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物品理论视野下“三北”工程生态产品供求关系分析

中国“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是与改革开放同步实施的一项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在公共物品理论视野下,“三北”工程生态产品属于公共产品范畴。进一步加强“三北”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本质上是持续增加生态产品的有效供给,有序调节生态产品的供求关系。文中分别从供给、需求2个方面论述“三北”工程生态产品的供求关系,对影响供求关系的政府、市场、社会3种因素之间形成的博弈关系展开分析,认为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有利于推进“三北”工程生态产品的有效供给和需求,推动我国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三北”工程生态产品供求关系关键:一是要推动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二是要加强“三北”工程生态产品宣传教育,三是要建立“三北”工程生态产品考核评价体系,四是要健全“三北”工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公共物品理论视域下地理标志公地悲剧论的证伪

地理标志领域易出现公地悲剧现象近乎学界通说,但却鲜有从公共物品理论视角就此展开的专论。地理标志具有客观的排他效果,但这种排他效果是基于人为制度设计而非消费利用行为,因此地理标志是否具有非排他性是一个确有争议的问题。如果考虑到现实中任何公共物品都有一定的范围限制,那么至少可以确定在地理标志使用权人内部,地理标志是非排他性的。而由于地理标志本身的无形性,其消费利用行为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不存在共有资源的非竞争性特征。即便与其他属于共有资源的无形物进行类比,也能够发现地理标志消费利用行为的非破坏性足以使其与环境承载力等无形的共有资源划清界限。因此,无论认为地理标志属于有限进入式的纯公共物品,还是其他类型的准公共物品,都能否定其属于共有资源,进而脱离公地悲剧现象的适用场域。

城市公共物品安全风险治理边界解构及主体职能优化

城市公共物品安全风险治理边界问题对于理解何为城市公共物品安全风险以及城市公共物品安全风险治理规模、治理主体各自的职责及相互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极为重要。城市公共物品安全风险治理边界有两个层面,在显性层面体现为城市公共物品安全风险治理主体的实际规模与所支配的实体资源,即人员边界、资产边界、技术边界和主体边界;在隐性层面体现为目标边界、权责边界、能力边界和效率边界。4种隐性边界共同界定并且外化为城市公共物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显性边界,从而规范和塑造了城市公共物品安全治理主体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基于公共物品和协同治理的农村水污染对策设计

水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之一,在社会发展中人们却忽略了水资源的保护。为解决农村水污染治理难题,研究对贵州省遵义市农村水污染现状进行探讨,并指出现存治理措施中的问题。以公共物品理论与协同治理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研究从治理能力、治理机制、治理格局三个方面给出农村水污染对策建议。结果显示,水系中的主要污染物质含量降低,超过90%的水系样本污染得到了改善。研究对水资源管理、生态保护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面临的困境与优化对策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旨在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支撑,也是促进社会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重要条件。为实现公共物品在农村地区的有效供给,推动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存在供给主体单一、供给资金不足、决策机制与监督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并提出重新构建多元主体供给体系、完善供给资金保障机制、优化供给决策机制及建立健全供给监督机制等建议。

村庄特征、村治精英与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以G省Y县P村为例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成为重要研究议题。为了分析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绩效的影响因素,以个案研究方法对一个典型自然村公共物品的供给绩效进行了纵向比较分析。结果表明,村庄特征特别是村庄异质性程度会极大影响村庄集体协商的效果,进而影响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的绩效。具体而言:在以行政村为自治单元时,村庄异质性较强、村庄社会关联度较低,即使存在村治精英也难以有效供给村庄公共物品;而在以自然村为自治单元的情况下,村庄同质性强、社会关联度高,强社区记忆能够使村治精英发挥作用,最终促成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现状研究——以广西北海铁山港区为例

长期以来,国家高度重视乡村的建设情况以及“三农”问题,如解决农村在公共物品供给方面存在的问题。文章以北海市铁山港区为研究对象,分析铁山港区公共物品供给现状及存在问题,并提出一定的建议,以期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要求,完善供给制度保障,对国家供给侧改革发展提供支持。

有为乡镇政府保障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乡镇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体系中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要解决目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存在的供需失衡、缺乏协同和差异化供给不足等问题,传统乡镇政府就必须向有为乡镇政府转化,建构起有为乡镇政府主导的多元供给主体合作治理机制。

私人物品还是公共物品?——中国托幼服务供给的历史逻辑和未来发展

托幼服务供给本质上取决于人们对儿童属性的看法。如果儿童被视为私人物品,那么托幼服务的成本将由家庭承担。反之,如果儿童被视为准公共物品,那么单位或国家将分担家庭的托幼服务成本。从供给主体情况来看,家庭托幼、社区托幼和民办机构托幼是基于儿童属于私人物品的理念。单位托幼和公办机构托幼则是基于儿童属于准公共物品的理念。在计划经济时期,为了让妇女更好地参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建设,托幼服务作为职工福利由单位/集体提供。20世纪80年代以后,托幼服务的市场化改革将托幼成本转给家庭,主要是为了让企业成为市场经济的竞争主体。随着我国生育率的持续下降,普惠性托幼服务改革成为鼓励生育政策的重要配套措施之一。

数字化改革的路径选择:一个内生公共物品的超边际分析框架

数字化改革的探索过程中,主要存在三类典型路径:一是基础好的地区和部门先行探索的“揭榜挂帅”类;二是基础弱的地区和部门为实现弯道超车跟风探索的“不甘落后”类;三是不管基础如何,各地区和部门联合提供、共同探索的“百花齐放”类。基于数字化改革的可复制性、可推广性以及供给过程的公共性等特点,可从公共物品提供的视角审视不同的改革路径。数字化改革深刻影响社会分工结构,本文通过构建异质性区域分工合作的超边际分析框架,刻画不同路径对应的分工结构并明晰不同结构间的转换条件,同时评价不同改革路径的效率。结论表明:“揭榜挂帅”和“百花齐放”路径都有可能成为最优路径。“揭榜挂帅”成为最优路径时,打破了Olson的经典论断,表明“搭便车”式提供公共物品有时非常有效。

浅谈公共物品及其相关理解点

公共物品是财政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公共物品根据其是否同时具备一定的标准分为纯公共物品与准公共物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共物品其提供方式有政府提供、市场提供与混合提供,文章结合一定实例对公共物品及其相关理解点作一简单阐述。

统一大市场作为公共物品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

以公共物品为视角,分析统一大市场的结构、机制及社会前提,阐述统一大市场作为公共物品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研究发现,市场机制并非天然存在,其形成需要制度规则的整合,其发展需要克服巨大的社会成本,其运行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统一大市场是一种制度公共物品,目的在于通过效率-公平正反馈机制的建设,实现其正外部性。政府需要作为市场建设者发挥基础性作用,在系统治理的原则下释放本土化与内部化潜力,推动经济社会协同发展。建设统一大市场有利于推动中国市场实现由大到强的转变,反映了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要求。

公共物品问题:文献述评

如何有效而又公正地供给公共物品,是近年来学术和政策争论的热点。文章提出了具有一般性的"公共物品问题"这一概念,认为对任一公共物品问题的全面探讨,都应涵盖以下六要素:资源如何配置,成本如何分担,利益如何分享,物品(服务)如何生产,以上决策如何作出,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如何定位。这为有关公共物品问题的讨论建立了有用的分析框架。而传统财政学把公共物品问题当作某个决策者面对的最优化问题来求解,忽视了公共物品问题本身所具有的政治性。因此,必须重视公共选择研究方法,把公共物品问题当作特定制度背景下利益相关者的决策问题来理解,以在真实的历史情境下求解公共物品(服务)的需求揭示、资金供给、生产与配送、利益分享等问题。

蒂布特模型与村级公共物品有效供给

当我们从受益空间的角度来对公共物品进行划分时,可以将公共物品划分为全国性公共物品和地方性公共物品两大类。村级公共物品作为地方性公共物品的典型代表,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几乎涉及农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

农村公共物品的“诱致性供给过剩”及其治理

当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主要模式是政社合作型。政府与村庄之间在资源上的相互诱导与吸引,导致资源低效、浪费和不均衡不合理供给,即农村公共物品的“诱致性供给过剩”。农村公共物品“诱致性供给过剩”主要源于政府自上而下项目激励、村组干部横向社会竞争和村庄自下而上资源吸附三重机制。化解农村公共物品“诱致性供给过剩”问题,可通过包干式资源投入、监管结合的村财制度和落实村级民主参与制度等,对“公有”和“共有”的“公共池塘资源”进行有效治理。

论城市公共物品及其供给

城市公共物品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 ,它的供给主要有城市政府直接提供、间接提供和市场提供三种方式。从世界范围来看 ,市场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针对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城市公共物品供给不足产生的原因 ,提出了若干对策。

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困境与对策——以C市D村为例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农村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重庆作为全国农村人口最多的直辖市,其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状况是对乡村治理水平的检验,为响应乡村振兴战略,助力城市和乡村达到均衡发展,对重庆市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现状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以2018年底脱贫的C市D村为案例区,采取了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形式展开调研,考察了D村五类农村公共物品项目的供给成果,并就村民对公共物品的满意度进行了分析。基于对D村供给现状的实地考察,本文认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还存在着以下四种困境:提供的总量不够、公共物品供给与村民需求脱节、在提供和使用时存在资源浪费现象、非政府主体参与少。为了破解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困境,本文针对性地提出了四项解决措施:一是加大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投入力度;二是重视村民的需求表达机制;三是健全公共物品的监管和维护机制;四是构建合作提供的模式。

城市公共物品的供给对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以广东省广州市为例

文章运用2000-2020年广东省广州市公共物品供给的统计数据,从城市教育经费、城市卫生医疗费用、城市基础设施投入、城市科技费用、城市社会保障支出等六个因素对城市公共物品供给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计量实证研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对公共教育支出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会促进经济增长增加0.37个百分点;对基础设施投资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会促进经济发展增加0.29个百分点;对社会保障支出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会促进经济增长增加0.15个百分点。据此为城市公共物品的供给提供政策建议。

准公共物品的内涵及其分类

准公共物品应进行如下分类:一是有“正的外部效应”的私人物品,从有效率的供给角度来说,需对这种物品给予补贴,补贴可来源于收费也可来源于税收;另一类则是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向时受益可排他的公共物品(即“拥挤的公共物品”),从有效率的使用或需求的角度来说,需对其进行收费。另外在实际经济生活中还存在“地方性或区域性公共物品”,为避免产生过分的效率损失,通常采取自治性收费或集资的办法来提供。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与对策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就是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结合国家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客观梳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现状趋势,分析阐释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存在的供给主体相对单一、供给决策忽视需求因素、供给重点不够突出、运行管理效率较低等主要问题,建议构建多元化主体,改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主体结构;以需求为导向,建立自下而上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机制;注重公平,突出重点,完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布局;动态运行管理,优化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管理模式,以期为培育和发展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系提供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