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民宗教”到“公共教会”——探索贝拉对世俗化的立场

“世俗化”是宗教社会学十分重要的课题,且关乎人类现代社会和现代性的自我理解。几乎所有的社会学先辈都与“世俗化”理论相关,而系统化的“世俗化”理论却在20世纪60年代首次出现,并从启蒙意识形态对宗教的批评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理论范式。与之相应的是“去世俗化”理论的兴起,许多学者都表达了对于世俗化理论的立场。然而无论是在“世俗化”理论成熟之时还是“去世俗化”理论兴起之时,美国宗教社会学家贝拉(RobertN.Bellah)都未直接参与这两种范式的讨论,而是通过对日本等亚洲国家现代化进程以及美国现代个人主义崛起的讨论,辨析宗教在公共领域的位置问题以回应“世俗化”命题。贝拉对于宗教在公共领域的位置问题经历了从“公民宗教”到“公共教会”的思想转变,本文通过梳理贝拉这一思想的转变历程,探究贝拉对于世俗化的立场。

论美国公民宗教的内涵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政教分离国家。但由于历史原因,宗教与政治关系极为密切,如何理解这种现象呢?本文以美国宗教与政治关系为研究背景,以国内外关于公民宗教成果为研究基础,界定了美国公民宗教的概念,并从功能学角度归纳其内涵。美国公民宗教是以仪式、象征、符号为途径和手段,将宗教信仰、宗教习俗转化为民族精神、价值观念的信仰体系和表达方式。

公意、公民宗教与民情——卢梭论立法者的科学与技艺

在卢梭的法律—政治思想中,"立法者"这一主题突兀而又令人费解:一方面,它主要涉及政治立法实践,因而与卢梭的政治权利原理之间存在内在的紧张;另一方面,相比于现代自然法传统的思想家,它又构成了卢梭法律思想的重要特征。传统上,往往认为立法者的任务是将政治权利的原理适用于特定的民族或国家。但这一解释忽视了立法者问题的复杂性,没有看到在卢梭这里,除了政治权利的原理和立法者的实践技艺,还存在第三个内容:关于"社会"本身的科学,亦即"民情"的科学;其主要体现在卢梭对公意与公民宗教的论述中,在此基础上将阐述何为立法者的科学与技艺。

宗教、国家与公民宗教——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孔教设想与孔教会实践

康有为在清末民初提出了要将孔教立为国教的设想。然而,仔细研读康有为的相关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康有为对于"宗教"、"国教"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对于宗教,康有为是从"教化"的意义将儒家定义为宗教,从而强调儒家的为善去恶的功能。对于"国教",康有为是从保存中国的文化和风俗的角度来理解的,着重于塑造国民的国家意识以增强凝聚力,在这个意义上看,康有为的国教论说更接近于贝拉所提出的"公民宗教"。

“人的宗教”与“公民宗教”的契合——一种有关卢梭宗教观的政治伦理解读思路

卢梭的宗教观在其政治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针对西方思想家对于宗教与政治关系相对绝对化的评判,卢梭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只有当一种宗教作为个人情感行为、自由地确立上帝的至上权威,并且又能够激发人们出于对公民职责和社会道德的遵从形成对政治体的整体向心力的前提下,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宗教"才得以达成。卢梭的宗教观,在政治哲学的框架内为宗教重新找回了位置,是其政治哲学理论在宗教领域的延伸。

从自然宗教到公民宗教——卢梭对政治和信仰的现代建构

卢梭同时提出了自然宗教和公民宗教,自然宗教主张信仰自由且具有内在性,公民宗教主张信仰应由政权决定且具有政治性,上述表面矛盾的思想实际上有着内在一致性。其一致性在于:卢梭站在启蒙的立场上,确认了信仰自由的原则,也意识到启蒙以来的政治与信仰两方面的危机,公民宗教就是上述危机的解决方案。通过公民宗教,卢梭既建立了对现代政治认同感与政治合法性,也构造了现代社会中世俗化的信仰体系。

现代性语境下的公民宗教

公民宗教不是具有独立建制实体和教义旨趣的宗教,而是一种"社会精神结构"的宗教性。公民宗教的形成和出现是有条件的,它是现代社会理性化和分化的产物,是传统宗教的世俗替代物,但并非所有的民族国家都有公民宗教,也并非所有的社会集团都能从他们的政治神话中创建神学。公民宗教是在宗教与政治充满张力的语境下提出的。《圣经》的神话式隐喻与罗马的共和德性是公民宗教保持活力的两翼。盎格鲁-美国式的公民宗教是公民以公民身份使公民宗教成为可能。公民宗教所回应的现代性问题是如何在个体化的社会中实现社会的团结。

公民宗教:对现代宗教社会如何确立政治信仰的新思考

公民宗教是在政教分离的情况下,借助于宗教的形式来为社会确立共同的政治信仰。它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宗教形式,而是借助宗教感情来维护政治上的团结。美国的公民宗教为我们提供了在政教分离的情况下,利用宗教的政治功能来服务于社会政治生活的“范例”。公民宗教对改善我国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在宗教界进行以爱国主义和公民教育为主题的政治信仰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公民宗教”对美国外交理念的影响

美国"公民宗教"自敕"上帝恩宠论",造就了"美国至上"的"美国精神",构成了美国外交中"美国优先"这个基本理念的重要基础及主体。它既超越了"分离之墙"而影响外交,也推动了美国外交的"公民宗教"化,而且有一种形成"‘公民宗教’化的美国外交"的趋向。这种特殊的外交理念,导致了美国外交无法避免及解决"一方面坚持人权平等的普适价值观、另一方面人为地设定着人类差别"这种深刻的内在矛盾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论要

中国是一个有多种宗教的国家。宗教问题常同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问题相互交错,具有特殊复杂性。宗教工作关系到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于国于民意义重大,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理应得到国家法律法规的充分保障。因此,站在刑法理论和实践的角度,研究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的概念和犯罪构成,在司法认定中明确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并针对刑事立法中存在问题提出立法完善建议,具有重要意义。

公民宗教:儒教之历史解读与现实展开的新视野

当代中国的公民宗教问题一端与儒教相连,另一端则与国家建构和国族建构紧密相关——这显然是更重要的一端,因为只有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之后,对儒教与公民宗教关系的思考才可能基础坚实、方向正确。从帝国、党国一路走来的中华民族在清朝基于军事征服确立的版图基础上建立共和国必须注意把握好现代价值之落实与中华民族之复兴这两个目标的平衡与融合。这是国家建构、国族建构这一现代性主题或事件之中国版本的特色和关键所在。儒教之公民宗教说的提出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历史把握。参与到这一进程中并有以承担是儒家知识分子的自我期许和历史使命,而这又必然意味着儒教亦须据此进行自我反思更新应变的内在要求。

哲人与神父的友谊——从《诸神渴了》的公民宗教谈起

伊壁鸠鲁派哲人勃娄陀与天主教神父龙格玛尔、雅各宾分子甘墨兰关于宗教问题的不同看法是小说的重心。勃娄陀在看清了公民宗教的弊端后选择了与受到新政权迫害的天主教神父缔结友谊,哲人在传统天主教与雅各宾派公民宗教之间的身位得以彰显。

卢梭“公民宗教”思想探析

卢梭通过对整个西方基督教传统的检讨,提出了"公民宗教"的思想,其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宗教对一个政治体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其二,基督教本身并不适合作为"公民宗教"。只有当一种宗教信仰本身不但能够重新树立起"仁慈的、全能的上帝"的至高权威,而且能够激发起人们对社会道德与自身职责的遵从和热爱的时候,才能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宗教"而确立起来。虽然公民宗教起着整合社会大众的精神和价值追求的作用,但其绝不游离于世俗社会之外,更不会与世俗的政治权力相对立。

美国的宗教信仰之谜:探析《圣洁百合》中的公民宗教

一直以来,美国所秉持的政教分离原则使宗教与国家及个人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美国的宗教信仰同时兼具"神圣性"与"世俗性",呈现出公民宗教的诸多特点,其与个人及社会的关系也成为美国文学长久以来关注的焦点。约翰·厄普代克的《圣洁百合》就通过描写一家四代在20世纪不同时期的不同经历,讲述了正统基督教的衰微、爱国主义式宗教的滥用、电影的宗教化崇拜等问题及其对个人和国家的影响,展现出公民宗教在美国社会和个人生活中扮演的独特且重要的角色。

马基雅维里论公民宗教——《李维史论》第1卷11-15章释义

对《李维史论》第1卷11-15章的考察表明,马基雅维里有关宗教的论述以此卷前10章中提出自由民主政体的一般观点为基础,即从制度上保障民众的自由与安全,有关宗教的论述服务于其现代自由民主的一般看法。为此,马基雅维里在宗教论述中,放弃了对个体灵魂世界和德性的关注,其意图是想用一种说服的方式赢得民众支持。

原始的信仰与情怀:古希腊公民宗教的文化特点

希腊宗教是古希腊人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在希腊历史的发展和希腊文明的沿革中具有重要意义。宗教、神话作为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和精神实体,本身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在古希腊社会中,这一关系显得更为紧密。本文从古希腊人对肉体的重视和现实生活的珍视出发,结合希腊神话对希腊宗教中重要的组成———"公民宗教"进行诠释,论述古希腊人原始的信仰与情怀。

宗教的秩序意蕴——从“人性宗教”到“公民宗教”

古往今来,人们习惯于将"稳定"、"有序"视为人类共同体存在的正常状态,一定的秩序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前提和保障。与人类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诸多社会现象或客观存在,都会以不同的方式,针对现实秩序产生特定的作用和影响,宗教也不例外。宗教社会学对于秩序问题有着与生俱来的敏感和热情,从"人性宗教"到"公民宗教",类似"传统(宗教)信仰衰落后,社会如何可能"的问题构成了宗教社会学研究的现实依据和逻辑起点。

“公民宗教”与美国的民族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与共生之六

尽管美国版本的全球化概念总是高调宣扬一套普遍主义、世界主义的理念，竭力鄙薄、讥讽发展中国家在国民中提倡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是一种特殊主义的、偏颇的、狭隘的、非理性的情绪，但是认真观察美国社会生活就不难发现，其内里的民族主义社会氛围（ethos）丝毫不亚于世界任何其他地方，只不过形式更隐蔽，手法更高明一点罢了。同样，尽管美国历来不遗余力地鼓吹政教分离，但深入观察和思考就会发现美国的许多社会一政治行动都是借助宗教语言表达的。远的如立国时期的联邦党人诸先贤对独立宣言以及宪法理念的阐述，近到现代历任总统所发布的国情咨文以及重大政策的宣示，都要从圣经中摘引出立论根据。

卢梭的“瞬间”与“公民宗教”

文章意在研究“公民宗教”对于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意义。从自然状态过渡到公民社会的“瞬间”,就形成了公意,但学者们在解释公意的形成和实质时,通常过分强调了契约观念的重要性。通过对《社会契约论》文本的细致解读,作者指出,“立法者”和“公民宗教”比契约观念对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更为重要和根本,并指出了卢梭的“立法者”和“公民宗教”与古代的异同。

美国中东外交政策与公民宗教

公民宗教不仅长久体现在美国政治话语与叙事中,使国家制度和政策合法化、强化国家团结,而且还出现在美国外交政策话语中。公民宗教影响外交政策的方式是委以政府国际重任,不仅要求其追求本国的繁荣与安全,还要在海外宣扬本国的基本价值观。尽管公民宗教对美国中东外交政策的影响有限,却牵制了外交政策向实用主义和多边主义方向发展。未来美国可否在多边合作基础上建立有效国际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美国领导人能否成功地使公民宗教适应全球政策新挑战,描绘出美国与他国共导而非独导世界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