呈现出提供不足与过剩并存的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由于我国区域公共品当前是分散提供 ,在分散提供的情况下 ,各提供地区都面临大致相同的需求 ,由于提供能力的不同从而形成不足与过剩。基于上述原因 。

君自故乡来:关系网络促进农民工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了吗

引导和激励返乡农民工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对于推进乡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中“最后一公里”难题。本文分别从邻里关系、亲族关系两个维度,基于2016年与2018年两期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实证检验了关系网络对返乡农民工农村公共品供给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关系网络显著促进返乡农民工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意愿,即关系网络更融洽的返乡农民工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意愿更强;第二,关系网络可通过强化乡土情结促进农民工返乡的生活适应性与生产依赖性,进而提升其公共品供给意愿;第三,长期返乡、村容村貌美观、位于东部地区的返乡农民工,其关系网络对供给意愿的促进作用更明显,通过分组回归识别出有效吸引返乡农民工积极参与乡村建设的边界条件,为进一步依据村庄布局与地理位置的关系网络特征制定与此相适应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政策提供了参考。因此,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背景下,提出要重视关系网络对于返乡农民工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积极影响,建设和美乡村,缩小城乡间建设差距。

监督下乡中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实践与基层治理秩序

项目制基层实践是国家资源的再分配过程,特别是税改后,国家依靠项目制提升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人居环境整治呈现强项目制和强监督制的双重特征,形成标准下乡、规范下乡的公共品供给,对基层治理实践带来新的形塑变量,影响着国家-基层组织-农民间的互动关系,重构基层治理秩序。项目下乡匹配监督下乡,带来弱激励问题,乡村组织表现出回避治理矛盾的行为逻辑,呈现基层弱治理样态,不断出现农户搭政府便车现象,造成项目下乡中新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为了提高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明确农村公共品需求层次,发挥乡村组织自治功能,畅通自下而上社会反馈机制来优化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

齐心同力还是坐享其成:儿童合作行为的心理机制--基于公共品博弈理念的实验研究

以公共品博弈理论为分析框架,运用实验室实验法对182名儿童的合作行为进行测量,发现自发性互惠意愿是儿童形成合作行为的内在动因,互惠条件的变化会增加合作的脆弱性。儿童群体对于公共利益的贡献与回报的价值偏好存在结构性差异,来自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儿童有着显著差异。虽然不公平厌恶仍然主导着儿童决策,但是社会性学习对儿童合作行为具有影响。与成年人相比,10岁左右的儿童在合作策略中出现了典型的矛盾类型。因此,在教育教学中应拓宽儿童看待合作问题的视角,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和归宿,使其认识到合作在抵御社会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不平等厌恶、社会性学习以及互惠型个体的榜样示范作用,避免自私型个体行为对他人的消极影响,促进儿童合作能力的发展。

锦标赛竞争、合作策略与合作个体:基于公共品博弈锦标赛的实验研究

竞争是配置资源的高效方式,如何应对竞争是当下人们关切的重要问题。本文在实验室环境中以公共品博弈为框架,基于个体的合作特质异质性和竞争能力异质性考察了竞争环境下的个体策略,探究了竞争是否能筛选出合作的个体及合作的策略。本文也结合多主体仿真建模,为主要结论提供稳健性。本文发现:博弈历史的作用是非对称的,个体更倾向于受自己过往博弈历史的影响,而非同等程度地受他人历史选择的影响;竞争不显著改变个体的合作水平,但是个体的合作选择在动态中显现出策略性;获胜者多数是非搭便车者,他们通过策略性合作,使小组维持高水平合作,从而获得较高收益。本研究表明,竞争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并非简单的抑制或促进。在既定评价体系下,如果合作是可行且可能有利的,竞争机制就可以筛选出合作性策略和合作的个体。

土地财政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分析——基于全国286个地级市的实证分析

公共品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物质条件,土地财政作为地方公共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能为地方公共品供给和城市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本文构建公共品供给的评价指标,基于我国2008～2014年全国28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量化土地财政对公共品供给的内在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土地财政会加剧公共品供给结构的失衡,土地财政会增加经济性公共品的供给,同时抑制非经济性公共品的供给;进一步比较分析发现,这种影响在东中西部地区的表现有所不同。

农村公共品项目制治理的问题检视与变革展望——以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重点县项目制为分析对象

目前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简称小农水)重点县项目制是我国小农水供给的国家治理体制。在小农水重点县项目制治理的运作实践中,经常出现“行政层级中的行政发包困局”“项目进村中的政府购买局限”和“科层化运行中的技术治理异化”等现实问题。造成这些项目制治理问题的根源主要源于国家视角下项目制所内含的行政统合治理逻辑和机制。因而推进农村公共品项目制治理未来变革的关键路向就是要不断强化村庄自主性、增进农民主体性等,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项目治理格局,建构政府、村庄和农民等协同合作的项目治理体制。

数字公共品的开放式创新与ESG探索之路

本文系统性回顾了开源与开放式创新的关系,总结了七类数字公共品并提出了数字公共品ESG重要性矩阵。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字公共品的价值愈发明显,引导数字公共品进行开放式创新并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当下各国和企业共同推进的方向。

从行政统合到协同合作:农村公共品项目制的治理转向——以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项目制为分析对象

分税制国家财政体制确立以来,农村公共品供给主要采用“项目制”的形式。由于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简称小农水)是一种典型的农村公共品,因而项目制成为中央政府供给小农水的制度安排。目前,小农水项目制实践主要体现为以“行政科层”为运行管道、以“行政发包”和“政府购买”为运作过程的项目治理行动,实质上是一种基于“国家的视角”的行政统合治理形态。由于行政统合治理存在着固有缺陷,易致使项目治理失灵,带来诸多治理难题。因此,就需要在“社会中的国家”视角下,推进农村公共品项目治理转向,建构共建共治共享的项目制治理体制,促进协同合作治理行动的,提升农村公共品项目制治理的整体效能。

乡村振兴视域下宗族多样性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影响研究

从多个方面补齐农村公共品供给短板,逐步建立与村民需求相衔接的公共品供给机制,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基于2016年和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建立双向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分析宗族多样性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影响。结果表明,宗族多样性显著降低了农村公共品供给,具体表现为:一个村的宗族集中程度越低,该村生产性公共品供给的水平越低;宗族数量越多,非生产性公共品供给水平越低。进一步,引入基层民主选举的调节效应后发现,实行村民海选的村庄村民公共责任意识更强,降低了宗族多样性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负向影响。

公共品私人自愿提供决策的实验研究

本文利用实验数据对公共品私人自愿提供机制的多个经典特征事实进行了实证检验,其结论基本支持诸如"公共品私人自愿供给的存在性"、"捐献率随重复捐献次数的增加而有下降的趋势"和"公共品投资的私人边际回报率和交流的正效应"等特征事实。同时,实验还得到了一些新的发现,如"期初平均捐献水平较低"、"口头协议效果显著"、"经验分享存在积极作用"和"小组的合作程度存在巨大的差异"等。这些结论说明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可以达到部分公共品由私人自愿提供的目的。

公共品短缺、政府问责与政府负债信息披露

本文着眼于我国日益凸显的公共品短缺问题,剖析公共品供给、政府治理、政府问责与政府负债信息披露之间的关联脉络,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公共品视角对我国政府负债信息披露体系的构建进行系统探讨。研究认为,政府作为公共品的主要责任主体,在问责缺位的体制环境下往往存在投机倾向,应辅以健全的政府问责机制进行监督和约束。将公共品供给责任以政府负债的形式予以披露是助力政府问责的有效途径。对于政府公共品负债,应分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两层主体分别进行披露;以政府资产负债表为主要披露载体,并辅以表外披露的形式;依据公共品短缺程度的不同有选择地以渐进式披露为主,稳健式披露为辅;同时要综合兼顾信息披露与绩效评价、政府审计、异体问责等多个层面的协同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