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诉案件和解制度的实证研究——以某地看守所在押人员为样本

公诉案件和解是2012年刑诉法修改时增加的重要内容之一。立法目的是通过"私了入法"的公权力下放方式使其在解决纠纷、恢复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本文旨在通过实证研究,从在押人员的角度考察、了解公诉案件和解制度的实际运行状况,发现问题并提出一些合理、可行的解决思路,使该制度能够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刑事公诉案件之调解

传统报应型刑事司法对被害人利益的漠视导致了被害人对刑事司法系统的不信任,加剧了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冲突。刑事调解制度的理论基础,在于被害人利益需求的独立性和损害恢复的可能性、被害人与被告人诉讼主体地位的确认以及犯罪概念和刑罚观念的革新。确立刑事调解制度能够使刑事司法更加人性化,有助于被害人利益的恢复和犯罪人的改造,促进社会和谐。对确立刑事调解制度可能带来的风险,在制度设计上可以规定法定的从重处罚情节加大加害方的预期本成,使其不敢贸然行事。

公诉案件中被害人是否应当被赋予上诉权

公诉案件中被害人是否应当被赋予上诉权李文健，陈海光按照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害人的上诉权因自诉案件和公诉案件而不同。自诉案件中，被害人作为当事人，有独立的上诉权；公诉案件中，由检察机关行使公诉权，被害人不是当事人，因而被害人对一审判决的刑事部分不...

论我国公诉案件撤诉制度的完善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取消了公诉案件撤诉制度,但“两高”又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此加以规定。这些规定,不但有越权解释的嫌疑,而且由于其粗略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因此,对公诉案件撤诉制度应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并就撤诉的时间阶段、法定事由、操作程序及法律后果予以明确、完善,且必须取消被动撤诉。

关于确立公诉案件被害人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对象的建议

我国刑事诉讼的法律援助对象并不包括被害人,尤其是公诉案件的被害人,这对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是非常不利的。无论从刑事诉讼原理的角度还是从世界刑事诉讼对被害人保障性权利的重视这一发展趋势的角度来讲,当前我国都应在刑事诉讼中确立公诉案件被害人为法律援助对象。

论我国刑事公诉案件举证责任的突破、误区及理论根基

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应当由控方承担,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在2012年3月的修改中作出的重大突破,但在理论界和实务中对此尚有不同认识甚至质疑。作出这一规定的理论依据,主要是无罪推定原则和控方的诉讼地位。公诉案件中人民检察院承担的举证责任的基本要求:应当首先提出证据的责任;应当提出合法证据的责任;应当面向被告人和法庭提出证据的责任;提出的证据应当达到定罪证明标准的责任。并专门就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是否承担举证责任的问题展开深入分析并作出否定性回答,对法院及法官是否承担举证责任也作出扼要回应。

对刑事公诉案件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思考

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被害人认定为公诉案件当事人,对追究犯罪、保障被害人权利是有益的,但是在法理上尚难以自圆其说。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的情况屡见不鲜,使现行的公诉案件当事人制度呈现出自身难以修复的缺陷。

我国公诉案件庭前审查制度的重构

《刑事诉讼法》第150条的规定,未达到立法的初始目的,使实现程序性审查,排除法官预断的立法意图完全失败,相反造成法官庭前扭曲性的预断。复印件移送制度使法官依然实行全面实体审查,庭审走过场,流于形式的积弊依然毫未触动。并未强化辩护职能,反而限制了被告方辩护权的有效行使。复印件移送制度提高了诉讼成本,违背诉讼效益原则。根据世界刑事案件庭前审查制度改革的方向和我国国情,应在未来建立"起诉书一本主义"的审查制度。

请求抗诉权与上诉权——兼论公诉案件受害人权利保障

“请求抗诉”是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请求的公诉案件受害人发动二审程序的唯一途径 ;公诉案件受害人诉讼权利的间断 ,是“两审”不能“终审”的又一原因 ;有前置条件的赋予公诉案件受害人以独立的上诉权 ,是当事人地位和机会平等的要求 ;“审查制”的确定可以有效防止受害人权利自主过程中的权利滥用。

论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的价值

上诉权是当事人固有的、必要的一项救济性人权,是当事人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得以实现的保障之一。赋予公诉案件中被害人上诉权,有利于刑事诉讼公正、秩序、效益价值目标的实现,也有利于我国刑事诉讼的科学化、民主化。

刑事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的庭审地位分析

在公诉案件的庭审过程中,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的权益如何保护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从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发展史看,其地位经历了一个从顶端到低潮然后回升的状态。在当今社会中,对被害人的保护不仅应从实体上规定项的权利,还应从程序上加以保护,尤其是应当以一种公众看得见的方式进行。而最直接的,即应在公诉案件的庭审过程中赋予被害人与被告人相同的庭审地位,以真正确保其诉讼权利的实现。

刑事和解适用的阻却因素与现实进路--以2013-2015年S省M区法院公诉案件审理情况为分析样本

通过对S省M区法院2013-2015年公诉案件审理情况的实证分析,查找出可适用刑事和解但未适用的案件比例较大、刑事和解适用的成功率不高、适用和解的案件类型相对单一等现实问题。其原因在于刑事和解主导机关的不明确,立法规范的相对粗疏,法治土壤的相对贫瘠以及民众认识存在偏差等现实因素。建议将法院确立为刑事和解的唯一主导机关、科学界定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建立以法院和当事人主体的双核启动模式、细化刑事和解在公诉案件中适用步骤、将是否和解作为量刑参考要件,以期优化刑事和解在公诉案件中的适用。

公诉案件追诉期限终点研究

追诉时效是刑法的重要内容,我国刑法只规定了追诉期限的起点,而没有规定追诉期限的终点,由此造成理论上的困惑并形成诸多学说。我国追诉时效是以公诉案件为基础构建的,追诉期限实质是公诉案件的追诉期限。"起诉时说"符合"追诉"的刑法含义和刑事立法价值,追诉期限终点应提倡"起诉时说"。"起诉时说"认为提起公诉之日是公诉案件追诉期限的终点,这是依据1997年《刑法》第87条得出的结论。实际上,《刑法》第87条是关于公诉案件追诉期限的一般规定,而第88条是关于公诉案件追诉期限的例外规定,只有如此才能对第87条和第88条之间的关系作出合理解释。"起诉时说"更好地体现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兼顾。此外"起诉时说"还能比较好地解决刑事司法中的难题:"因事立案"的情况应受追诉时效的限制,追诉期限可以起到侦查期限的作用。

关于公诉案件撤诉的几个问题

公诉案件的撤诉符合控审分离原则和起诉便宜主义的要求,体现了保障人权的价值追求和诉讼经济原则;撤诉应遵循一定的程序,应在法律辩论终结前提出并说明理由;法院应当对检察机关的撤诉申请进行司法审查,听取被告人质疑意见;公诉机关撤诉后诉讼程序终止,不得再行起诉。

论公诉案件被害人的有限上诉权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确定了公诉案件被害人的当事人主体地位,但对其上诉权问题并没有涉及。本文认为,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是必要的,但不能赋予被害人与被告人完全对等的上诉权,对被害人上诉权应予以一定限制。基于此,本文对如何设置被害人有限上诉权进行了构想。

论公诉案件被害人的权利保障

基于保障人权、实现程序公正的基本理念 ,应强调对公诉案件被害人的权利保障。首先应赋予被害人广泛的诉讼权利 ,并确保其充分、有效地参与诉讼 ,富有意义地影响诉讼结局 ,同时 。

自诉与公诉案件合并和分立审理的判断标准

对具有牵连关系的自诉案件与公诉案件是合并审理还是分立审理,应确立一个判断标准。这一判断标准包含自诉案件与公诉案件所涉及的实体法律关系是否同一,主体是否单一,公诉案件与自诉案件的处理时间、空间是否一致等内容。

论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适用范围

民间纠纷应当仅限于自然人之间有关人身、财产权益的纠纷,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应该成为民间纠纷的主体。"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应当以生效的判决或者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启动追诉程序作为认定前一次犯罪的标准。对于"渎职犯罪",应该作广义的理解,一些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失职行为也应当列为渎职类犯罪。《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323条的规定符合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应当对公诉案件的和解适用范围进行限制。

简论刑事和解的中国特色——以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为中心

公诉案件的当事人和解程序随着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而从游击队转化为正规军。这种刑事和解既具有惩罚与恢复的双重功能,又包含私了和公断的互动程序。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条件、适用范围、适用程序以及适用效果都是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私了的社会文化、仇富仇官的社会心态、"宽严相济"政策、"先民后刑"的处理机制等都在新法之中有所体现,而既没有具体的和解程序,又没有明确处理后果,更没有监督控制程序的"当事人和解"程序最终可能成为一个需要附带民事诉讼制度、酌定不起诉制度、简易程序、社区矫正制度、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以及自诉案件的和解等程序来填补的"空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