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闲置土地司法查封视角审视土地善治的公权与私权协调

核心提示本文认为,闲置土地的有效处置,面临公权力行使与私权利保障的双重作用。从土地善治的目标取向看,对闲置土地进行司法查封并推动合理处理,既是提升土地效率的过程,也是实现土地资源全民受益的公平选择。司法查封是利用公权力进行强制处置的法律手段,在协调土地公权与私权平衡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土地的基本属性和遵循土地善治的价值选择。

公共危机下行政应急权适用问题研究--以公权与私权冲突为视角

当今社会,行政应急权作为行政主体应对突发事件而适用的一项重要权力,能有效促使社会公共秩序由危机状态向常规状态转变。然而,行政应急权作为危机状态下公共权力的一种暂时性扩张,必然会造成个人权利的相对克减,引发公权与私权的冲突,这是行政应急权的适用困境。在现存法律规范下,合理适用行政应急权不仅要以法律规则的明确规定为依据,还应在权力运行的全过程贯彻法律原则的基本精神,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寻求公权与私权的平衡,使行政应急权在法治的道路上运行。

“天下为公”:制度视野下的宋代公权塑造

“天下为公”是儒家最伟大的思想之一,但在漫长的古代中国,制度名称和运行机制直接与“公”字挂钩者并不多见。宋朝或许是例外,诸多塑造公权的制度设计直接与“公”字相关联,颇具时代特色。在皇帝与士大夫的共治格局中,以台谏为输出终端、学校为涵养基地的公议机制是塑造公权的重要途径。从中央到地方,从军政到民政,广泛存在以“公事”冠名岗位和职责的现象。“公事”职官化,足以让绝大多数政府机构及其官员时刻谨记自己行使的是公权。对于庞大的政务执行者——胥吏阶层,宋朝广泛流行“公吏”的称呼,这已经非常接近今天“公务员”的概念。公使钱、公使库等职官性术语,皆在展现宋朝独具特色的公权政治。公权政治文明在宋代取得了巨大飞跃,已经颇具近世色彩。可惜,随着宋朝的灭亡,诸多塑造公权的独特设计皆销声匿迹了。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大遗憾。

公权法益观视阈下的人格法益:数字经济时代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续造

刑法的根本任务之一是保障人权,这一根本任务决定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保护的法益无法超出人格法益的范畴。但问题在于,单纯人格法益的保护路径无法囊括数字经济时代个人信息的全部属性,其互动性、流通性等特性所衍生出的公共秩序保护目的可能会落空。为实现捍卫刑法人权保障的根本机能,同时回应数字经济时代个人信息应运出的公共属性,在不破坏人格法益内容的前提下,应将公权法益观与人格法益糅合,形成“以人格法益作为入罪之基础,以公权法益观作为出罪之依据”的法益续造路径。

基层社会治理中公权与私权的合作机制研究

从权力(利)视角对基层社会治理进行分析能够更为透彻地展现其实质,经济发展造成社会多元主体利益分化,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使得基层社会治理出现了公权与私权分离困境。公权与私权的分离制约着基层社会协同治理,而公权与私权之间的合作也就成为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途径。公权与私权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同时基层社会运行规则也为二者合作奠定了重要的逻辑基础。基于此,政府应转变权力观念,构建技术驱动的合作平台,同时积极建设法治规则,真正以公权与私权合作促进社会治理多元协同。

公权岂能私用

近日,一则“利用职务便利违规为子女经营活动谋取利益”的消息引起某地公众强烈关注。据媒体报道,当地一名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便利向相关地区的乡镇打招呼,要求对其子女经营的文印店生意予以关照,全县24个乡镇均按其要求在该文印店制作宣传册、公示牌等,共计花费174万余元。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之维——以公权私权平衡的制度构造为切入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蕴藏着深刻的公权与私权平衡并重的治理思想,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鲜明的中国治理特征。公权私权关系构成了法治维度下用以审视国家治理活动的基本视角,它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主题,厘定由传统至现代古今国家治理历史演进的主线,进而奠定了当代国家治理新的价值立场。对公权私权内涵关系的把握、相应制度构成及实施标准的明晰,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难点之所在。公权私权结构设计上的轻重失衡,公权私权此消彼长的治乱失序,以及公权私权此彼进退的无据变动,皆会损害国家治理的稳定性和长效性。公权私权制度构造是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它涵盖了公权私权平衡理念的确立、公权私权制度规范的完善以及公权私权实践机制的改进,是理念、规范、实践一体协同推进的制度化变革。

论知识产权之公权性质——对“知识产权属于私权”的补充

受"公"、"私"概念的历史演变的影响,知识产权制度逐渐呈现出社会化和公法化的发展趋势。知识产权越来越多地突破传统私法的领域,其公权性质的体现已甚是明显,突出表现为国家(或政府)的公权力干预不断强化。"政府角色"越来越多地介入知识产权制度;并且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各国都倾向于向知识产权"国家战略化"发展。知识产权的公权性质主要表现在社会公益性、国家授予性和利益权衡性三个方面。

从私权到公权:用公权力来规范私权区块链的发展

在流行定义中,比特币一般被称为公有链。早期参与者希望在数字世界建立一个对所有人都开放的新数字货币系统,故称之为公有链。但在实际运营中,比特币的公有链特征不断减弱,这主要是受精英控制和算力资本主义影响的结果。目前,比特币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为:涉及国际黑市交易和犯罪、造成财富分配的不正义以及无意义的能源消耗等。尤为严峻的是,数字世界的非正义正在位移到物理世界,只有国家介入才能保证数字空间的社会意义的本初含义。未来区块链的发展特征是从私权转向公权。公权区块链就是在公共权力基础上形成的区块链形式。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将国家的介入变成一种强国家的监管主义。在国家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过程中,需要社会团体、专家和公民个体的充分参与。在新的数字空间中,协商民主和多方对话应该成为常态,而协商民主的结果可以通过智能合约的方式加以巩固。

论公权私用、滥用的动机和条件

公权私用和公权滥用是公职人员腐败的本质，通常是在混淆两种界限的情况下实现的：一是混淆公权与私权的界限，二是混淆职务角色与平民角色的界限。当今，公权私用、滥用的具体表现为：一、违背用权规则，把自己当作＂公权＂的化身；二、采用直接或间接的手段私用公权。无论主动型还是被动型的公权私用、滥用，都存在违背社会要求的潜在内因：一、工资收入不高，追求高标准生活需要的欲望；二、对个人和家庭利益的关心，超过对国家利益的关心；三、社会对腐败问题过分宽容；四、惩处过轻，使腐败者对行为后果无所顾忌。从社会条件方面分析，公权私用、滥用的外因就在于：一、公职人员受控制的程度低；二、公众和社会集团与公职人员交往中对权力绝对依附；三、公职人员处于被腐败的包围之中。反腐败的治本之策是消除产生公权私用、滥用的动机和条件。

知识产权公权化理论之批判

通过分析知识产权客体的可共享性导致其必须借助公权以法律为手段的制度设计和保障,才能实现私权化。认为公权介入的目的是为了完成实现和保障知识产权私权化的使命。私权本身的属性并没有因此改变。在此基础上,探讨知识产权法对社会公共利益价值的追求,没有改变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知识产权不可能是私权和公权的混合体。

公权制度伦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公权制度伦理即公权制度伦理化和公权伦理制度化。公权制度伦理的构建体现了社会主义公共权力的渊源和本质,有助于建立高效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建设,有助于执政党的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务员群体的廉洁自律。对于廉政建设和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与约束,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伦理构建和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主义公权制度伦理的价值诉求

我国宪法的权力关系框架,无论是通过明确权力渊源,还是通过界定权力范围,其核心基础只在于更好地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公权制度伦理的价值诉求既具有制度伦理价值诉求的共有属性,同时也具有区别于其他制度伦理价值诉求的特殊性,它主要包括公正价值诉求、导引价值诉求、规范价值诉求、自由价值诉求。

论公权对私权的尊重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出台是中国法治建设中的重大里程碑,它对于监督和规范政府行为,促进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行政意识的转变,推进依法行政,以及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行政许可法》的创新之举在于第一次将说明理由制度作为一项必要的许可立法和许可执法程序,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充分体现了国家公权对公民私权的尊重,是行政意识领域中的根本性变革,必将对中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产生深刻影响。一、说明理由制度——行政程序法观化的重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十九条要求：“起草法律草案、法规草案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草案,拟设定行政许可的,起草单位应当采取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并向制定机关说明设定该行政许可的必要性、

知识产权公权化理论的解读和反思

知识产权的权利属性是知识产权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因传统的视知识产权为私权的观点在面对知识产权相较于其他私权的特殊性及其领域内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时常常遭遇无法解释的困境,所以,有些学者提出了"知识产权公权化"理论,即在承认知识产权私权本质属性的前提下,指出知识产权是公权化的私权,试图以此来寻到新的"突破口"。但事实上,该理论因其立论依据本身就存在疑问,是经不起推敲的,它是在社会思潮运动影响下对知识产权权利客体特殊性的一种误读。知识产权作为私权的根本属性不应该因为知识产权所呈现出的某些独特性而被改变,在当前承认并且强调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具有重大意义。

论环境行政代履行制度入《环境保护法》——以环境私权对环境公权的制衡为视角

面对当前环境行政执法不力的现实尴尬,在强化环境行政执行权的同时,应考虑引入公众参与和私权因素,以环境私权制衡环境公权。环境行政代履行制度是一种能够有效解决环境恢复或生态修复等行政义务执行困境的间接行政强制方式,它是私权在公权中发挥作用、公众参与环境行政执行的体现。从大陆法系各国(地区)行政执行制度的发展和行政代履行制度现有规定来比较分析,行政执行权都经历了从强化到限制的过程,代履行制度的完善需要私权与公权相互制衡。我国应以《环境保护法》修改为契机,完善环境领域的代履行制度,应统一明确规定代履行的主体、程序与费用保障,通过代履行基金的私法债权求偿与公法债权征收两种方式的结合来保障义务人对代履行费用的切实承担,以保障污染者负担原则的贯彻落实。

论公权对商标权性质的影响

商标权的权利性质问题是商标权法律制度的基本问题,也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重要问题。尽管《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IPS协定》)开宗明义提出"知识产权是私权",但是受近些年来兴起的"私法公法化"等学说的影响,有的学者提出了"私权公权化"的观点,认为商标权已经不是纯粹的私权,公权性质成为商标权的重要属性。在全面分析商标权产生、行使、保护等各个环节中公权的作用,及其对商标权性质的影响后认为,不管公权与商标权法律制度的关系如何密切,商标权的权利内核都没有变化,商标权仍然是一项纯粹的私权。

关于知识产权私权属性的再认识——兼评“知识产权公权化”理论

私权性是知识产权的基本属性,是知识产权与所有权所具有的共同属性。知识产权作为知识财产私有的权利形态,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也受到法律的必要限制。这是知识产权的立法宗旨所决定的,并通过法律平衡与调整的制度设计而完成。上述情形没有也不应该改变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

试论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共享的理性诉求--基于公权与私权的理论争辩及对独立第三方调查的研究

随着公权对知识产权干预的加强,知识产权公权属性与私权属性之争逐渐升温,知识产权制度利益平衡的基本法律观已成为共识。通过对独立第三方的问卷调查笔者发现,受访者对实施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共享具有较高的认知,93%受访者认同合理的知识产权共享,分别有97%、98%和99%的人认为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共享具有正当性、特殊必要性和重要意义,86%支持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共享体系的建设。我们认为,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共享存在较强的理性诉求,应加快制定有利共享实施的公共政策,构建高效的共享实施机制,建立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体系,搭建共享信息平台,强化知识产权惠益意识和培育良好社会共享文化。

中国语境下公权与私权的博弈——兼论我国征地与拆迁制度的完善

当前我国征地与拆迁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应归因于公权力的不规范行使,基于其制度和观念根源,我国应该在对公权进行规制的基础上,建立以公权为主导的公权与私权平衡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