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投诉中公务人员的“应诉负担”——来自基层政府部门的实证观察

通过构设“情境—制度—资源—能力”理论分析框架,对C街道办事处进行实证追踪分析,能找到基层公务人员“应诉负担”的现实表征、生成逻辑和政策启示。研究发现,基层公务人员“应诉负担”的现实表征为不间断的自证压力、难澄清的解释责任和高忧虑的心理负荷。基层公务人员“应诉负担”的生成逻辑,可阐释为在“强压力—弱张力”场景中,情境层面的角色期望和任务要求严格发起、制度层面的投诉约束与权益救济缺失导引、资源层面的行为识别和情感支持缺位推动以及能力层面的抗压意识薄弱与应对能力不足促成的循环递进过程。非理性投诉中基层公务人员“应诉负担”的实证分析可为改变基层治理主体的“重职权轻维权”现况提供政策启示。

后疫情时代基层公务人员舆情素养提升路径探析

后疫情时代网络舆情频发,若处理不当,将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因此,提升基层公务人员的舆情素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近年来发生的典型涉疫舆情事件为切入点,探讨基层公务人员舆情素养的重要性及其现状,深入剖析基层公务人员在舆情治理中面临的困境,并提出了制度建设、教育培训、完善机制等建议,旨在提升基层公务人员的舆情素养,提高基层政府应对突发舆情事件的能力,增强其公共治理的效能。

中国政府公务人员规模与结构研究:基于国际比较视角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对政府公务人员规模与结构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估,是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一项基础性工作。通过国际比较发现,无论按照"宽口径"还是按照"窄口径",中国政府公务人员的相对规模都基本处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中国政府规模的主要问题在于结构和功能性问题,纵向各级政府之间、横向职能部门之间、机关事业单位之间、党政部门之间配置尚不合理等。未来政府规模调控思路要从"数量导向"的精简调控式改革向"质量导向"的结构优化式改革提升与转变,要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改革的协同性。

艾滋病防治公务人员对HIV/AIDS态度分析

目的了解艾滋病防治相关部门公务人员对待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者／艾滋病（AIDS）患者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为今后策略倡导工作提供依据。方法对1655名艾滋病防治相关部门公务人员进行自答式匿名问卷调查。结果83．7％的被调查者对HIV感染者／AIDS患者采取救治关怀措施并反对社会歧视的积极态度。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文化程度、不同部门和认为只有道德败坏的人才会感染艾滋病是其影响因素。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倾向于持积极的态度（OR为0．490，95％CI=0．350～0．686）；各部门较卫生部门更多的持消极态度，尤以学校（OR为7．087，95％CI=3．878～12．95）及公安司法（OR为3．332，95％CI=1．860～5．970）2组最为突出；持只有道德败坏的人才会感染艾滋病观点是促成消极态度的因素，（OR为2．231，95％CI=1．104～4．506）。结论应对艾滋病防治相关部门公务人员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工作，尤其应加强对学校和公安司法系统的艾滋病防治策略倡导。

论渔政公务人员

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原因,目前许多渔政人员的文化水平偏低,未能依法纳入公务员管理,未能依法享受国家公务员待遇,部分渔政部门一直依靠差额拨款或自收自支维持运转。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相关渔业法规,阐述了渔政公务人员的概念,分析了他们依法应享有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探讨了他们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为了实现渔业行政管理的公正和有效,应严格依照公务员法录用渔政公务人员,保障其依法应享有的各项权利;对违反渔业法规及公务员法规的渔政公务人员,应依法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建设一支学习型、服务型、责任型、由公共财政予以充分保障的渔业行政执法队伍,是真正实现依法治渔和依法兴渔的前提条件。

南山区公务人员肝吸虫病防治知识知晓率调查

目的了解南山区公务人员预防肝吸虫病知识知晓状况。方法在本年度干部体检人群中随机抽样选定调查对象,采用《预防肝吸虫病相关知识调查问卷》进行现场调查,使用SPSS11.0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统计分析。结果共调查291人,16.67%的调查对象喜欢吃生鲜的淡水鱼虾,肝吸虫病知晓率47.74%,肝吸虫病感染途径知晓率45.36%,肝吸虫病预防知识知晓率35.05%。结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肝吸虫病相关知识知晓率高于饮食从业人员。但由于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的影响,该类人群是感染肝吸虫的高危人群。健康饮食知识的宣传还需要进一步深入透彻细致。要加大食品卫生整治力度,根除肝吸虫病感染源头。

公务人员健康体检慢性疲劳综合征的状况研究

目的探讨健康体检的公务人员慢性疲劳综合征(CFS)的状况。方法随机选取2013年6月至2016年6月该院进行健康体检的1 022例公务人员,102例经体检患有CFS作为观察组,920例无CFS作为对照组。2组研究对象进行调查问卷并统计问卷结果,运用疲劳程度分级量表测试疲劳程度,并运用疲劳自评量(FSAS)进行自我评定;使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评定疲劳症状;采用SF-36量表测量生命质量。结果观察组男性86.7%疲劳程度为3级疲劳及以上,高于女性(79.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多为3级疲劳及以上,疲劳程度高;观察组在偏执与强迫方面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在躯体化、抑郁、焦虑及精神病方面得分均高于对照组,观察组评分总分为(131.26±51.59)分,明显高于对照组[(121.30±49.38)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生理功能和社会功能及生理职能等方面得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躯体疼痛、活力、情感职能、总体健康、精神健康等各方面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CFS公务人员疲劳程度较高,疲劳症状较多且生命质量较差,应引起重视。

陕西省公务人员亚健康现状调查分析

目的了解陕西省公务人员亚健康症状的发生情况及其人群分布特征,为早期干预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陕西省、市、区县等不同单位的在职公务人员1 313名,使用公务员亚健康调查问卷对其进行匿名问卷调查。结果陕西省公务人员亚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排在前5位的亚健康症状为感觉疲乏(88.27%)、注意力不集中(81.51%)、心烦意乱(68.89%)、眼睛干涩(66.40%)和睡眠质量不佳(66.00%);女性公务员、31~45岁年龄组及体质量过重者为公务员亚健康症状的高发人群,不同单位等级的公务员亚健康症状分布存在差异。结论陕西省公务员的健康状况亟需得到进一步的关注与提升,为提升该群体的整体健康水平,需开展以防为主、关口前移的健康管理策略。

公务人员个性特征研究

目的探讨公务人员个性特征。方法采用卡特尔16种个性因素测量表对沈阳市220名公务人员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公务人员在14项个性因素上与常模存在显著差异;公务人员个性因素在性别及年龄方面差异较小,尤其次级因素无显著差异;从事与WTO相关工作公务人员的一些个性因素尤其半数次级因素显著优于从事与WTO无关工作的公务人员。结论沈阳市公务人员总体个性特征优于常模,尤其从事与WTO相关工作的公务人员具有良好的个性特征。

公务人员职务消费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职务消费是指公务人员在履行职责完成工作任务过程中所必须发生的经由公费支出的各种消费。目前我国公务人员职务消费呈现数额庞大、增速过快、资源浪费和假公济私等特点,原因在于制度约束不力、消费信息不透明、公私界定模糊和行政道德失范。因此,必须从提升职业道德素养、完善职务消费制度、推进政务信息公开和强化监督体系等方面来进行有效的完善。

公共服务动机对基层公务人员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基于山东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公共服务动机与公务人员工作满意度的相关研究日益受到学界关注。已有研究认为公共服务动机有助于提高公务人员的工作满意度,但目前针对基层公务人员的研究还较为不足。通过对山东省区县级及以下基层公务人员进行公共服务动机与工作满意度的问卷调查,运用典型相关分析发现,公共服务动机的四个维度均与基层公务人员的工作满意度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对公共利益负责和自我牺牲精神两个维度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最大。此外,公共服务动机对基层公务人员内在主观满意度的影响程度要高于对其外在客观满意度的影响程度。可见,公共服务动机对工作满意度的提升作用同样适用于基层公务人员,同时对其内在主观满意度的影响更加突出。

基层公务人员责任伦理的现实困境与规制对策

服务型政府之建构蕴含服务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双重要求。服务型政府建设关键在基层政府层面,而基层公务人员作为基层政府建设的主要践行者,自身的责任伦理状况对政府伦理建构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基层公务人员面对个体私权与社会公权的融合交织、效忠组织与公共职责的冲突、角色身份多元化与行为多样化的选择往往陷入责任伦理困境。为此,应坚持以传统伦理刚性约束为主的路径选择,区分责任伦理中自我伦理与他人伦理、理论伦理与现实论理的不同论域,促进责任伦理的明确化与标杆化。

论政务信息公开背景下公务人员人事档案信息的披露

政务信息公开是政府工作透明化的必然要求,在政务信息公开中披露与公务活动有关的公务人员人事档案信息对于完善政府信用,满足社会公众的知情权等都有很大的益处。在披露与公务活动有关的公务人员人事档案信息时,应以公共利益为先,限定公开的范围,正确处理好个人信用与政府信用之间的关系。

我国公务人员网络行为管理制度的现状与创新分析

由于公务人员这一群体的特殊性，他们的行为往往受到更多关注，特别是一旦出现网络失范行为的时候，就会引来大量网民的“围观”和“拍砖”。加强公务人员网络行为的管理，主要是针对失范行为的管理。网络行为管理制度作为网络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评价公务人员网络行为是否失范的重要标准。必须通过强化制度对公务人员网络行为进行规范和引导，促进公务人员以适当的心态和方式开展网络行为，经得起群众“拍砖”，进而凝聚网民力量，引领舆论潮流，适应网络化生存的时代。

地方公务人员“规范补贴”不规范的危害及其治理

公务员收入分配是整个社会收入分配的重要组成部分。始自2006年7月开始的我国第四次公务员工资改革,最明显的效果就是规范了补贴方式,但是,由于一些地方政府背离了中央关于公务人员工资改革的初衷,使得公务人员"规范补贴"不规范,对此必须予以重视并采取相应措施进行治理。

组织行为与制度建构:非领导职务公务人员绩效考核影响因素探析——基于八省问卷调查数据的因子分析

绩效考核作为一种管理工具,对于提升公共组织的效率,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公务员制度,具有重要意义。现行的《公务员法》明确了公务员绩效考核的地位,使绩效考核具备初步的制度基础,但其制度效力如何,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以问卷调查为主要研究方法,基于因子分析的定量技术来分析影响非领导职务公务人员绩效考核实际效果的各类因素,可以发现,考核指标的主观性、程序公正性的缺失、组织中的政治行为以及组织文化,对公务人员对绩效考核的满意度均有明显的影响。

论民国时期基层乡镇公务人员制度——以杭嘉湖地区为中心

为了强化对基层的控制与管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又逐步将公务人员制度引入到基层,以便于国家政权下延,加强基层社会的动员。由于制度设计及具体条件之局限,这一制度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呈现了先后不同的状态,体现了制度与实践的背离,尤其是乡镇长与乡镇干事。这不仅反映了国家政权在基层渗透的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基层政治现代化的程度。本文以杭嘉湖地区为中心,来考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基层公务人员的实际运作情形。

简论中国古代公务人员勤政廉政激励机制

本文归纳和总结了我国古代公务人员清廉勤勉的激励思想,将这些激励思想概括为五种激励机制:伦理激励机制,法理激励机制,管理激励机制,情理激励机制和道理激励机制。希望对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起到借鉴作用。

行政公务人员的法律责任及问责原则

行政公务人员的法律责任是因其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而由专门国家机关认定和追究的否定性法律后果。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分为行政违法责任、行政不当责任与行政侵权责任,惩罚性责任与补偿性责任,直接责任、间接责任与连带责任,以及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刑事责任与违宪责任等。实施问责应遵循下列原则:权责一致;依法问责;过罚相当;惩罚与教育相结合;追究责任与改进工作相结合;追究行政机关的责任与追究行政公务人员的责任相结合;直接责任追究与间接责任追究相结合;程序权利保障。

人大代表职业构成限制的宪法学思考——以新疆限制公务人员代表比例事件为切入点

虽然新疆12号文存在一定的法律问题,但是它提出的改革方向却是值得认真面对的。以公务人员代表比例过高为切入点,由此应该引起对于整个代表组成结构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