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摄入型兴奋剂违规禁赛期减免因素实证研究--以国际体育仲裁院2014-2024年仲裁裁决为样本

污染摄入型兴奋剂违规是运动员通过一定污染源或中介体被动摄入禁用物质导致阳性检测结果,可分为产品污染型、肉类污染型、密切接触型、其他污染型和来源不明型5种类型。通过对国际体育仲裁院近10年相关裁决的实证分析,归纳出实然层面认定影响禁赛期减免的因素及其逻辑联系,并与《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的应然要求相对照,形成包括“禁赛期认定逻辑流程图”“非故意检视对照清单”和“过错程度评估对照清单”在内的禁赛期减免模型。该模型不仅有利于国际体育仲裁院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提高工作效率与质量,更有利于运动员事前增强污染摄入防范意识、事后积极争取禁赛期减免,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兴奋剂违规处罚程序与仲裁程序的衔接研究

运用逻辑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等方法,深入探讨了我国在体育仲裁制度建立后,兴奋剂处罚程序与仲裁程序的衔接障碍,并提出了相应的衔接方案。研究发现,当前兴奋剂处罚权形式主体和实质主体的分离,使反兴奋剂中心可否成为兴奋剂仲裁案件的被告或共同被告存在问题,处罚单位在体育仲裁中的程序地位也不清晰,对于处罚单位可否在体育仲裁中指控反兴奋剂中心也存在疑问。研究认为,要理顺程序则有必要消解兴奋剂处罚权主体的分离现象,从长远来看,我国应顺应国际发展的大趋势,将处罚单位的权力完全让渡给反兴奋剂中心行使,但鉴于目前的法律障碍,可采取由处罚单位拥有处罚权,处罚委员会为其提供咨询建议,由反兴奋剂中心行使程序监督权的过渡方案。

兴奋剂违规信息公开的合法性研究——对欧盟初步裁决案件的述评

2023年,针对一起欧盟初步裁决案,欧盟总法律顾问发表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奥地利反兴奋剂机构(NADA)在网站上公布违规运动员信息的做法符合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该意见依次分析了NADA处理的信息是否属于法定允许处理的信息,信息处理主体是否具备信息发布的主体资格,公开行为是否符合比例原则。此案件为反兴奋剂机构在违规信息公开前的自我审查提供了重要指导,强调了在权衡公共利益与运动员个人隐私权时须严格遵循比例原则。与此案件密切相关的2021年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第14.3.5条需要修改,建议在规定最低公开披露义务的基础上赋予各国自主权。此外,此案件为我国在禁赛期结束后删除运动员违规信息以维护运动员合法权益提供了借鉴。

论兴奋剂违规处理中运动员权利的保护

分析《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确定的反兴奋剂制度关于严格责任原则,兴奋剂违规的后果对运动员权利的影响,兴奋剂违规处理程序中运动员程序权利的保护效果等问题,认为严格责任原则、禁赛处罚制度与一般法律原则并不冲突,对运动员的权利给予了足够保护,但在违规处理程序上有待改进,可考虑给予运动员更充分的程序权利。

兴奋剂违规认定:“严格责任”还是“过错责任”——以《世界反兴奋剂条例》条款2.5为视角

《世界反兴奋剂条例》条款2.1和2.2规定:认定兴奋剂违规时,无需证明运动员的意图、过错、疏忽或明知使用;换言之,认定兴奋剂违规不需要考虑行为人是否具有主观过错。由此,普遍认为兴奋剂违规归责秉承“严格责任”原则。但《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将条款2.5中的“篡改”定义为故意行为,行为人具有主观故意是构成条款2.5下兴奋剂违规必不可少的要件,在认定违规时必须予以考虑,致使严格责任与条款2.5发生冲突。分析条款2.5的目的、构成要件以及适用实践,将其确定为“过错责任”或更为恰当,严格责任也因此表现出被逐步限制的趋势。但条款2.5在当前的规则体系下适用过错责任,还存在着“故意”的概念不明确、与《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的处罚规则衔接不力等问题。有鉴于此,应明晰与过错责任相关的概念、加强条款2.5与处罚规则的衔接,使兴奋剂违规的归责原则在适用上更为合理。

论兴奋剂违规处罚中的非故意证明

《世界反兴奋剂条例》采用故意推定的方法认定非特定物质兴奋剂违规,运动员只有通过证明自己非故意,才能得以减轻乃至免除处罚。由于证明条件较为模糊,运动员举证责任较大,非故意证明几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实践中采取了降低禁用物质来源的证明要求、拓展运动员举证路径等方法对非故意证明规则进行调适,2021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对此也给予了回应,但在具体证据要求的确定性等方面仍有待完善。对此,建议通过扩充非故意违规处罚规则、强化证明方法自由原则、将成本效益分析引入优势证据证明标准等方式,适当考量主观因素,疏解这一规则困境。这将有助于提升兴奋剂违规处理的合理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公正的反兴奋剂规则体系。

国际体育仲裁中当事人辩论权的类型化研究——以兴奋剂违规案件中的运动员为视角

国际体育仲裁是世界各国运动员维护个人权利、追求竞赛公平的一条重要途径。根据当事人辩论活动的具体内容和辩论活动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可以将辩论分为违规辩论、处罚辩论、程序辩论和证据辩论4种基本类型。国际体育仲裁因运动员兴奋剂违规而引起,所以当事人针对运动员是否构成兴奋剂违规而进行的辩论活动便属于违规辩论。处罚辩论是指,当事人对体育组织作出的处罚决定是否符合规定、是否适当等,展开的辩论活动。程序辩论,主要是以反兴奋剂组织的实际办案程序是否遵守相关规定为内容而进行的辩论活动。证据是CAS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也是当事人进行辩论的根据,证据辩论意味着当事人围绕证据进行说理与论辩。在国际体育仲裁实践中,违规辩论和处罚辩论的效果不彰,并且二者存在逻辑冲突,实体辩论与程序辩论的地位有所偏颇,其他辩论更是依附于证据辩论。鉴于辩论权是仲裁当事人所享有的有助于促进仲裁公正的综合性的基本权利,所以在国际体育仲裁中应当切实保障当事人的辩论权,充分发挥律师和专家的作用,依据案件事实和相关规定确定对抗或者合作的辩论方向,构建起实体辩论和程序辩论并重之格局,以及根据证据积极地进行辩论。

我国兴奋剂违规行为听证制度的历程评价与发展对策

在作出最终处理决定之前举行听证,给面临纪律处罚的运动员或体育团体一个表达意见的机会,是国际体育运动中的通行做法。这样做法不仅有利于查明事实真相,得出公正的处理决定,而且能最大限度地尊重和保护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自原国家体委于1995年发布《禁止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的暂行规定》以来,我国的兴奋剂违规行为听证制度经历了确立、发展和全面接轨3个阶段,每个阶段均有各自的积极作用和存在的问题。如今,对这段历程进行回顾与总结,不仅能理清理论研究的思路,而且能发现当前听证工作的不足之处,为切实保障运动员基本权利以及我国今后的反兴奋剂工作提供帮助。2015年1月1日,国家体育总局令第20号《反兴奋剂管理办法》及其配套规范性文件《体育运动中兴奋剂管制通则》,与新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同步实施,不仅完善了我国反兴奋剂法律体系,而且打通了国内机制与国际机制相衔接的通道。在今后的反兴奋剂斗争中,我国应在借鉴的基础上面向未来,让兴奋剂违规行为听证制度在兴奋剂管制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修订相关规范性文件和保障听证效果的实现这2方面提出发展对策,以期为完善我国的兴奋剂违规行为听证制度有所裨益。

加拿大自行车运动员兴奋剂违规案的法律思考

对加拿大自行车运动员杰克·伯克(Jack Burke)兴奋剂违规的体育仲裁案件进行分析,从双方的争议点出发,结合处罚结果进行拓展讨论,从上诉期限的起算、运动员过错的认定以及举证过程中的证明标准和反兴奋剂教育培训义务等角度分析本案在法学方面的意义。本案启示在于:对国际自行车联盟(UCI)以及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来说,上诉期限应当以"完整决定"为起算点,对"无过错或无疏忽"的认定要从严把握,同时应当保留"完全满意"的证明标准,完善对年轻运动员反兴奋剂培训的规定。对运动员来说,其良好的个人品质对于支持自己的主张,以及确定是否构成违规有重要帮助,运动员时刻需做好针对兴奋剂的合理防范措施。最后,文章结合本案对我国的反兴奋剂规则的修订给出了改进建议。

确认体内违禁物质来源对兴奋剂违规非故意认定的意义——从阿德米诉欧洲足联案谈起

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在"无过错和无重大过错"的定义中明确要求运动员要证明违禁物质如何进入体内,而关于"非故意"则无明文规定。在阿德米兴奋剂违规案中,国际体育仲裁院在运动员未能证实样本中违禁物质来源的前提下,运用优势证据认可其违规行为为非故意,将4年的禁赛期缩减为2年。通过对该案例的分析和对类似案件的对比,得出结论:运动员的举证责任和他获得的利益原则上成正比,运动员必须确立违禁物质如何进入体内以证明自己无过错或无重大过错,从而达到免除或缩减禁赛期的目的,参照上述规则,对于非故意可以减少一半的禁赛期这样巨大的利益也应当明确运动员的这一举证责任是必需的。

从补充剂污染角度来看兴奋剂违规行为的过错问题——日本体育仲裁委员会对寺崎浩平兴奋剂违规行为处罚仲裁案例评述

日本体育仲裁委员会对寺崎浩平兴奋剂违规行为处罚仲裁案例进行了评述,研究认为,世界反兴奋剂条例(2015版)将“受污染产品”的相关规定,划分在运动员“无重大过错或疏忽缩短禁赛期”之中,将补充剂的污染与运动员是否尽了合理查询义务的过错程度相关联,那么如何从补充剂受污染的角度去综合评价运动员的过错程度则十分必要。该案例对我国的启示如下:正确认识和处理“受污染产品”情形,发挥基层管理机构的治理和社会监督作用,增强对“低过错或无过错”运动员的保护。

兴奋剂违规事件屡禁不止现象的思考

对运动员违规使用兴奋剂的心理动机、日常运动补剂使用情况以及如何看待运动和兴奋剂的关系等进行系统调查,分析列出运动员违规使用兴奋剂的个人、社会及政策原因,提出有效防止兴奋剂的使用,除依靠检查和处罚,还要多渠道明确兴奋剂的健康风险及不断更新的禁用清单等相关知识,关注运动员心理状态,在降低体育活动趋向商业化上做出努力。

《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兴奋剂违规“情节严重加重处罚”条款存废之辩

兴奋剂违规“情节严重加重处罚”条款,以打击兴奋剂违规为主要目的。兴奋剂违规处罚的公法属性揭示了该条款以责任加重为依据,体现“重罪重罚”的形式相称性;兴奋剂违规处罚的私法属性表明该条款是意思自治下权利让渡的结果。然而,该条款不满足比例原则的必要性要求,筑起了“严者愈严,宽者难宽”的处罚机制,变相扩大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等体育组织的权力,反映了《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对基本违规的量“刑”考虑欠缺,条款具体内容的不完善威胁着运动员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些纰缪令人质疑该条款存在的合理性,该条款不应“卷土重来”。

运动员权利保障与兴奋剂违规处罚的关系探究——以《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为视角

在反兴奋剂领域中,协调好运动员权利保障与兴奋剂违规处罚的关系是世界各大反兴奋剂机构在制定反兴奋剂规则时需要着重审视的问题,其不仅关系着运动员在反兴奋剂领域中能否得到公正审判,而且还有利于保障运动员合法权益不受兴奋剂处罚机制的不适当侵害。采用文献分析法,基于2021年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在运动员权利保障以及兴奋剂违规处罚方面所做的新规定,对其关系进行探析,研究总结后得出结论:虽然《条例》的最新规定协调了反兴奋剂领域中二者的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权利保障与违规处罚在反兴奋剂中的地位仍旧是不相称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在未来需要不断对规则进行完善,真正实现运动员权利保障与兴奋剂违规处罚的平衡与相称。

兴奋剂处罚中违规运动员提供实质协助的认定标准探析——弗拉基米尔·奥布霍夫国际体育仲裁案件评述

《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在第10.7.1条中规定了实质协助条款,以暂缓执行部分原本适用的禁赛期等处罚后果的方式,鼓励违规运动员或者其他当事人揭发他人兴奋剂违规等事项。该条款对促进纯洁体育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奥布霍夫案中,不同机构对当事人提供的协助是否构成实质协助的判断不一,揭示了实质协助条款在行为定性上存在模糊性。通过分析实质协助的相关案例,探究体育法原则,从刑法学立功视角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当违规运动员提供的信息足以促使对被检举人启动违规案件的调查时,就应视为满足实质协助的条件。为了进一步明确实质协助条款的认定要求,结合2027年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修改草案的内容,认为在相关条款注释中应当公开实质协助的信息类别,将优势证据标准作为实质协助的认定标准,并删除以“兴奋剂违规的严重程度”作为暂缓禁赛期幅度的判断依据。中国有关方面也应准确理解实质协助条款的真实含义,并使国内有关实质协助认定标准的规定与国际保持一致。

《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禁止合作”机制之再完善

2015年实施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引入了“禁止合作”机制,禁止运动员或其他当事人与某些兴奋剂违规的辅助人员合作。运用规范分析、案例研究等法教义学方法,发现在实践中该机制的适用率极低,而且即使经过2021年实施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的修改,该机制仍然存在诸多不足。通过法律解释学方法以及法社会学方法的研究,得出结论:相关条款应当进行再完善,必须规定“合作”的一般定义;恢复反兴奋剂组织对运动员的告知义务;采取更加公平的方式确定辅助人员被取消资格的期限。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追诉机制的反思与建构

国际反兴奋剂立法蕴含着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追诉机制,我国反兴奋剂专门立法及相关立法直接或者间接地规定了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追诉机制。但是,在前者中行刑衔接不力,在后者中行刑衔接基本阙如,故难以实现对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有效追诉。兴奋剂检查的国际标准与国内标准不一致、兴奋剂样本取证难度大、责任主体沟通渠道不畅、移送监督机制保障不足等,是建构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追诉机制面临的难题。为此,有必要先制定统一的行刑衔接基本法,然后针对反兴奋剂违规行为制定具体、专门的行刑衔接实施细则。在具体举措上,应当制定严于国际反兴奋剂法的检查标准,建立反兴奋剂机构与公安机关之间的协同侦查模式和兴奋剂犯罪情报信息共享平台,实现案件移送的外部监督。

反兴奋剂工作中运动员权利保护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及协调研究

在反兴奋剂工作中运动员(即竞技体育运动的参与者)权利保护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及协调是反兴奋剂规则制定时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反兴奋剂工作中对运动员权利进行干预的合法目的是:保护运动员的健康权;维护体育赛事中的公平竞争;以最小程度干预运动员权利来实现反兴奋剂工作维护公共利益的目标。《世界反兴奋剂条例(2021年版)》新修订条款加强了对运动员个人权利的保护:一是将健康促进与运动员权利保护列入了体育功能;二是新修订条款对"受保护人员"的界定体现了对未成年运动员在反兴奋剂工作中的特殊对待;三是新修订条款更强调兴奋剂违规纠纷案的听证程序和审判的公正性;四是新修订条款使兴奋剂违规处罚与兴奋剂违规行为更符合相称性原则;五是新修订条款确保了运动员权利在反兴奋剂工作中受到同等保护。由此,中国政府应当在《世界反兴奋剂条例(2021年版)》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兴奋剂检查程序;与世界反兴奋剂工作接轨,进一步完善国内的兴奋剂违规处罚规定;对中国运动员加强反兴奋剂教育,深化其对反兴奋剂工作的认识;要加强保护未成年运动员在反兴奋剂检查中的权利并要进行特别规制。

2021年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WADC)的修改评述——基于与2015年版WADC条款的对比

2021年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WADC)回应了世界反兴奋剂斗争的新形势,进一步明确了诸多争议问题。在基本原则部分,将健康提到基本原则的首要位置,新增运动员权利,体现了对运动员权利的重视和关注。在具体内容方面,修改和完善了兴奋剂违规的认定、罚责、救济与执行,从实体和程序2个方面强化运动员合法权益的保护,充分体现了兴奋剂违规处罚的相称性。虽然仍然存在着一些规定上的不足和适用上的模糊,但总体上应充分肯定2021年版WADC的进步与发展,需及时适应规则的调整和更新。

《反兴奋剂教育国际标准》解读——以“孙杨案”为起点

“孙杨案”暴露了运动员与其辅助人员,以及体育组织在反兴奋剂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解决该问题的起点是制定反兴奋剂教育的国际规则。《反兴奋剂教育国际标准》作为反兴奋剂国际规则体系中全新的单行规范性文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明确了反兴奋剂教育的首要基本原则,规定了签约方在制定、实施和评估教育方案时的标准、义务和责任,增强了反兴奋剂教育的可行性,但仍存在不足。由此,建议未来要统一教育与反兴奋剂教育的定义,不再在分论部分重复表述首要基本原则,删减第三部分中签约方一般义务的表述,专条规定国际(残)奥委会的角色和责任。同时,应当参照国际标准完善我国的反兴奋剂教育规则,尽量采用《反兴奋剂教育指南》的建议,建立反兴奋剂教育咨询专家库,推动反兴奋剂教育预防体系的构建。