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化：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研究新视角

"欧洲化"成为当前研究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新视角。本文探讨了欧洲化视角的兴起,介绍了欧洲化视角的发展历程以及理论的操作化。作者认为,传统理论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发展看作是国家或社会行为体影响欧洲层面制度建设的过程,而欧洲化视角则突破了这一局限,转而聚焦于欧洲层面的制度建设对成员国的影响,因此是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研究的一大进步。

宪政视野下的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以《里斯本条约》为分析对象

从宪政的视角看,欧盟的基础条约以及成员国的国内宪法构成了欧盟的多层宪法体系。欧盟的一体化过程不是欧盟条约发展成国际组织的过程,而是欧盟的宪政化动态发展过程。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是欧盟多层宪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欧盟在外交政策领域行使行政和管理职能的体现。2009年生效的《里斯本条约》明确赋予欧盟独立法律人格,统一欧盟对外政策的目标,取消欧盟三大支柱的划分,在机构设置上简化欧盟机构并增强机构间的协调与统一,从而促进了欧盟对外政策的有效性和一致性,使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由原来纯粹的政府间主义性质向受法治原则和条约法调整的双重属性过渡。但是,《里斯本条约》对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改革在某些方面还不够彻底,使现存条约体系下的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在具有重要宪政意义的同时,也成为新一轮宪政改革的重要对象。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政策工具及政策产出分析

1993年,随着《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正式生效和欧盟的诞生,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也宣告诞生。该政策包括了广泛的政策目标,而要实现这些政策目标则要辅之以有效的政策工具。2009年《里斯本条约》之前,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核心政策工具是共同立场和联合行动,2009年之后该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是决定。本文统计了2000—2009年该政策产出的共同立场、联合行动和决定的数量和地域分布,还统计了《里斯本条约》后2010—2012年新的综合性的政策工具决定的数量和地区分布。在精确的数据统计的基础上,本文对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政策产出进行了定量和定性的分析。这一分析有助于我们细致、全面地了解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具体实践。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制度创新及其影响

为了适应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更加"外向"的目标与任务,欧盟通过《里斯本条约》进行了重要的制度创新。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欧盟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对外行动署等新的制度安排对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原有机构之间的权力划分产生了较大影响,并最终在欧盟的对外行动中发挥新的作用。新的制度巩固和强化了该政策的政府间主义性质,各职位因代表欧盟整体利益而对成员国的偏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与引导。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运作产生"布鲁塞尔化"的趋势,有望通过各行为体更高频的磨合与互动为一体化寻求新的动力。

里斯本条约下的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里斯本条约改变了马约的"三个支柱"结构,引入了一个"里斯本"体制,就此意义而论,里斯本条约堪称欧州一体化进程中一个新的里程碑。同时,里斯本条约还通过机构与体制调整,推动了以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为核心的政治联盟建设。该条约虽然并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使欧盟的面貌焕然一新,但它的历史作用不容低估。

浅析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存在的问题

上世纪90年代,欧盟决定建立以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机制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联盟。但是欧盟各成员国存在利益分歧,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本身存在机制缺陷,欧盟财政和军事能力不足以及美国的制约等,使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始终难以发挥预期的作用。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之历史考察及理论解析

半个世纪以来,欧盟一体化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其政治领域的一体化远远落后于经济领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作为欧盟政治一体化的关键性政策领域有着其重要的作用。从欧共体外交政策行动到欧洲政治合作,再到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正式确立,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发展和法理基础呈现出现鲜明的渐进性特征。新功能主义和政府间主义对于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提出了各自不同的分析框架和解释,而对于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而言,政府间主义更为贴切、合理。

从《里斯本条约》看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机制对政策运作效力的影响

《里斯本条约》对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领域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明确了各机构的法律地位和行动目标,并在机制上进行了许多创新,旨在加强欧盟对外行动能力。欧盟在CFSP对外行为能力目标上雄心勃勃,但机制改革后,CFSP在实践上存在机构权限重叠、行动资源和工具匮乏、决策机制效率不高、对成员国约束力有限等问题,使宏大目标与政策效力间"期待—能力的差距"加剧。《里约》反映了政治精英推动宪政机制向超国家发展的同时却客观上强调了政府间主义的现实。而CFSP在政府间主义主导下的"布鲁塞尔化"成为该政策向超国家方向发展的主要形式,说明机制化进程不是产生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压力和动力,推动CFSP向超国家层次发展。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进展、动因与问题

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不断进展和冷战格局下的内外形势共同促成了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逐步形成 ,尤其是它 1 993年后在目标、机制、财政安排以及防务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是 ,由于国家主权的敏感性所派生的问题、运作机制上的缺陷以及棘手的与美国、北约关系等因素 ,使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进一步发展阻力重重。总起来看 ,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仍然处于初创阶段 ,还需要相当一段时期的发展才能真正成熟。

试析《里斯本条约》框架下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布鲁塞尔化”

"布鲁塞尔化"这一概念较好地描述了冷战后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相关行为体不断向欧盟总部聚集的现实。建构主义赋予了"布鲁塞尔化"更加宏观的分析视角,诠释了欧盟如何在一种"社会化"的动态进程中逐渐改变主权国家的偏好和行为方式。通过改良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法律基础、组织运作,塑造联盟集体身份,《里斯本条约》推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布鲁塞尔化"趋势不断强化与发展。

国际危机--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推进器

冷战结束后,一些国际危机尤其是发生在欧洲境内的危机使欧盟的安全和利益受到威胁,欧盟维护欧洲地区安全的意识和能力因而有所发展。冷战后的国际危机推动了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确立和不断完善。虽然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在平时状态下也会得到发展,但更可能的是,它只有在发生重大国际危机的情况下才会有更大的甚至是突破性的进展。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形成及其动因

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是欧盟政治一体化的核心内容,是欧洲一体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欧盟所实施的这一前所未有的政策机制对欧盟未来发展尤其是其国际地位和世界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法国和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一、法国对发展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立场 1．发展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法国安全战略的核心要素冷战的结束导致法国在国际政治棋盘上的重要性下降。一方面，冷战后美国咄咄逼人的谋取全球霸权和建立单极世界的攻势使冷战时期“持二等车票，坐头等车厢”的法国倍感压力。另一方面，德国统一后，法德在欧共体内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

评述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困境

随着20世纪70年代欧洲政治一体化合作进程的启动,欧盟在共同外交与安全领域的合作也不断巩固和扩展,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后被视为欧洲三大支柱之一,其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也不断地得到拓展。它是对欧洲政治一体化的进一步提升,但由于政府间合作的根本性质没有改变,所以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因此这种推进和提升都是有限的。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制度分析

目前欧盟已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上形成了较为完善和相对独立的制度框架及成员国政府间合作相结合的运行模式,这反映出后冷战时代欧洲安全结构重新调整的现实需要及欧洲经济与政治一体化进一步深化的迫切要求。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制度协调是介于“欧洲化”的向心力和“国家控制”的离心力之间的一个相互妥协的演进过程。因此,通过制度分析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本质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府间合作性质,也不是超国家的一体化过程,实质上是政府间合作主义与超国家一体化主义两种相互冲突的驱动力之间的持续妥协统一产物,体现为一体化趋势中的一种政府间合作模式。

从欧盟反恐视角检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发展与挑战

"911事件"后,欧盟开始反思对待恐怖主义的态度与方式。如今欧盟反恐政策已成为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要务之一,内部安全领域也建立了庞大的反恐机制。然而恐怖主义的性质在改变并可能与其他全球安全议题挂钩,加上美国推进全球反恐战争的强硬主张,使向来强调柔性强权特质的欧盟陷入两难。后冷战的安全议题具有多面性及复杂性,欧盟必须打破支柱框架,使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和反恐的大框架整合。此过程反映出欧盟安全思维的转变,然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下反恐安排建制的成果与缺失,也突显出欧盟想要建立外交与安全的共同政策仍需努力的事实。

从欧盟反恐视角检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发展与挑战

911事件后欧盟开始反思对待恐怖主义的态度与方式。如今欧盟反恐政策已成为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要务之一,内部安全领域也建制了庞大的反恐机制。然而恐怖主义性质在改变并可能与其它全球安全议题挂钩,以及美国推进全球反恐战争的强硬主张,使向来强调柔性强权特质的欧盟陷入两难。后冷战的安全议题具有多面性及复杂性,欧盟必须打破支柱框架,使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和反恐的大框架整合。此过程反映出欧洲安全思维的转变,然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下反恐安排建制的成果与缺失,也突显出欧盟想要建立外交与安全的共同政策仍需努力的事实。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缘何难以实现

1993年11月1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确立了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这一政策的确立是欧盟政治一体化逐步发展的结果。然而，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欧盟内部却出现了“主战”和“主和”两个声音，使欧盟多年来极力呼唤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严重受挫。主要探讨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性质、运作机制，并从各成员国对伊拉克战争的不同态度及欧盟东扩来深入分析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难以实现的一系列制约因素。

从高级代表看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发展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是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协调人,它在推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发展、提高欧盟对外显示度、促进欧盟对外政策一致性的同时,也受到欧盟政府间性质、对外代表混乱、轮值主席国制度以及预算资金缺乏等诸多因素的制约。《里斯本条约》大大扩展了高级代表的权限和活动舞台,使之真正成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的核心角色,并在某种意义上履行"欧盟外长"职责,但是高级代表的发展前景目前依然难以断定。

《里斯本条约》与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里斯本条约》对欧盟对外关系领域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包括设立欧盟常任主席、合并原高级代表与欧盟对外关系专员职位、设置欧洲对外关系行动署、扩大有效多数表决机制的使用范围等,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提高联盟对外政策的连续性、有效性和一致性,提升欧盟的国际行为体角色。上述改革被普遍乐观地认为会加强欧盟用一个声音说话的能力。但是由于改革并没有改变欧盟对外关系领域内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支柱体系下独特的决策特征,加上《里斯本条约》中相关的制度革新仍然具有相当程度的模糊性,因此改革在短时间内会加剧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内的期待—能力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