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共同决策对患者家属诊疗期望值及满意度的影响

应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对拟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的患者进行医患共同决策干预。研究发现,经过医患共同决策干预的患者和家属,沟通后对诊疗结果的期望值明显减低,且沟通诊疗期望值低于传统方式沟通的患者和家属;在满意度测评中,干预组满意度和患者参与满意度调查的比例高于对照组,且干预组患者主导的满意度得分高于对照组和干预组家属主导的满意度得分。积极应用医患共同决策能够合理调控患者及其家属对诊疗行为的期望值,提升患者满意度,值得在国内医疗机构推广。

临床医生实践医患共同决策的思考

医患共同决策是继家长式决策模式和知情同意模式后,逐渐被大家认可的临床决策模式。在我国经历20多年的发展,逐渐被临床医生所认可并不断引入临床实践,但其发展并不如想象中那么乐观。虽然它可以改善医患关系、减少决策失误,但实际工作中仍存在缺乏政策指引、医患双方互不信任、医生没有实现共情等诸多实际问题,致使医患共同决策的推进并不顺畅。因此,医患共同决策模式作为理想的决策模式,在我国临床工作中仍需要不断探索与完善。

恶性肿瘤诊疗中实施医患共同决策的困境与前景

近年来医患共同决策(SDM)理念逐渐兴起,越来越多的恶性肿瘤患者愿意积极参与临床决策,结合自身价值需求,同医师共同讨论、制订精准而个体化的诊疗方案。SDM模式不仅无损于治疗结局,还能提高患者满意度、治疗依从性、生活质量、心理状态、自我效能及更少的住院费用。然而囿于医患关系紧张,医生理念/知识更新缓慢、沟通能力欠缺,患者经济、社会背景差异及家属干预等多方面因素,SDM在中国面临诸多困境与挑战,在肿瘤患者诊疗中尚未广泛有效实施。

跨文化视角下我国医患共同决策的研究进展

医患共同决策是一种以患者为中心的决策模式,护士应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对医患共同决策产生影响,医疗伦理观念和法律差异也对医患共同决策的实施提出了挑战。在中国的家庭主义传统下,实现理想的患者自主决策模式存在一定难度。基于此,文章提出未来我国护理研究应更多关注医患共同决策过程中的跨文化调试,强调医患共同决策过程中护士的参与和作用,寻找文化平衡来构建有多角色参与的中国的医患共同决策模式和工具。

医患共同决策对老年慢性病共病患者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量的影响

目的:深入剖析医患共同决策水平对老年慢性病共病患者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量的作用路径,为推动慢性病健康管理、改善患者就医体验感和签约服务质量提供参考。方法:在武汉市和贵阳市采取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对599名老年慢性病共病患者及其对应的63名签约医生开展问卷调查,借助分层回归模型分析医患共同决策水平对签约服务质量的作用路径。结果:我国中西部地区老年慢性病共病患者的医患共同决策得分为32.07±6.46,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量得分为95.20±8.73,其中经济性和纵向连续性维度得分较低。分层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医患共同决策水平对签约服务质量产生正向影响(β=0.369,P<0.05),家庭医生对签约患者的信任程度起到正向调节作用(β=0.548,P<0.05)。结论:我国中西部地区老年慢性病共病患者的医患共同决策水平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量均处于中等水平且有待提升,医患共同决策显著提升签约服务质量,对签约患者的信任程度强化共同决策对服务质量的正向效应。今后应加强医患共同决策、规范慢性病患者转诊服务、强化医患沟通信任,切实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量。

喉癌患者基于循证医学原则的医护患共同决策护理模式构建及实施效果

目的:探讨构建喉癌患者基于循证医学原则的医护患共同决策护理模式,评价其实施效果,为临床护理提供依据。方法:选取2021年1—12月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118例喉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与研究组,每组各59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干预,研究组患者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基于循证医学原则的医护患共同决策护理模式对其进行干预。比较两组患者决策参与度[医患共同决策问卷患者版(SDM-Q-9)评分]、疾病感知度[简易疾病感知问卷(BIPQ)评分]、决策冲突度[决策冲突量表(DCS)评分]及决策参与满意度(医疗决策参与满意度量表评分)情况。结果:干预后,研究组患者SDM-Q-9、BIPQ评分均高于对照组,DCS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206、6.985、-10861,P<0.05)。干预后,研究组患者医疗决策参与满意度量表中信息、交流协商、决策、总满意度及信心4个维度得分与总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946、6.427、6.192、5.334、5.960,P<0.05)。结论:构建基于循证医学原则的医护患共同决策护理模式并将其应用于喉癌患者临床护理中,能够提高患者的临床决策参与度及疾病感知度,降低患者的决策冲突度,提升患者的决策参与满意度。

叙事医学助力医患共同决策在临床本科教学中的应用探索

随着医学教育领域对医患关系和人文关怀的重视日益增强,叙事医学和医患共同决策已成为提升教育质量和医疗服务效果的关键策略,叙事医学与医患共同决策的结合在临床本科教学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叙事医学通过鼓励医学生理解和关注病人的个体差异和心理需求,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沟通技巧和同理心,进而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同时,叙事医学还能提升医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和职业素养,协助他们更好地处理医疗伦理问题。医患共同决策则能提高病人的决策参与意愿和能力,提升决策的质量和病人满意度。本研究表明,将叙事医学和医患共同决策融入临床本科教学对培养具有高度人文关怀精神和专业技能的医疗人才具有重大意义。未来,医学教育领域应进一步扩展这些教学方法的应用,以优化医学教育的质量和医疗实践的效果。

医患共同决策诊疗模式在胸部肿瘤患者中的应用进展

医患共同决策(shared decision making,SDM)作为新型的诊疗决策模式,能够有效解决胸部肿瘤诊疗过程中患者的依从性问题,平衡医患双方的地位,逐渐在胸外科临床实践中得到重视和应用。将SDM应用于胸部肿瘤诊疗过程中有利于提升医生的诊疗水平,缓解责任压力;减轻患者的心理压力,提高患者的依从性;提高医信力并减少医患冲突。由于患者自身的医学素养和自主性有限,医患比例失衡导致的诊疗时间紧张,同时由于已有的研究存在样本量有限等原因尚不能证明采用SDM模式对于胸部肿瘤的治疗有明确的增益,推行SDM模式仍面临阻力。未来通过开发辅助决策系统以及提升医生的人文关怀能力将更有利于推动SDM模式在胸外科的实际应用。

照顾者共同决策家庭营养支持对食管癌术后患者营养状况、心理状况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目的 研究照顾者共同决策家庭营养支持对食管癌患者手术后生活质量、营养状况以及心理状况的影响。方法 选取2019年7月至2022年9月收治的行食管癌手术治疗患者86例,依据据信封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44例,对照组术后予以常规法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照顾者共同决策家庭营养支持。比较2组术后恢复情况、并发症发生情况及干预前后睡眠情况、营养指标、生活质量、心理情况。结果 2组术后首次肛门排气时间、肠鸣音恢复时间以及首次排便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组干预前血红蛋白(Hb)、白蛋白(ALB)、前白蛋白(PA)、转铁蛋白(TRF)、抑郁自评量表(SDS)、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评分、焦虑自评量表(SAS)、角色功能、躯体功能、社会功能以及情绪功能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首次进食时间短于对照组(P<0.05),干预后2组PA、ALB、Hb、TRF、角色功能、情绪功能、躯体功能以及社会功能评分比术前上升且术后观察组高于对照组(P<0.05),干预后2组SAS、SDS、PSQI评分较干预前下降且观察组降低幅度大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并发症总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食管癌患者手术后进行照顾者共同决策家庭营养支持,营养状况改善明显,心理状况、生活质量显著提高,值得在临床上推广使用。

儿科安宁疗护中共同决策的阻碍因素与应对策略的定性研究

目的探索儿科安宁疗护共同决策的阻碍因素及其应对策略,以推动我国儿科安宁疗护领域共同决策干预的开发和实践的完善。方法采用描述性定性研究法,对11个省15所医院的儿科安宁疗护团队27名医务人员(包括医生14名、护士7名和社工6名)进行深度访谈,以渥太华研究应用模式作为理论指导和分析框架,从实践环境、潜在采纳者和基于证据的变革3个层面分析共同决策的实践阻碍以及应对策略。结果实践环境的阻碍涉及文化、政策、知识体系和机构4个层面。潜在采纳者包括安宁疗护团队、父母和患儿。医务人员层面的阻碍为缺乏相关知识技能,应对策略为共同决策培训。父母参与共同决策的阻碍来自对患儿病情的认知、情绪问题和既往共同决策经验;应对策略:对父母进行清晰的病情告知;在父母情绪平稳时制定决策;提供有针对性的宣教。患儿层面的阻碍包括缺乏病情认知,以及决策能力受到年龄、认知水平和决策经历的限制;应对策略:支持家庭进行病情沟通;为患儿制订个性化的决策参与模式。变革层面的阻碍来自缺乏干预辅助工具和结构化的干预流程;应对策略:构建本土化辅助工具和干预流程。结论从实践环境、潜在采纳者和基于证据的变革3个层面分析的共同决策的实践阻碍以及应对策略可为我国儿科安宁疗护领域共同决策干预的开发和完善提供重要理论依据,并为医务人员的共同决策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普外科高危手术医患共同决策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普外科高危手术通常风险高、不确定性大,患者可能面临生活和健康状况的重大改变,容易引发医患纠纷。总结普外科高危手术医患共同决策实施的障碍,探索将共同决策纳入临床实践的最佳方式。在决策过程中,存在普外科医生和患者需要共同克服沟通与决策能力欠缺、知情同意与认知能力不足、体制与文化问题等伦理困境。为帮助患者选择最适合的治疗方法,真实作出关于高危手术的决定,建议应加强普外科医生沟通技能培训,开发、运用决策辅助工具,同时多方支撑,为普外科医患共同决策的实施提供良好的环境。

医护患共同决策模式在甲状腺癌手术患者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医护患共同决策模式在甲状腺癌手术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22年1月1日~2023年4月1日行甲状腺癌手术的158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各79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干预,研究组给予医护患共同决策模式。比较两组干预前后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评分、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评分、健康信念评分、中文版癌症治疗功能评价系统量表(FACT-G)评分、护理满意度。结果:干预后,两组SAS、SDS评分均低于干预前(P<0.05),且研究组低于对照组(P<0.01);干预后,两组GSES评分高于干预前(P<0.05),且研究组高于对照组(P<0.01);干预后,两组SCSQ中积极应对评分高于干预前(P<0.05),消极应对评分低于干预前(P<0.05),且研究组优于对照组(P<0.01);干预后,两组健康信念、FACT-G评分均高于干预前(P<0.05),且研究组高于对照组(P<0.01);研究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将医护患共同决策模式应用于甲状腺癌手术患者,可有效缓解其负性情绪,提高自我效能感,使患者积极应对疾病,提高健康信念、生活质量和护理满意度。

从伦理视角看医患共同决策的多种模式

医患共同决策是一种道德要求,源于医务人员接受患者或患者家属的基本权利,如自主权、知情同意权和选择权。为实现医患共同决策,医务人员和患者担任了不同的角色,医务人员的任务是引入专业知识和具体经验,为患者提供诊断和治疗选择的多项建议,而患者的任务是根据其对治疗效果目标、健康价值、基本权利等医学和伦理知识的理解程度,选择其在共同决策中认可的治疗方案。从伦理视角出发,立足于医患共同决策,深入分析其伦理意义,围绕伦理基本要求,从医生-患者共同参与模式、医生-患者-家属共同参与模式、医生-护士-患者共同参与模式、医务部介入的高风险病例谈话模式、多学科团队共同协作模式等多种实践模式,展开多角度、深层次的探讨,为进一步促进医患共同决策的实现,提供一些参考依据。

老年糖尿病患者医患共同决策感知参与程度与家庭支持的相关性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调查分析老年糖尿病患者医患共同决策感知参与程度与家庭支持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对老年糖尿病患者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三部分:一般信息、医患共同决策感知参与程度量表和家庭支持量表。结果老年糖尿病患者医患共同决策感知参与程度总分为(7.8±2.6)分,家庭支持总分为(7.4±1.5)分;医患共同决策感知参与程度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家庭支持总分均呈正相关(r=0.34~0.51,P均<0.05);是否饮酒、是否规律监测血糖、对糖尿病的重视程度、家庭支持程度是老年糖尿病患者医患共同决策感知参与程度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老年糖尿病患者医患共同决策感知参与程度较低,可能受多种因素影响,医务人员可据此开展针对性医疗决策指导。

人工智能在医患共同决策中的应用

人工智能赋能医疗行业发展,为临床诊断、治疗、康复等领域提供了精准的智能辅助,其在医患共同决策领域亦具有较大潜力。然而,人工智能在医患共同决策中的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新的挑战与机遇并存。因此,本文阐述人工智能在医患共同决策中的应用现状,探讨人工智能决策辅助在医患共同决策应用中的潜在问题与挑战,提出可能的解决途径,为未来人工智能决策辅助的开发与实施提供参考。

儿童安宁疗护共同决策的本土化临床实践

通过对儿童安宁疗护医务人员实践经验进行总结,以及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和梳理,阐明儿童安宁疗护共同决策实践需要实现本土化的原因,并详细论述我国本土化实践的关键策略。儿童安宁疗护共同决策的实践之所以需要实现本土化,其原因在于:决策模式、患儿病情告知与死亡沟通、文化因素、医疗体系因素。本土化实践的关键策略在于:营造以患儿和家属为中心的人文环境;建立多学科安宁疗护团队及跨专业合作模式;构建本土化共同决策干预模式。

患者参与医患共同决策的思考

医患共同决策克服了传统医疗决策模式的固有弊端,实现了“家长式决策模式”与“知情式决策模式”的有机结合,有利于做出最适合患者的医疗决策。然而,部分患者盲从医者权威、缺乏必要医学知识以及医患互信基础薄弱等现实问题,制约了患者对医疗决策的参与,阻碍了医患共同决策的推进。作为医疗决策的主体,患者有效参与能够促成医患双方相互理解、促进医患决策落实、纠正医患决策失误。破解医患共同决策实践难题,要将提升患者参与能力置于首位,开展面向社会公众的医学常识教育、发挥社会支持系统的正向作用、培育医患互信的现实基础。

结直肠癌病人权力距离对医患共同决策的影响

目的:调查结直肠癌病人医患共同决策现状并分析病人权力距离对医患共同决策的影响。方法: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共同决策问卷病人版、病人权力距离量表对山东省内3所三级甲等医院胃肠外科、肛肠外科、肿瘤科489例结直肠癌病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结直肠癌病人共同决策得分为(60.05±10.23)分,权力距离得分为(44.90±3.82)分,共同决策与权力距离呈负相关(r=-0.629,P<0.05);回归分析显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主要照顾者和权力距离是医患共同决策的影响因素(P<0.05)。控制病人一般人口学变量加入权力距离变量后,△R2=0.033,表明病人权力距离能解释医患共同决策3.3%的变异。结论:结直肠癌病人医患共同决策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医护团队不仅要关注病人一般人口学因素,还应结合病人的文化背景,识别病人接受医患之间权力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充分评估病人的偏好,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医患共同决策。

医护患共同决策模式在耳内镜下鼓膜修补术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目的探讨医护患共同决策模式在耳内镜下鼓膜修补术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择2023年4月—11月于丰城市某医院行耳内镜下鼓膜修补术的76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各38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法,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医护患共同决策模式方案。结果经医护患共同决策模式方案干预前,两组患者在医疗决策参与满意度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决策冲突得分、焦虑、抑郁得分组间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医疗决策参与满意度总分及各维度得分高于对照组(P<0.05),决策冲突、焦虑、抑郁得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结论实施医护患共同决策模式方案能够有效提高耳内镜下鼓膜修补术患者的医疗决策参与满意度水平,降低其决策冲突水平以及焦虑和抑郁水平,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晚期肿瘤患者主要照护者参与安宁疗护医患共同决策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调查晚期肿瘤患者的主要照护者参与安宁疗护医患共同决策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3年6月至2023年12月在无锡市某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肿瘤诊疗中心就诊的420例晚期肿瘤患者的主要照护者作为调查对象。使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决策偏好、决策准备、共同决策量表患者版、决策冲突量表进行调查。结果晚期肿瘤患者主要照护者参与安宁疗护医患共同决策总均分为(35.05±5.24)分,决策准备总均分为(53.48±14.34)分,决策冲突总均分为(56.10±15.70)分。共同决策水平与决策偏好、决策准备呈正相关(r=0.213、0.123,P<0.001),与决策冲突呈负相关(r=-0.326,P<0.001);决策准备与决策冲突呈负相关(r=-0.118,P<0.00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患者医疗支付方式、主要照护者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职业、决策偏好、决策准备、决策冲突是其参与安宁疗护医患共同决策的影响因素。结论晚期肿瘤患者主要照护者参与安宁疗护医患共同决策处于中等水平,存在决策准备不足、决策冲突等情况。医护工作者应根据主要照护者决策偏好方式,通过决策辅助工具等多种手段提高他们的决策准备水平,降低决策冲突,以提高其参与安宁疗护医患共同决策水平,改善决策质量,从而推动安宁疗护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