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思维的公民权利质量保障

公民权利质量保障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法治思维与公民权利质量之间具有逻辑上的相关性,这决定了法治思维在公民权利质量保障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当前我国公民权利质量保障的主要问题是公民权利的构成性质量、调适性质量和意义质量均有待改进和提升。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公民的主体性意识和权利行使能力不强,国家权力在保障公民权利中的功能发挥有待强化以及公民权利行使的制度供给有限,这些原因均与法治主体的法治思维能力不足有关。需要采取相应的对策来强化法治思维中的公民权利质量保障,由此所形成的公民权利意义样态表征着法治中国建设的意义之境。

深度伪造与公民权利的冲突与平衡

深度伪造主要包括视频深度伪造、音频深度伪造和文本深度伪造等类型。作为一种新技术,深度伪造极易侵犯公民权利,与公民权利存在冲突。面对深度伪造与公民权利之冲突,域外国家和地区大都通过立法加以调整与规制,以实现二者之间的平衡。在深度伪造与公民权利平衡方面,我国相关立法有所涉及,但检视整个立法,存在着诸多问题,难以起到平衡深度伪造与公民权利之冲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立足我国实际,借鉴、吸收域外国家和地区深度伪造立法的有益经验,不断完善我国规制深度伪造的相关立法。

论海上执法与公民权利的平衡

随着全球化和贸易活动的增加,海洋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这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其中包括如何在保护国家安全和维护海上秩序的同时,确保公民的权利得到尊重和保护。如何在海上执法中平衡国家安全和公民权利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文章旨在探讨海上执法实践中的公民权利问题,并分析其背后的法律、政策和实践层面的挑战,从法律、政策、实践等多个方面出发,探讨海上执法中公民权利的保护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和措施,以期实现海上执法与公民权利的和谐共处。

论“后疫情时代”对公民权利的法律保护

本文写作背景为新冠肺炎爆发以来,为保障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生命健康安全,国家在防疫政策制订、执行时由于法律规范不健全,导致行政职权混乱无序,致使出现少数防疫工作人员在按照防疫政策执行时损害公民权利的问题。本文写作目的在于,探讨在后疫情时代如何在做好防疫工作的同时,在公民权利的保护上进行一些思考和提供对策及建议。本文第一部分,对主要概念公民权利进行简单的介绍。第二部分是主要对国外一些国家的疫情的基本情况进行阐述,通过相关数据分析各国采取的防疫政策,特别对我国采取的防疫政策进行了总结,并结合实际论述了相关政策对防疫的现实意义。第三部分介绍了我国在防疫政策执行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包括立法滞后问题、法律研究滞后问题、防疫中的行政执法问题,最终将问题聚焦于公民权利的保护问题上。第四部分对前文提出的问题做了简要分析及思考,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和建议。

失信联合惩戒中的公民权利保障研究

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在推动我国社会信用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公民权利保障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实质是通过减损公民一项或者几项权利,促使失信被执行人履行法律义务.失信联合惩戒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公民权利,对失信行为进行惩戒应当避免公民权利受到不当侵害,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公民的人格权、劳动权和受教育权等权利都有可能受到限制.我国失信联合惩戒还存在适用主体多元,适用范围宽泛以及法律依据层级较低等问题.本文旨在证成失信联合惩戒应当与公民权利保障实现平衡,确保惩戒依法依规进行.

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公民权利保障从形式到实质的渐进实现

“全过程人民民主”逐渐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与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依循马歇尔等人的公民权利综合构成论,当代中国在公民权利保障领域的成就显然是有目共睹的。我国的国情和政治现实,使我们在公民权利保障事业中引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和实践成为必要。对公民权利理论最为激烈的批判在于公民权利的虚幻性,而积极有效的政治参与所体现的政治权利是否真实有效是公民权利保障的“试金石”。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可以使先前相对形式化的公民权利具有实质性意义,从而更好地实现公民权利与公民政治效能感等方面的长足发展。

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20世纪上半叶及以前 ,中国公民权利的发展缺乏基本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5 0多年以来 ,中国公民所享有的权利 ,不论深度还是广度 ,都是此前任何时期无法相比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公民的权利状况明显改善。在 2 1世纪 ,我国公民的权利将在经济文化权利的充实、政治权利的飞跃、社会权力的生成、权利法制的完善等方面得到重大发展。

依法治国与公民权利意识

依法治国与公民权利意识张敏依法治国作为一种治理国家、维护国家和社会秩序的最佳模式，其实现需要从各个方面做出努力。但是从根本上讲，最主要的基础性工作是培养公民的权利意识。普遍的公民权利意识会有力地推动法治化的进程。尤其是在我国封建专制历史较长，公民权利...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评介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于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５日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总部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下分别简称Ａ约和Ｂ约）一起被称为“国际人权宪章”，是当代国际人权法基本文件。①拥有世界人口１／５的...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与我国的人权保障

中国政府于1998年10月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但至今未报经全国人大批准。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对人权保障的理解及宪法中的相关规定与该《公约》存在重大差别:对人权来源的认识和规定不同;对"人民自决权"的理解存在差异;关于"平等权""迁徙和选择住所的自由""无罪推定原则""人人有权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结社的自由"等方面的规定不同。我国应该加强人权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的力度;完善我国宪法法律关于人权保障的相关制度和机制,逐步推动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

论我国公民迁徙自由权的实现——以《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为参照

迁徙自由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的权利。我国已于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我们有义务切实履行对《公约》的承诺,以《公约》为参照去实现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公民的迁徙自由权的实现不仅意味着我国顺应世界保护人权的趋势,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需求。我国公民迁徙自由权的实现,需要明确《公约》和国内法律的关系,并进行一系列的制度改革。

维护公民权利:国家权力的起止点——读《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规范理论》之启示

《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规范理论》以宪法的终极目的为研究的起止点,在宪法学视野下,通过缜密的论证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国家权力架构内,如何克服权力"恶"的维度,从根本上保障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和谐。该著作者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在权力设置上打破权力集中强制行使的状态,实现权力的分工和相互制约,宪法的作用就在于通过规范和限制国家权力达到维护公民权利之目的。

康德法哲学视野下的公民权利

康德以先验哲学的方式对传统自然法进行批判性的改造,提出公民权利的合理性与普遍有效性问题。文章旨在考察康德的公民权利思想,在先验法哲学的视域下,通过分析公民权利问题的提出、演进来尝试对公民权利做整体性的理解,进而反思公民权利的基础在于纯粹理性的实践性所确立的理性的法则与人性的法则。

宪法学视野下公民权利保障研究的创新之作——评陈雄《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规范理论》

《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规范理论》一书从事前规范国家权力的角度,对如何保障公民权利,最终实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和谐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其研究视角新颖,见解深刻,资料翔实,结构严谨,可读性强。

寻找宪法中的体育权利——各国宪法公民权利章节体育条款比较分析

通过文献检索、数理统计和逻辑分析对全球187部成文宪法进行检索和分析,发现有41个国家宪法中在公民权利章节写入体育条款,在写入体育条款的74个国家中,占55.4%,超过半数,在全球187个成文宪法国家中占21.9%,以全球192个国家为总量,占21.4%,比例均超过1/5。这说明,全球至少有1/5的国家认为体育应视为一项权利,而在那些宪法已写入体育条款的国家中,超过半数国家认为体育应作为权利对待。并结合这41个文本所属的大洲、年代、国家性质、语种、内容,以及与其他社会领域和社会、文化权利的交叉情况等作比较分析。

超越二元对立: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新型关系探析

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的关系问题是宪政民主的核心问题。西方思想史上的自由主义宪政论者把二者的对立绝对化,由此陷入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超越二元对立的前提在于,运用人类政治智慧对二者的关系合理定位。在利益多元化的当今社会,通过合作治理,有可能走出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二元对立的困境。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中国死刑立法的影响

联合国关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认为生命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权， 尤其在其第六条中规定了有关死刑的６ 条准则。我国作为该公约的缔约国， 对待死刑的基本立场虽然与人权公约一致， 但是差距也明显存在。为此应从缩小死刑实际适用范围、解决死刑核准权中存在的问题及减少死刑罪名等方面予以改进， 以推动人权公约在我国的贯彻实施和我国死刑立法的完善。

公民参与社会管理是公民权利的回归和物化

社会管理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能,是公民权利的委托代理方式,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愿并忠实地为人民办事。现代社会管理强调主体多元,明确公民主体地位,吸引公民主动参与,强化公民权利对公共权力的制约机制,逐步做到从“为民作主”到“靠民作主”,进而“由民作主”,以体现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总目标。

社会保障制度视野下的公民权利与图书馆公益性

文章从图书馆公益性的价值体现、图书馆公益性的缺失及维护图书馆公共权利的现实选择等方面阐述了公民权利与公共图书馆公益性之间的关系。

公共健康与公民权利:艾滋病防控的价值两难

维护公共健康和保障公民权利是艾滋病防控的两个基本价值目标。但在我国艾滋病防控中,公共健康与公民权利之间曾出现过严重对立的局面。其之所以如此,最基本的原因在于公共健康与公民权利长期以来被视为一种非此即彼的价值两难关系。文章指出,公共健康与公民权利既存在价值选择上的差异性,也存在互为目的与手段的内在统一性;艾滋病防控可以而且必须实现二者的相互促进和"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