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清算论——对我国公司法修改中的一点建议

特别清算,是与普通清算相对应的一种清算制度,其在日本公司法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司法中均有规定,克服了普通清算对债权人利益保护不周的弊端,也避免了破产清算的高额花费,较好地兼顾了当事人自治与社会秩序,均衡了效益与公平。我国现行公司法中缺乏对特别清算的相关规定,进而造成了某些公司未经清算即丧失主体地位的情况,极大地损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信用体制的建立,在未来公司法修改中。

公司法修改大家谈(笔谈)

本期刊发的10篇笔谈文章,对我国公司法修改的框架体系、原则方向到具体制度的构建修订展开研究探讨。中国政法大学赵旭东教授提出,公司自治和公司法的强制性与任意性问题是贯穿和覆盖整个公司法制度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强化自治、弱化强制依然是公司法修订的重要方向。清华大学朱慈蕴教授进一步解构了认缴制,提出股东出资义务具有法定性和约定性双重属性,认缴制实际上是通过公司法给予股东自治的空间更加宽广,属于股东出资义务的约定性。西南政法大学赵万一教授提出,公司法的修改必须基于中国的国情,聚焦于解决中国的特殊问题,必须秉持中国立场,践行中国道路。中国政法大学李建伟教授在分析股东身份纠纷发生诸场景的基础上,提出现行公司法关于股东身份认定的规则在商事外观主义和实质主义二者之间反复摇摆,股东身份认定涉及组织法与契约法的双重法域关系处理,对于任何一方面法域关系规则的忽略或者对二者关系的处理不得当都会导致裁判规则的偏颇。“谁是股东”这一中国式公司法问题应在公司法修正再完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徐强胜教授提出,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更多的是强调了公司独立财产的意义,体现了物化的人格与混乱的财产关系,是对公司人格的误读,公司法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为基础,强调公司的独立人格价值,回归人格意义表述。西南政法大学汪青松教授提出了公司不特定利益相关者保护的公司法路径,应当通过妥当的制度设计推动公司将对不特定相关者的利益考量内化为公司自身的主动行为。西南政法大学曹兴权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三十五条、九十一条、二百条三个条文涉及抽逃出资禁止规则,公司法修改时应废除认缴资本制公司中的抽逃出资禁止规则,删除上述三个条文,通过出资义务履行规则的解释机制实施法定资本制度的特殊公司贯彻抽逃出资禁止的监管政策。河南大学法学院樊涛副教授等提出,我国公司法应当增设“国有公司”一章,明确国有公司的概念和范围、规定国有公司的出资方式、股权结构等基本规则以及国有公司组织机构的设置、权力配置、人员构成、责任承担等特别规则,明确党组织是国有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在国有公司中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黑龙江大学法学院陈彦晶教授提出,我国法律上缺少对资本公积的具体调整规范,解释适用上的混乱不可避免,公司法修订时应妥善处理资本公积规则,对注册资本和资本公积一体对待。如果仍保留注册资本与资本公积两个概念的话,则应将二者在减资、分配等规则设置上一体对待。福州大学朱圆教授提出,介于营利企业与非营利企业之间的社会企业设定了营利与社会公共利益双重经营目标,有别于传统营利型企业。我国现行公司法的主要适用对象是营利公司不能直接用来解决社会企业所面临的双重经营目标之间的冲突及其调和,我国的公司法中应专门规定社会企业设立和运营中需要遵守的法律规则。

公司自治与我国公司法修改

公司自治是社会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真正实现必须具备两个基本要件一、公司法律人格独立;二、具有相应的法制保障。但在我国,公司法律人格难以真正独立;非国有公司与国有公司法律地位不平等;公司法重强制性、实体性规范,轻任意性、程序性规范。因此,为保证公司自治,必须对公司法作相应修改。

对公司法修改的若干意见——论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完善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化发展 ,《公司法》存在的缺陷也日渐暴露 ,对它的修改已提上议事日程。文章从公司资本制度的基本立法原则、股东的出资以及公司取得自己股份的限制等方面浅谈《公司法》中资本制度的完善。

公司法修改背景下的青年创业法律问题研究

公司法于2013年底进行修改,主要简化了公司注册手续,降低了公司注册门槛,这就需要对公司注册登记方面的变化进行法律分析使得青年创业者对这些变化有比较清晰的认识,消除青年创业者的顾虑。在创业门槛降低的同时,青年创业的法律风险依然存在,主要集中在违反出资义务、抽逃出资、对其他发起人股东承担连带责任、受让股权等方面,非常有必要让广大青年认识到这些法律风险,在创业过程中规避这些法律风险,合法创业,诚信经营,以减少损失。

韩国公司法修改试案与中国公司法之比较——以股份公司治理结构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近年来对公司治理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欧美国家,对同是大陆法系的近邻韩国的研究则不多见。2006年韩国公司法修改试案的颁布是一次对公司治理结构的极大完善,引入了非董事的高级管理人员制度、扩大董事的义务、股东大会运营的IT化等,这些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

公司取得自己股份规制模式的选择——兼论如何借鉴日本公司法修改的经验

引言 关于公司能否取得自己股份的问题,主要有两种立法模式,一种是规定公司可以取得自己的股份,以美国为代表:另一种是采取"原则禁止、例外允许"的法例,以法国、德国为代表.

公司法修改后一人公司立法述评

一人公司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公司,自其产生以来一直生生不息,也得到了各国公司法的肯定。在我国,公司立法长期以来未对之予以承认。新修改的公司法虽明确地规定了一人公司制度,但仍存在着一些不足。文章旨在通过对公司法修改后的一人公司立法进行反思,总结我国一人公司立法的成与败,为改进我国的一人公司立法提供建议。

揭开公司面纱制度与我国公司法修改

揭开公司面纱 ,是公司人格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公司面纱被揭开的场合 ,法院绕开公司独立人格 ,直接追究股东责任。揭开公司面纱制度 ,对于完善资本制度、建立一人公司制度、规范关联公司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公司法有必要引入这一制度。

有关公司法修改十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公司法》修改是目前法律界探讨的热点。文章提出了十个新《公司法》应予考虑的问题。

公司法修改后法人人格否认的认定问题研究

法人人格格否认制度引入我国之后,在实践适用上仍存在种种问题,其中法人人格的认定就是一个难点。2014年3月1日我国新《公司法》施行,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大了人格否认制度认定的难度,本文着重探讨此问题。

梳理、更新立法理念,谱写公司法新篇章——公司法修改若干问题访谈录

公司法是我国商事法律体系的一部重要法律,近年来,社会各界要求修改与完善这部法律的呼声很高,无论是立法界、实务界还是理论界,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与热情。日前,本刊记者就公司法的修订问题采访了我国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江平,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叶林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俊海。这三位法学专家就这些问题发表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其中,江平教授的采访稿根据录音整理,叶林教授、刘俊海研究员作的书面回答。

公司治理视野下的公司法修改

本文通过对目前我国公司治理状况的研究,认为我国公司治理的情况不容乐观,导致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公司法》的缺陷,并且进行了具体分析,提出了修改意见和理由.

公司法修改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2006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公司法》对1993年的《公司法》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改，从修改的条款数量来看，旧公司法中只有20余条保持原先内容，修订后的公司法共13章219条，其条款数量虽然较修订前有所减少，但其立法理念更为科学先进，结构体系更为严整合理。规范内容更加切实可行，是一部充满理论创新勇气和现实主义色彩的《公司法》。新公司法修改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社会利益、私权自治与公司法修改

公司法修改涉及内容广泛,目前许多焦点问题还未形成共识,如不拓宽眼界,仅就事论事的话,难以找到答案。文章通过分析“社会利益”与“私权自治”两者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具体剖析公司法修改的若干焦点问题,揭示了考察“社会利益”与“私权自治”的矛盾运动对我国公司法修改具有指导意义。

公司法修改背景下一股一权原则的审思与双层股权规则的建构

由现行《公司法》第103条和126条确定的股份有限公司“一股一权”原则即便属于强制性规范,但其也绝非颠扑不破的绝对真理。近些年一大批优秀的本土公司被迫到海外上市已经说明了作为民法平等原则在商法、公司法领域内的延伸的“一股一权”原则已经无法妥善回应日益复杂多样的资本市场,已经对创新型公司和新兴业态的发展造成了制度上的阻碍。在公司法第六次修改程序业已启动的大背景下,基于对“一股一权”原则的审察与反思,展开对双层股权规则的探讨与建构,以期在未来的公司法修改中能够回应市场现实对“同股不同权”的需求,实现双层股权结构的制度移植,使新《公司法》在弘扬股权文化、提供更高质量的制度供给、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关于公司法修改与完善的若干思考

我国公司法诞生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时期,它必然存在一些时代局限性。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与完善,公司法的修改与完善势在必行。

试析公司法修改草案

1993年我国颁布了第一部《公司法》,并于1999年进行了一次修改。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法制的进一步完善,对原有《公司法》的修修补补已不能满足要求,对《公司法》进行全面修正的呼声越来越高。2004年7月5日,国务院法制办起草了《公司法》修改草案。本文从立法理念和投资者权益保护两个方面,对公司法修改草案进行了分析。

日本将试行商法、有限公司法修改方案

日本法制审议会商法部到今年5月24日止,制定了大小公司区分标准的商法、有限公司法修改试行方案,方案的要点是:(1)公司成立时的最低资金,股份有限公司为2,000万日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2023年8月28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司是最重要的市场主体,公司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性法律。我国现行公司法于1993年制定,1999年、2004年、2013年、2018年对个别条款进行了修改,2005年进行了全面修订。为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权保护、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等重大决策部署,公司法修改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法制工作委员会组织成立由中央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组成的修改起草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