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中共与北伐战争期间的蒋唐之争

北伐战争爆发后,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势力急遽崛起,蒋介石的军事领导地位发生动摇。共产国际与联共(布)中央希望维持蒋介石在国民革命军的首领地位,中共中央虽赞成“扶蒋”政策,但反对“抑唐”,有意在北伐军内部寻求蒋唐“均势”。江西作战结束后,蒋介石日益右倾,唐生智的战略地位降低,苏联顾问仍只将唐生智作为迫使蒋介石左转的外部压力使用。由于中共中央对唐生智的好感加深,要求苏联顾问改变对唐生智的消极态度,破除军事上“以蒋为中心”的局面。随着蒋唐交恶与赣汉冲突加剧,鲍罗廷作出抬唐代蒋的新决策,引发其他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反对。共产国际、中共对蒋唐之争的策略因应与分歧,折射出南方革命阵营内部新旧各势力关系变更的复杂面相。

共产国际、黄埔军校与广东农民运动

黄埔军校谋创之际正是共产国际确立通过国民党吸收广大基层民众参与国民革命策略之时。正因如此,军校政治思想宣传构建了工农兵“三位一体的无产阶级”关系,军人在其中扮演着宣传和组织者的角色,一方面启发农民的革命思想,另一方面帮助农民组织农会以图建立革命的地方政权,实质是要造成基层群众的“左”转,与共产国际在国民党领导层通过划分左、右派实行楔子战略促使国民党“左”转的策略相呼应。

李德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吗？──与刘杰诚商榷

李德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吗？──与刘杰诚商榷刘志青李德是共产国际派给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这在学术界早已达成共识。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历来也这样认为。但是，刘杰诚在《光明日报》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８日第３版发表的《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吗》...

共产国际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抗日战争期间,围绕统一战线及抗战的领导权问题,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存在不小的分歧。中共认为,维护统一战线及对日作战,与坚持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并行不悖,相辅相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必须以斗争求团结,并且通过政治领导过渡到实力领导地位,才能带领人民取得抗战胜利并最终决定中国的命运。共产国际则事实上要求中共放弃争取领导权,甚至不惜牺牲政治军事的独立地位,以保证国民党统一军令政令,从而实现对日作战并获取胜利。幸而共产国际部分改变了以命令代替指导的领导方式,中共则坚持从实际出发独立决定重大方针政策,尽管双方争议不断,却形成另一种“斗而不破”。中共用事实证明自己更加胜任中国革命的领导,并在共产国际解散后很快取得统一战线内阶级力量对比的历史性反转。

共产国际柏林西欧书记处活动研究

俄国十月革命后,俄共(布)将德国作为欧洲革命的桥头堡,在柏林设立西欧书记处,由共产国际著名活动家雅科夫·赖希领导。书记处肩负为欧洲乃至世界革命提供现实保障的使命,在德国进行了一系列机密性活动,包括在西欧建立共产国际网络,向欧洲左翼政党提供宣传材料和政治咨询等。其中,书记处最重要的作用是用苏俄外汇资助西方的共产党和左翼人士,充当共产国际在德国乃至整个西欧的地下经费中转站的角色。这些活动是共产国际初期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苏俄打破外国封锁和传播共产主义理论提供了巨大帮助。但值得注意的是,书记处在组织管理方面较为松散灵活,体现出共产国际过渡时期的特点。这主要是由欧洲局势以及共产国际的策略所决定的,并不能完全归咎到经验不足上来。书记处直接推动了共产国际对自身组织及工作方式进行变革,体现出苏联以及共产国际身份的转变:如果在20世纪初,世界革命的成败被认为是保卫新生政权的先决条件,那么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情况则有所变化,苏联成了未来世界革命的保障。

一九三八年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的贡献考察

政治路线选择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全面抗战开始后,从莫斯科回国的王明,与中共中央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军事策略方面产生分歧。为解决中共中央内部关于团结抗战、正确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反击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的政治路线问题,任弼时受命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提供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以两个政治报告的形式,向共产国际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持久抗战、统一战线、八路军任务、党的建设等若干现实问题。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的直接作用,就是争取到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袖地位。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及其成果,是继瓦窑堡会议和洛川会议后,党的政治路线由全面抗战前的苏维埃政策转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后续节点。

共产国际解散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中国共产党迅速作出反应并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方向。随后的两个月,中共领导人集中阐述党的建设问题,使得1943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理论阐述最多的一年,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理论阐述的重要主题。这种集中阐述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呼之欲出,促使中共七大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共产国际的解散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信心,同时也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及应对策略研究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国共两党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作出了不同的反应。中国共产党首先肯定共产国际解散的积极意义,并强调共产国际的解散不会影响其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而国民党顽固派以此为契机,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在舆论上大肆造谣诋毁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频繁制造摩擦。对此,中共采取了积极的应对策略,在舆论上坚决反击,揭露国民党的错误论调,在军事上积极防御,随时准备迎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这些策略既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错误言论,争取了舆论主动,成功抵制了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又有力地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展示了共产党人应对各种危机的智慧和力量。

中共创建时期苏俄、共产国际对华革命工作机构沿革(1917年11月至1922年)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不久,俄共(布)中央及各级党组织就开始着手在东方国家开展革命工作。为领导对华革命工作,苏俄及共产国际相继成立了一些专门机构,这些机构及其代表对推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它们彼此间缺乏相互配合,有时甚至互相干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华有关工作的推进。

1930年:共产国际缘何为毛泽东发讣告

毛泽东在生前也许始终不知道,早在1930年3月,共产国际官方公报《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1930年第14期上刊登自己去世告,所谓毛泽东“在福建前线逝世”。此时的毛泽东37岁,经过几个月治疗病愈后,正在领导红军开创大好的革命局面。共产国际为活着的毛泽东发计告,显然是与毛泽东上杭、永定山区隐名求医的那一段经历有关。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中国抗日战争——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为线索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1931年11月至1940年2月期间,参与领导了东北抗战,努力贯彻落实共产国际七大路线,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抗战路线,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作为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了很大贡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条重要的抗日战线,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德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吗？──与刘杰诚商榷

李德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吗？──与刘杰诚商榷刘志青李德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军事顾问，以前党史界从没发生过异议，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也没有否认过。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８日，刘杰诚在《光明日报》第三版上发表《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吗》一文，认...

青年共产国际和中国共青团的改造

1936年11月,中共中央按照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关于建立青年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改造共青团的指示精神,根据中国青年运动的实际经验,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改造为多种形式的群众性的抗日青年团体,这些青年团体不仅活跃在国内的抗日救亡运动中,而且参加了由青年共产国际倡导的国际青年反法西斯运动.本文着重考察有关青年共产国际和中国共青团改造的历史事实.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提出改造共青团1935年,共产国际总结了反法西斯斗争的经验教训,摈弃了长期推行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反对中派”与共产国际的纯洁性建设

共产国际成立时,“中派”作为与“左派”、“右派”相对应的存在,在工人运动中有着较大影响。共产国际成立后,“中派”政党曾积极谋求加入共产国际,但共产国际却对“中派”保持着高度警惕,对其加入可能给共产国际纯洁性带来的影响产生了强烈担忧。如何对待积极谋求加入共产国际的“中派”政党,及有效清除已经进入共产国际的“中派”分子,从而维护纯洁性,这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围绕此问题在会上引发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论,这在审议《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讨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其结果是,共产国际制定了严格的规定来维护纯洁性,这对共产国际及其支部产生了重大且多方面的影响。

用发展和辩证的方法审视共产国际——评《共产国际若干问题探析》

张新萍所著《共产国际若干问题探析》一书是我国学术界第一部对共产国际进行全方位理论探讨的著作。该书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高度,用发展和辩证的眼光全面审视共产国际,以探讨评价方法入手,科学、客观、具体地评价共产国际,可谓近年来共产国际研究领域的力作。

学术研究贵在求实和创新——简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是一部以求实、创新为特点的学术著作,它具有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坚持论从史出,不囿陈说,不畏权威,敢于创新;文字优美,语言流畅,逻辑严谨,具有很强的可读性等特点,对推进中共党史、中外关系史领域的研究工作有重要的价值。

1935—1937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新论

在充分查证大量历史文献的基础上,深入考察了1935—1937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宣传中国革命、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领导东北抗日斗争中发挥的作用。明确指出,虽然在此期间王明和康生一直担任代表团正副团长,但是与此前四年的情况相比,这两个人在代表团内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被打破,经过井冈山、长征和东北实际斗争考验锻炼的国内同志逐渐在代表团取得了主导地位,代表团积极拥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这一时期的代表团虽然也存在着缺点错误,但是不足以抹杀其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