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性溢出:社会治理中的社区社会资本职场关联(2009—2021)

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关键治理载体,职场将如何在社会治理转型中影响社区社会资本的凝聚。基于全国“职业经历和社会网络”调查2009年至2021年四期截面数据的分析发现:职场之于社区社会资本具有公共性溢出的作用特征。第一,进入职场能提升居民结构性和认知性社区社会资本。第二,相较于未进入职场居民,进入职场的居民在社区社会资本上的优势不断扩大。第三,身处党政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和体制外部门的居民,在社区社会资本凝聚上呈现差异特征。在中国社会治理实践中,职场在提升居民公共事务参与意愿和能力上既体现职场普遍性又体现体制差异性,进而与社区社会资本形成正向关联。这不仅体现了职场的社会价值,而且展现了体制内行动者的治理潜力,还提示了社会治理和社区社会资本中潜在的职场和体制部门分化风险。

证券信息披露的公共性品格及其法律实现

证券信息披露内含公共性品格,然而当前我国证券信息披露体系以财务、交易等直面股东的经济信息供给为主,不仅难以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也忽视了社会公众的客观需要,造成实践中信息披露的供需错位。可持续发展理念可以回应公共性的内在构成,应将其引入《证券法》,在多元利益平衡、差异化披露和综合性披露的原则下类型化证券信息,并将社会信息纳入现行证券信息披露体系中。在此基础上,适应性修改现行的强制披露、自愿披露以及预测性信息披露规则,明确重大性的具体内涵,并在《证券法》中配套纳入适应我国监管实际的、完善的安全港规则,构造具备公共性品格的证券信息披露体系,推动公司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良性循环。

乡村教师网络教研公共性困境及其消解

网络教研是解决乡村教师教研困境和提升乡村教师教学能力的重要途径。网络教研增强了教研的普惠性与获得性,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公共性困境:网络教研内容忽视乡村教育的差异性,网络教研中教师存在形式化参与,以及多头化网络教研管理导致失序与控制。这是由于工具性、城市性的价值取向遮蔽了教研内容的乡土性和人文性,乡村教师主体性被遮蔽,技术管理主义弱化了网络教研管理的公共性。因此,应构建有利于乡村教师公共知识分子品格养成的网络教研内容体系,加强网络教研过程的共享与对话,并增强网络教研组织管理的公共性,这才更能充分发挥网络教研对乡村教育质量提升的公共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共性及其重构研究——以江西傩文化为中心

纵观我国傩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其“公共性”的缺失和重构问题影响着傩文化在当代的发展与传承。在考察江西省傩文化属性和生存状态的基础上,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结合民俗文化学、传播学,以公共性理论为切入点,研究以江西傩文化为中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共性特征及表现形式,并从江西傩文化公共性的演变来探究其在当代非遗语境下公共性的重构。

新乡贤何以促进乡村公共性重建——一种理解框架重构的视角

新乡贤何以促进乡村公共性重建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当前,学界关于这一问题虽然形成了精英权威、社会资本、双重代理及核心行动者等4种典型解释模型,但其在理解框架层面存在国家与社会对立、嵌入性支配、现成性结果和割裂化分析等问题,需要构建一种私人—共同—公共领域转型互塑的理解框架来重新把握新乡贤促进乡村公共性重建的问题。在这一新的理解框架下,应坚持整体融合、互塑共生、合作共治等基本原则,增强新乡贤的角色自觉性与自主性,推动多种类型新乡贤形成治理合力,优化完善新乡贤促进乡村公共治理的机制,健全新乡贤促进乡村公共性重建的制度规范,构建新乡贤促进乡村公共性重建的监督反馈体系,从而推动新乡贤促进乡村公共性重建。

反思英国品格教育的公共性

2010年以来,英国基础教育领域格外注重品格教育。但支持者与批评者就品格教育是否真正体现公共性的问题展开了激烈探讨。支持者认为品格教育包纳了对个体公共德性的培养,也通过提升个体的“软技能”,促进社会阶层的积极流动,解决社会冲突与矛盾。批评者并不认可这种辩护,他们认为:第一,品格被视作一种“软技能”,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新的竞争资本。这种以竞争压力驱使人们接纳品格教育的做法压抑了个体在价值思考与选择上的主动性,也钝化了人们对社会矛盾的深入思考。第二,品格教育虽然囊括了对个体公共德性的培育,但仅局限于个体在日常社会交往中承担的道德责任,旨在培养对现有社会架构的“适应者”,而非积极的反思者与变革者。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个体层面可量化的利益加总起来直接推算品格教育对公共福祉的贡献,更需要考虑的是整个教育过程的价值性,看教育的过程是否能在直面社会及政治问题的基础上,鼓励个体的主动思考与自觉行动。

乡村旅游产业公共性何以缺失?——一项基于村集体注意力分配视角的个案研究

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具有实现农民增收、促进共同富裕的公共价值,但实践中却频繁出现联农带农效果有限等公共性不足的问题。在重庆市H村乡村旅游“共富项目”案例中,村集体与政府的目标和行动逻辑存在差异,产业实践与村集体有限的治理条件之间发生冲突,导致村集体的注意力分配出现失灵。村集体注意力分配的内生动力不足、价值判断偏差和主体责任模糊导致了乡村旅游公共性的缺失。因此,通过赋权增能实现能力强化、通过共识凝聚实现动力激活,是矫正村集体的注意力分配、提升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公共性、切实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可行之举。

从公共性到人民性:中国特色城市深度现代性的批判建构

长期以来,公共性作为城市现代化的基本属性和价值导向被广泛认可,但其自身的逻辑矛盾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不断显现,仅仅依托公共性难以切实推进中国式城市现代化的发展之路。城市现代化的本质指城市空间不断适配人的需求,并最终推进人自身的现代化,唯有以“人民性”作为中国式城市现代化的内在特性,才能彰显和确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与优越性。反思中国特色城市深度现代性的建构逻辑,剖析公共性的内在矛盾与公私困境,梳理以人民性为导向的中国经验和实践路径,进而建构“人民城市”,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一核心命题,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上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

公共关系学的“公共性悖论”及其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从1984年“中国公关元年”算起,公共关系进入中国已经40年。此间,中国本土的公关实践、学术研究及学科建设从未间断,基本与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主流保持一致。然而,全球公关学术场域的主导理论与范式大多来自西方,中国实践更多作为特殊经验提供文化证据。这种“体用关系”难题不仅极大限制了中国公共关系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而且公关实践、学术乃至学科的正当性长期面临各种质疑。对照传播学科的自反性研究,回归现代公共关系在美国发生的历史语境以及公共关系学引进时的实践迷思,提出“公共性悖论”这一阻碍学科正当性的“元问题”,反思造成公关职业污名、公关有术无道、公关难以介入社会公共事务的三重困境,而突破公共性悖论正是回应“小学科如何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所在。实践创新层面,作为“中间地带”的公共关系业需平衡策略传播与公共伦理的关系;学术研究层面,作为“行动连续体”的公共关系学应当突破理论界域贡献中国原创理论,以学术力量参与社会充分运作;学科发展层面,中国本土公共关系学需跳出“美国中心主义”与“商业中心主义”的窠臼,积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对接国家发展需要,优化学科研究方向。构建中国自主的公共关系学知识体系,需走出西方理论的普适性迷思,反思视中国为“在地”而西方为“世界”的狭隘视域,以学术自主、文化自信的姿态观照本土公关实践并创新自主理论体系,从而更好推动中国本土公共关系学不断向前发展。

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前景下公共性的消解及重建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构成了数字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节点和最新样态。随着以ChatGPT和Sora等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升级迭代与日常化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日趋成为推动人类公共性扩张和变革的关键要素。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本质上带有“反公共性”的逻辑,数字生产资料作为数字劳动的产物被数字平台所有者私人占有,其发展与公共性产生了严重抵牾,“私人所有”的数字平台所炮制的“公共使用”的美丽骗局更是进一步蚕食了公共性。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前景下人类公共性的消解突出表现为公共性主体渐趋“自我中心化”、公共性信息渐趋“同质茧房化”、公共性领域渐趋“碎片分裂化”。基于此,揭露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公共性逻辑,重构数字生产关系,发展平台社会主义,呼唤数字技术公共性本质的价值回归,引导数字技术公共性效应的发挥,不失为重建人类公共性的现实通道。

大模型时代公共性算法的应用场景、层次嵌套及逐层规制——以数字政府建设为例

以大规模的深度学习模型来解决复杂问题为特征的“大模型时代”悄然而至,算法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数字政府建设作为我国国家治理转型的重要战略,必然需要面对大模型时代的趋势与公共性算法的运用。从具体的应用场景来看,大模型时代下的公共性算法能够在数字治理、数字政务以及数字监管中提升多方效能,助力政府数字化转型。从具体的运作机制分析来看,算法分别在数据层、协同层以及理念层上实现了层次嵌套,通过数据喂养训练合格技术、人机交互赋能多元主体、价值内化保障数智理性。但上述运作机制存在法治保障的不足,应当分别从上述三个层面的运作机制出发,尝试通过事前与事后并行的方式,规范算法运作、公众与机关共治的形式,保障有效交互、伦理与司法审查的途径,从而实现数智理性。

何以可能及可为:数字新闻公共性辨析与可实现路径探究

公共性被视为新闻业的价值合法性基石,但在喧嚣的数字新闻时代表现出一些“反公共性”征候。数字新闻机理中潜藏着公共性资源,使数字新闻公共性的实现成为可能。数字新闻所追求的公共性是在开放的空间进行互动以实现平等交流,给予大众广泛的认知,最终促进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建构数字公共空间的路径包括推进制衡的深入扩大化、对受众的积极承认与拥抱以及遵循行动者网络理论等。

党建引领乡村公共性重建的理论渊源、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随着城镇化与市场化的推进,乡村作为国家治理的最末端日益呈现出利益分化、规则多元、价值丧失等公共性消解的特点,这不仅与现代社会发展对其产生的冲击影响有关,还涉及到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退场与再嵌入。乡村社会作为我国基层自治空间是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场域,中国共产党理应在此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党建引领乡村公共性重建符合我国国家治理核心架构要求,同时也切合乡村实际与现实需要。为此,厘清乡村公共性的理论渊源与党建引领其重建的内在逻辑尤为重要。党建引领可从公共交往、公共服务、公共空间、公共规则、公共精神等五个具体维度出发,发挥基层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与制度优势,提供可操作化的实践路径,推进乡村社会组织化与再整合,从而重建乡村公共性,助力乡村有效治理。

淮安市乡村公共空间公共性困境及其重塑

江苏省乡村公共空间治理自2019年施行以来,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提升村容村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淮安市乡村公共空间治理取得一系列可观的成果,但仍具有可达性低、村民参与率低、空间社会功能弱化、治理缺乏长效性4个方面公共困境,给乡村基层治理和实现农村高质量发展带来难题。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需要从建立多元复合利用共建机制重塑空间物理功能,激发空间活力的共治机制重塑空间社会功能,建立协同治理共享机制重塑空间治理参与度,建立长效机制重塑空间治理制度4个方面共同推进乡村公共空间重塑。

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现代化考量

现实的人的存在既是多元的又是一元的、既是个体的又是公共的,具有类的意义和价值的公共性。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探讨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价值的理论源起、价值支点和实践效能,可以为人的现实需要的满足获得更多的公共支点,并对人的公共诉求的实现寻求更为合理的公共空间和开放意义,从而在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人类社会基于并超越无产阶级的自身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中,指导社会成员自我生存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为实现共同理想和现实公众、公共空间的有机融合提供更为有效的实现路径。

文旅深度融合的公共性解读

公共性是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中的基础范畴,是一个历时态与共时态并存的“复合”概念。当今社会,频繁使用公共性叙事与关注公共性议题,表明“公共性”已然产生了“问题”,并成为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问题^(②)。西方社会中的公共性源于古希腊的城邦政治、自然法和古罗马的共和思想与公法体系^(①)。

重塑乡村公共性:党建引领激活村民自治的内生路径——以湖南省沙洲村为例

村民自治是实现乡村振兴、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制度基石。因此,如何激活村民自治、让村民自治有效运转起来,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需要重点关注的议题。湖南省沙洲村通过整合公共利益、强化公共参与、形塑公共规则以及培育公共精神,重塑了乡村公共性进而全面激活村民自治,使重塑乡村公共性成为党建引领激活村民自治的内生路径。沙洲村案例表明:党建引领中内含的利益整合逻辑、组织化参与逻辑、秩序建构逻辑以及公共精神再造逻辑共同促进了乡村公共性重塑,进而激活了村民自治的内生动力。通过党建引领重塑乡村公共性来激活村民自治,一方面回应了党建引领激活村民自治何以可能的问题,另一方面形塑了农村基层党建与村民自治良性互动互构的基层治理格局。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沙洲村探索的党建引领激活村民自治创新实践,不仅通过回答党建引领何以激活村民自治而丰富了村民自治的理论内涵,而且为推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发展、推进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以及实现基层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路径。沙洲村党建引领激活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离不开多层级系统联动和农村社会力量的成长,也是这一机制推广所需要的基本制度条件。

公共性重塑:乡村文化振兴的善治逻辑

乡村文化振兴是实现国家善治的重要议题。村落文化作为乡村共同体的呈现样态,存在乡村文化的多元化来源和展演形态。文化公共性与乡村建设休戚相关,村庄政治精英不但引领了文化资源的运作方向,而且重新整合了村民的“文化习惯”,为村庄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具体而言,要通过政策宣传激发村庄文化的活力,围绕党群关系发挥村规民约的影响力,进而践行文化制度的本土化适应力。同时,乡村文化公共性的流失贯穿于公共议题的失语和公共空间的日渐式微。因此,要不断涵养乡村公共精神,加强村民公共意识的培育,促进村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发挥乡村精英的引领作用,完善乡村公共空间的设施建设;不断拓展文化赓续的公共空间,重构乡村社会资本和关系,通过重构社区空间,促进村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明确公共规则的内容和制定程序,加强公共规则的宣传和教育,健全监督机制的信息反馈渠道。

传统岭南园林公共性转化空间吸引力研究

营造传统岭南园林的初衷是为了满足个人精神寄托的场所,到了当代,对大众开放的传统岭南园林具有了“公共”的属性。在公众体验传统岭南园林的过程中,除了感受到传统造园的初始意蕴外,更多的是多数游人获得一种直接而快速的空间感受。对多数游人吸引力大的场所与针对个人空间感受而设定的节点不一定重合。如果忽略了这样的不一致,在岭南园林新的营造中就会出现空间感受的错置。以往对传统岭南园林空间研究多集中在分析建设者对个人感受空间意象的主观设定,而忽略了游历者对园林空间客观感受的体验。以传统的顺德清晖园和佛山梁园为研究例子,运用软件Depthmap和Spss分析从两者现场调研所得的数据。结果显示,原本私墅性的传统岭南园林具备了“公共性”之后,其空间吸引力与组构特征及造园元素有关联性规律。通过归纳其规律为线性回归函数形式,将为新时代营造岭南园林提供量性化的设计依据。

“当代诗的文化趋向:个体性与公共性”主题论坛实录

2023年8月15日—17日,第四届“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颁奖典礼暨“21世纪现当代诗学的探索进路”主题论坛在上海大学文学院学术报告厅召开,此次会议由江汉大学和上海大学联合主办,江汉大学现当代诗学研究中心、《江汉学术》编辑部和上海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联袂承办。“当代诗的文化趋向:个体性与公共性”是论坛分主题之一。与会专家围绕“有机诗人”与“共同体诗学”、“90年代诗歌”与“未来诗学”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提出当代诗从个体性到公共性这一文化趋向,同时也是中国当代诗歌自1990年代尤其21世纪以来试图完成的历史转向:从“弱普遍主义”的角度提出了共同体诗学的必要性,强调了诗歌与人文思想的关联以及共同体的多样性,倡导在警惕文学史权力膜拜的同时探索一种个体的“有限的公共性”,还从生活实践和文化意识两个方面深入讨论了写作意识。与会学者和诗人同时就诗教问题、“大诗人”标准、诗与媒介等问题发表了看法,提出了反思和重构90年代诗歌的设想,并试图在新的历史处境和文明条件下建构具有未来性的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